羊城晚报：深忧广州营商环境四问
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但这些年一大批知名企业总部纷纷外迁或“北上”，原因在哪？《财富》发布2014年中国企业家500强榜单排名，北京98家排第一。其后依次是上海37家、深圳27家、杭州15家，广州12家排名第5，大家怎么看？无论上市企业数量还是总市值，相比京沪深，广州还有很大差距，小心北上广深变北上深啊…… 昨日下午市政协大会，委员们热议了17个相关提案，除养老服务、普法教育、三农问题外，17个提案中有近10个涉及广州的营商环境，这与本报此次两会聚焦的“营商环境”大调查不谋而合。委员们援引调研翔实的数据表示，在大的经济背景下相较北、上、深，广州近些年颇有危机感，他们纷纷呼吁出台“政策红利”为营商开道铺路。
1问 名企总部为何外迁广州？
名企流失，政协委员张强对此表现得忧心忡忡。其在《关于进一步防止我市企业总部外迁的建议》的提案中开门见山，称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在民间也长期享有中国“第三城”的地位。但近年来，广州一些知名企业总部却纷纷外迁或“北上”，这种异常引发关注。
张强列举了很多实例。比如2003年，量贩式超市好又多“迁都”上海；2006年中英人寿和中意人寿两个外资保险总部，先后迁往北京；2009年保洁公司将研发中心迁往北京、销售中心迁往上海。广州为何留不住这些“纳税大户”？经过调研，张强分析称这首先要归咎于广州政策吸引力不足。
张强称，京津沪都是直辖市，直接受惠于国家战略及重大政策资源的支持，北京的首都优势独一无二，深圳的特区优势无与伦比，而上海、天津的自贸区、滨海新区政策优势也很明显。其称据一位跨国日化公司负责人透露，上海的政策红利——上海自贸区试点是促成宝洁在华业务重心调整的重大诱因之一。其中，优越的财税政策是企业总部的首要吸引点，在这方面上海、深圳等市走在全国前列，形成了明显的政策洼地效应。
而反观广州，受现存财税分配体制的制约，全市每年创造的全口径税收收入，仅有不到30%留归地方使用，而留归市本级的一般预算收入仅为税收总收入的1/7，这大大限制了广州对总部经济的财政激励能力。此外，用地、人才政策也缺乏突破，在天津、珠海等地区，为留住企业总部，当地政府可以财政返还方式实施对企业高管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广州在这方面的政策差距明显。
如何防止名企总部有外迁的趋势？张强建议，广州应加快营造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具体如借鉴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经验，改进投资管理模式，建立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新体制；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将过去的企业年检制转变为企业报告公示制。除此，政府加快编制和出台政府各部门“权力清单”，规范涉企税费，全面清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
2问 广州上市企业为何这么少？
前一位担心名企落户广州的数量，后一位则在担心广州名企的质量。广州政协常委江英桥非常关注广州上市的民营企业。他引用调研数据称，截至2014年10月，广州有境内外上市公司102家(深圳184家)，但无论是上市企业数量还是总市值，以及资本市场的活跃度，相比北京、上海和深圳，广州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
“我们都不希望看到，某一天‘北上广深’的提法变成了‘北上深’！”江英桥称，相对于京沪深，广州缺乏开放性、市场化的后备企业资源互动、分析平台。同时广州资本市场活跃度不足，有效支持政策、工作机制也不完善。除此，目前政策支持多是对企业上市后的补贴，缺乏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支持，对境外上市、新三板挂牌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大；对市直属的国有投资机构，在支持市内企业上市工作上的政策性导向也不够。
江英桥特别举例称，在地方政府为企业上市提供的工作机制方面，广州企业上市工作职能部门为金融服务办公室，相比深圳、青岛等地成立的证监局，职能定位就不够灵活和市场化。对此他建议，政府首先建立开放性、市场化的后备企业资源互动、分析平台。除此，应加大政策力度吸引优质的券商来广州市设立服务机构，丰富创投资源，力争大幅度广州市的证券公司资产总规模以及经纪业务规模。
做好上述举措，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终结。江英桥称另一方面，政府应调整和补充当前企业上市过程中各类扶持政策的有效内容，例如在高技术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各类专项资金等申请上，优先支持上市后备企业。与此同时，广州市政府还应加大对上市企业协会的规范化指导和政策支持，让上市企业协会形成日常工作机制，定期走访企业，与企业形成常规化的交流和辅导，对协会开展的各类指导服务，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
3问 招商选资机制为何这么老套？
招商选资无疑是广州市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近年来，广州引进外资的增速放缓，新落地的龙头项目少，招商形势不容乐观。原因出在哪里？昨日下午，委员李震霄经过调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思维太老套，没看重互联网背景。
李震霄列举了一组数据，广州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速，从“十五”期间的17.8%降到了2013年的5%，增速明显放缓。而新落地的龙头项目，据其统计数据显示，广州目前产值前20强的企业中，有16家是10年前引进的，而2010年以后引进的只有1家。为此他认为广州招商引资30多年后，在互联网背景下有必要以社会化分工、市场化方式、信息化手段、人才优先、服务便捷等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广州招商选资思路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其称30多年来，广州沿用的招商思路几乎没变，还是靠下指标、拼土地、拼优惠政策，比增长。但目前广州土地因素制约越来越明显，新增用地规模和用地指标难，规划调整难，征地拆迁难，原来消耗性的“拼命三郎”式的招商机制已难以为继。
对此，李震霄开出了一张支招清单，其表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要创新招商选资机制。如既要注重外资，也不忽略内资，特别要注重民间资本的激活和本地企业、已落地企业再投资；既要重视大企业(大项目)的引进，也要重视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新业态、成长型小企业。同时，要注重近期效益向近、中远期效益相结合转变。既要引进一批，也要培育一批、壮大一批，特别要注重延伸产业链，培育产业生态。
李震霄特别提出，结合“退二进三”、“三旧改造”、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等工作，广州应按产业布局、投资重点，采取转让企业资产、股权、债权、BOT、PPP等方式，进行招商选资，以市场化的手段促进产业升级和行业升级。同时，政府应有由粗放型宣传模式向现代化推介模式转变，积极梳理各类招商平台，统一推介口径，设计易辨识、国际化的形象标识符，提高城市的辨识度。
4问 如何移走审批改革三座大山？
昨天下午的发言大会上，市政协常委刘进贤对营商环境的审批改革制度作了提案发言。其称2013年一份“万里长征图”，触发了广州行政审批的改革；随后，《广州市建设工程项目优化审批流程试行方案》实施；去年10月，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清理省政府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通知》，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清理。
随着政策落实，刘进贤称经过这番改革，广州市行政审批制度“三个大幅度减少”——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大幅度减少审批时间、大幅度减少审批费用。但是经其调研发现，目前广州行政审批中，仍然存在有审批潜规则、垄断的中介机构、落后的法规“三座大山”。其称因审批效果极大关系城市的营商环境，故不除这三座大山，会影响项目落地的速度。
刘进贤在提案中提及，首先审批事项精简的成效有待落实。2013年5月广州市建设工程项目联合审批区正式对外服务，实行一门受理、并联审批，从立项到施工许可的审批时限压缩为30个工作日，原本三个月的审批时间压缩为一个月提速60%。但现在企业建设项目审批中走联合审批渠道的，仅有百分之三。
其次，评估中介承接权力成为“二政府”。 一些挂靠在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和各类公司、行业协会、商会、中介等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权力的转移，从事具有官方色彩的协调、联系、评优等活动，目的就是从企业那里挣钱。对于企业来说，这种权力的转移不过是变换了“婆婆”的名字。第三，在经过多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留下来的行政审批项目多数有法律、法规、规章等做依据。要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均需要突破现行法律法规等具有法定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针对上述问题，刘进贤提出要破除这三座大山，首先必须让审批改革“透明化”，让改革的效果落到实处。例如建立审改工作的评估机制，从合法性、成本效益、群众意见等角度，对审批事项、审批方式等做出评估结论；二是需对中介机构“去行政化”，引入竞争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同时要让监督机制“体系化”，严格落实考评制度。再次是实行审批流程“模块化”，试行咨询、受理、审批三分开，例如涉及一个部门的多个审批事项，或应合并，或应统一受理，不得分批分次进行，想方设法优化审批流程，让审批的管理更加规范和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