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腐败增量：侥幸心理、自恃人脉广成顶风作案主因
张浩/漫画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7月6日发布消息: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成员栗智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通报中特别强调,栗智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去年以来,中央纪委曾多次表示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在党中央力推“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之下,为何仍有“任性”的顶风违法违纪者?这是否会影响“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这一反腐败政策的实效,进而最终有碍良好政治生态建设?近日,记者就上述问题对专家进行了采访。
多名“不收敛、不收手”官员落马
今年2月1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同时通报了3名省部级官员被“双开”,分别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隋凤富。在通报中,中央纪委首次使用了“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等表述。
查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记者统计发现,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多名落马官员在被开除党籍的通报中被提及“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其中,涉及省部级官员12人。除前述3人外,还有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陆武成、河北省委原常委景春华、黑龙江省委原常委韩学键、山东省委原常委王敏、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中石油原总经理廖永远、国家工商总局原副局长孙鸿志、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斯鑫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
6月1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加大纪律审查力度、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刊文时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
“对这些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官员作为反面典型点名通报,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党的反腐决心。同时,也是要警示那些依然敢顶风作案的官员,对其形成有力的震慑,进而对遏制腐败增量发挥作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北京市工商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胡功群看来,十八大后众多“不收敛、不收手”高官的落马,不仅凸显了纪检查办案件的高效率和大力度,也表明在十八大后高压反腐的形势下,仍有腐败增量出现,腐败蔓延的势头没有得到完全遏制,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不少反腐专家和学者表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绩有目共睹,不管是加大反腐透明度,还是落实“两个责任”,都对遏制腐败蔓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的反腐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大量待清理的腐败存量和腐败增量的出现都表明反腐败任重道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侥幸心理、自恃人脉广是顶风作案主因
纵观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重拳,不可谓不严,特别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政策,更是彰显了中央层面反腐败的决心。但在一系列反腐铁律和禁令面前,为什么还有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敢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呢?
在任建明看来,这是因为少数腐败官员抱有侥幸心理,低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对反腐持有观望态度,认为反腐败可能只是一阵风,反不到自己头上。
“总有一些官员胆子比较大,觉得新一轮反腐不可能长久地开展下去。因此,觉得自己能够侥幸逃脱,成为漏网之鱼。归根结底还是侥幸心理作祟。”任建明说。
翻看贪腐官员的现实样本不难发现,心存侥幸心理者并不在少数。
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四川省乐山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代荣颇具代表性。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夏代荣这样忏悔:“我一度错误地认为,现在腐败的人很多,被查处的很少。我自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成为被查到的少数人。”
受访专家认为,除侥幸心理外,有些官员自恃级别高、有靠山,或者是有特别的人脉关系,认为反腐不可能撼动自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官员自恃树大根深、背景雄厚,就会产生有恃无恐的心理,进而为所欲为、不加收敛,构成了腐败增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任建明指出。
蒋国星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被称为“明星官员”的蒋国星,历任江苏省句容市原市委书记,徐州市委原常委、睢宁县原县委书记,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2014年9月10日,蒋国星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万元。蒋国星在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写下了一份忏悔书,对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工作过程中结交了省级领导,认为他们就是我的靠山、保护神。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站出来为我讲话的。这种想法让我有些有恃无恐。”
胡功群认为,一些领导干部敢顶风作案,与他们误读反腐斗争形势、过于看重自己摸索找到的“经验”有关。“很多领导干部凭着之前其他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经验教训’,认为只要从事不法行为时谨慎些就不会暴露,就不会撞在反腐败的枪口上。”
“此外,部分领导干部贪婪成性,已经习惯了腐败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积习难改,继续我行我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胡功群说,“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政治生态不佳、制度环境不严、违纪成本太低,给了违法乱纪者钻空子的机会。”
遏制“不收敛、不收手”事关反腐成败
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曾指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员干部,党的十八大以后不收手,为所欲为、自鸣得意的,还有现在重要岗位、可能进一步提拔重用的年轻干部等干部问题线索,要重点查处。
虽然中央反腐的力度持续加码,但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尤其是被通报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案件来看,遏制腐败增量仍然是当前推进反腐的一大难题。
在反腐败进程中,如何实现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的目标?受访专家发表了看法。
任建明建议,严肃惩处顶风作案的官员,真正做到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如果现在不查处,等形成风气后,将来清查将更加艰难。”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曾撰文认为,遏制腐败增量,严惩行贿不可少。他解释说,从理论上来说,没有行贿则不会产生受贿,加大对行贿的惩治力度,将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行贿人的动机,从而降低贿赂犯罪的概率,这对于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之所以有些人还敢顶风而上,是因为还有制度缺陷,这需要反腐制度的完善,把腐败关到制度的笼子里。”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李和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编制笼子还需要过程和时间”。
在任建明看来,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社会病”,反腐成败更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而当前“治病”的主要任务还是“治标”,解决敢不敢的问题,然后才是“治本”。
任建明告诉记者,腐败问题的形成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因此,采取措施把腐败势头遏制下去也同样需要过程。由于腐败这种“社会病”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反腐成果的显现与反腐举措之间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我们常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所以,解决腐败这一顽疾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必然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过程。”任建明说。
“只有遏制住腐败增量,清理腐败存量,做到让领导干部‘不敢腐’,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谈及遏制腐败增量的意义时,任建明向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