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民族：五百年来主沉浮(组图)
《上帝与黄金》
作者：（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12月
定价：69元
《英语民族史》以英国历史为中心，从英语民族的起源、发展一直记述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为止，既概述了英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发展情况；也完整介绍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国家的诞生过程以及与英国的关系；同是，本书亦详细叙述了欧洲史上与英国有关的重大事件，如罗马帝国的兴衰、法国革命的爆发、拿破仑帝国的兴亡、德意志帝国的崛起等。揭示了千年以来世界霸权演变与更迭的秘密。
过去五百年,是历史发展的异数，从没有哪个时期，人类创造出如此多的财富，社会结构发生如此惊人变化。而在此过程中，英语国家长期居于领先地位。
一代代挑战者前仆后继，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苏联，但谁也未能成功。更重要的是，在几乎所有关键战争中，英语国家都笑到了最后（只有一次例外)，即美国独立战争，虽然英国输了，但另一个说英语的国家美国却赢了。
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中曾有独到分析，而这本《上帝与黄金》堪称是它的升级版，作者米德更深入、更多元地论证了：制度是改造历史的力量，要富强，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做足工夫，以为可以绕过这个关键点，自搞一套，最终一定会走进死胡同，即使暂时成功，也注定无法持久。
用“离岸平衡手”左右世界
从英国崛起到今天，英语民族始终在挨骂，他们被认为是浑身铜臭、道德堕落，整天盘算着吞并世界，仿佛人间所有苦难都是他们造成的。
憎恨曲折地反映了人们的感受。
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有一个“海象与牡蛎的故事”：海象邀请牡蛎去沙滩散步，并描述了那里未来的美景，牡蛎信以为真，结果被吃掉了。
这个故事隐喻了这样的事实：欧陆国家无数次模仿英语国家模式，却总以惨败收场，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英语国家“输出”这些模式是否别有用心？是不是想控制自己？
其实，欧陆国家多是主动“引进”英语国家的模式，之所以水土不服，在于彼此条件不同。
英国孤悬海外，只需强大的海军即可，而欧陆列强并立，既需强大的陆军，又需强大的海军，双方争抢资源，英国模式无法有效贯彻。
此外，英国还可以通过“离岸平衡手”操纵各方，一旦欧陆出现强国，英国便立刻站到反方阵营中，使其无法强大到挑战英国的地步。拿破仑横扫欧洲时，英国支持俄国和奥地利，而俄国打败拿破仑后，英国又转向支持奥斯曼帝国对抗俄国，而德国崛起，英国则不计世仇，又与法国结成联盟……
英语国家的视野中没有敌人，只有均势，任何新崛起者都是潜在的威胁，必须被遏制，这甚至内化为他们的思想习惯。
这套强者哲学虽冷酷无情，却是维系和平的有效政治技术，然而，要将其付诸实践，成本极高。以“反拿破仑联盟”为例，英国为各国提供巨额贷款，帮助葡萄牙人在巴西组织流亡政权，在西班牙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还为俄国提供了10万支步枪。如此惊人的投入，英国为何能承担？
信用是英国找到的黄金
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是西班牙，他们在美洲盗采了数量惊人的黄金与白银，英国人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但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黄金”，那就是欠债。
为应付战争，英国国债不断增加。休谟曾经高呼：“数据可以证实，通往国家灭亡的道路是国债。然而，现在谈论这条路是没有意义的，这条路我们已经走完了，我们达到了目标：一切都已结束。”此时，英国国债额是1.5亿英镑，没过多久，这个数字便翻到了8亿。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国债占GDP已达268%。
但，英国没有破产，反而从光荣革命到滑铁卢之战间，GDP增长了3倍。
英国的财政奇迹让伏尔泰匪夷所思，他说：“子孙后代很可能会惊奇地听说，一个岛屿，仅有的出产物是一点点铅、锡、漂白土和粗养毛，由于其商业发展得非常强大，1723年，它能同时派遣三只舰队到世界上三个遥远的不同地方。”而此时看上去更富裕的法国却连一支舰队都难维持。
法国皇帝当然也想象英国那样欠债，但由于商业高度垄断，大多社会财富掌控在权贵手中，而既得利益者们又怎么肯去承担风险？在当时法国，法律不保护私人财产， 特权随时可以剥夺个人一切，任何不满之声都会被认为是谋反，虽然法王承诺的贷款利率比英国高一倍，可在战争最关键时，权贵们依然偷偷将资本投向英国。因为他们也知道，经过宪章运动等，英国人民意志足以约束国王的权力，钱交给他们至少是安全的。
路易十八曾派著名经济学家萨伊去英国考察，以探寻英国优势的根本，萨伊在报告的开头直言不讳：英国的优势主要不是因为军事力量，而是在于其财富和信用。
犬儒是英国找到的上帝
在竞逐富强过程中，欧陆国家几度略占上风，但革命使它们功败垂成，而英语国家却成功地避免了这种纷扰。
革命是内部压力的产物。现代性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需要通过祛魅来完成，可当一切神圣都被否定，我们又必然要面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困惑，既然人生只有一次，所谓永恒只是传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守道德？为什么还要承担责任？
面对悖论，人们不得不编出各异的解决方案，有人诉诸传统，有人虚拟“永恒的精神”，有人试图用哲学替代宗教，有人则发明出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制造偶像来膜拜的过程中，不同路径间的冲突渐趋白热化，这为革命提供了土壤。
其实，当时英国同样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同样激烈，也有许多偏执者，但“离岸平衡手”式思维让英国人坚信，即使是理性与科学，也无法构成人类社会的全部基础，再完美的思想，一旦独大，就会成为恶魔。
为防止信仰之争引发冲突，皇权及时予以压制，教士们抱怨生在了一个犬儒时代，而与此同时，更“真诚”的欧陆却在为“谁才是真上帝”刀兵相见，革命不断吞噬着她的儿女，犹如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写的小人国那样，大家为水煮蛋究竟该从大头端剥起还是从小头端剥起争吵并仇恨着。
埃德蒙·柏克曾用“惯例”来概括英国的成功，在他看来，经文、传统和理性三者各有合理之处，任何一方坚持过了头，必然会出错。
爱丽丝梦境的风险与启示
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一个“由信仰维系社会”到“由世俗技术维系社会”的过程，英语国家的最大贡献在于找到了有效治理手段，既保证了经济持续发展，又维系了整体道德水准。但，这需要一个前景来驱动，有了对前景的渴望，社会才能运转。
现代社会是需要造梦的，这个梦和爱丽丝的“海象与牡蛎的故事”差不多，我们被告知明天会有更多收入、更大房子，所以才忍受了格子间的桎梏，而我们的人生与牡蛎有多大区别？
更麻烦的是，梦会扭曲现实，所以美国人会臆想出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为他们此前已将自己臆想为世界的道德中心，“离岸平衡手”式的智慧正在消退，作者认为，这是美国未来的风险所在。
也许，用“上帝与黄金”来概括英语国家史多少有些简单、粗糙，但三点启示值得中国读者思考：
首先，制度设计源于底层的推动力，这与宽松、自由、公平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相反，在权钱联手背景下，垄断企业成为社会财富的榨取机制，百业凋零，人人自保尚难，则推动制度进步的力量自然会弱化，甚至消失。
其次，制度设计的重点在确保贯彻，否则一触及自身利益，法律便有弹性，而丧失信用，国力何从提升？
其三，免于盲信、偏执，应在多元基础上达成调和，只有反对者和支持者的社会最易断裂，全民激辩一部纪录片的状况不应成为常态。
中国正走向现代化，这是我们既往历史中从未走过的路，特别需要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取智慧。五百年历史足以验证许多常识，而这些常识至今还远远未在我们的社会中普及，所以本书值得每个人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