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墓守墓人佘幼芝：平凡的人生，不平凡的坚守
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内袁将军墓冢的右侧，立着一座身着西装、手持花束的“佘焦平像”。2003年，这位青年人原本要代替自己的母亲佘幼芝来东莞为袁将军守衣冠冢，却临行前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佘幼芝将儿子焦平的骨灰送到东莞，并为儿子改姓“佘”，从此永远陪伴在袁将军侧。
8月12日午后，暴雨倾盆而至，雨水顺着“佘焦平像”的眼眶流下，仿佛这位青年人在流泪一般——当日中午，佘幼芝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东莞袁崇焕纪念园内，袁崇焕墓冢两侧分立着佘义士像及佘焦平像。
《北京法源寺》中，李敖曾借故事中康有为之口，称袁崇焕的谋士佘义士在袁将军被处死后，“冒死偷尸首埋起来，并且照顾在坟旁边，一直到死，这是忠肝义胆”。
事实上，从1630年至今，佘家已经坚持为袁崇焕将军守墓390年。佘幼芝正是袁崇焕墓的第17代守墓人。即便是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已经规定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当地人民政府设置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管理，佘幼芝在弥留之际仍未放弃对守墓的执着。
“没有佘家人执着的‘守’，就没有袁崇焕完整的祠墓；没有袁崇焕祠墓，就没有佘家守墓这段历史。”广东省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主任彭劲菘的一段话，将佘袁两家交织几个世纪的故事，形容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袁崇焕墓第17代守墓人佘幼芝。
他眼中佘幼芝的“了不起”之处在于，用一段平凡的人生，做成了一件不平凡的事。
历史上的广渠门是北京外城东侧唯一的一座城门，明朝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军进围北京，兵部尚书袁崇焕星夜驰援，在广渠门击退皇太极，解除了后金对北京的威胁，然而却因“反间计”被崇祯皇帝以“勾结后金谋反叛国”的恶名处以极刑，于次年秋天磔于市。
相传，袁崇焕被处刑的当晚，一位佘姓部下冒着“灭九族”的危险盗走了悬挂于刑场旗杆之上的袁崇焕头颅，悄然埋葬在自家后院。
自此，佘家先祖留下了三条祖训:一是要佘家后人从此不再回广东故里，永远守在袁将军墓旁；二是要佘家人世代不许为官；三是要后代读书，因读书能知历史、明事理。
就这样，整个家族390年的命弦被拨动。
北京东花市斜街外袁崇焕祠的指示牌。
如今，从广渠门桥向西走不过500米，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斜街五十二号，便是曾经的佘家馆、如今的袁祠墓。2002年以前，佘家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此。
1954年，北京市政府对袁祠进行修缮，油饰享堂和大门，并增设对联和历次重修纪念石刻。但之后，院子里陆陆续续搬进10余户人家，他们将原本佘氏祖先为袁将军建的祠堂分隔成多个房间，佘家馆变成了大杂院，袁祠墓也进入了一段被蚕食和破坏的时期。
改革开放后，当时的北京市崇文区为兴文重教，想征用袁祠墓的地扩建隔壁的五十九中学。佘幼芝听说后心急如焚，写下了“独守陵园思哀情，代代相传元素情，苦守陵园三百载，谁知我氏心中情”的诗句。
从那以后，佘幼芝为袁祠墓奔走的步伐加快了。
位于北京的袁崇焕墓和祠正门口，佘幼芝曾在此居住半个多世纪。
在佘幼芝的女儿焦颖眼里，母亲是位“有点拗”的老太太，一定要按照自己规定的轨迹过日子，“比如每天只能定时三顿饭，其他时间饿了也不吃；不管午休得好不好，一定会在下午3点起床。”
“拗”的背后，是母亲执着、坚强、不退缩的性格。从有记忆开始，焦颖就意识到妈妈与别人的母亲有些不同:邻居家的阿姨每天变着花样给自家小孩做饭，而母亲除了上班就是为墓奔走，很少照顾家庭；每天到了睡觉的时间，母亲还在灯下整理材料，甚至凌晨两三点想起什么也要同父亲商议……
“我从八九岁就开始做家务，洗衣、做饭，接送弟弟上幼儿园。”焦颖说，埋怨肯定会有的。每逢周末有客人来家中与母亲商量修缮袁祠墓的事情，作为长女的焦颖也要忙前跑后地招待，“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除了上学就是在帮忙操持家务。”
不仅焦颖会埋怨，佘幼芝的丈夫、焦颖的父亲焦立江，一度也很不理解。
位于北京的袁崇焕祠。
曾经焦立江为了给一对儿女更好的生活、受教育环境，提出要带着全家搬离狭小逼仄、又埋有安全隐患的“大杂院”。佘幼芝却坚持要恪守祖训，陪在“袁将军”身旁绝不搬家。焦立江急了，提出了离婚，两人连分家的单子都写好了。
“后来我父亲对母亲的守墓有更多了解以后，渐渐成了她最忠实的支持者。”焦颖说，有父亲陪着母亲跑部门、写材料，共同扑在袁祠墓的修缮上，母亲轻松了一些。
2016年4月，佘幼芝的丈夫焦立江去世。焦颖说，父亲哪怕临终前被病痛折磨时，都一直念念不忘守墓，这给焦颖触动很大。
此时，焦颖也明白了佘家守墓是信义之举。在母亲过世后，原本公开声明绝不会接续守墓的焦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可以，我愿意尽我所能继续守墓。
守墓愿景与现实因素间矛盾重重
文物局、统战部、民革、政协……为袁祠墓的恢复奔走的数十年间，佘幼芝将能跑的地方全跑了个遍。7个牛皮本上，记满了24年来她曾在哪一天去了什么部门、问了什么话、得到什么回答。
本子里还记录着她的心愿:“心术要无得罪于天地，言行留好榜样与儿孙。”
功夫不负苦心人，1984年，袁崇焕墓和祠被定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袁崇焕的墓碑重新立了起来；1992年，政府投资5万元修缮了袁崇焕墓和祠，佘幼芝“恢复袁崇焕墓和祠”的使命得以如愿以偿。
位于北京的袁崇焕墓和祠大门口，佘幼芝曾在此居住半个多世纪。
2002年5月22日，北京虽是初夏时节，但天气已经有些炎热，佘幼芝三步一回头地从家往外走，一段路之后，终于支撑不住内心的悲伤，紧紧扶着大门边的石砖失声痛哭——迈出门这一步，就意味着佘幼芝要从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宅搬走了。
这一年，袁崇焕墓和祠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袁祠墓的看管和维护也走上“正规化”道路。但是，根据北京市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文物保护单位内不得有居民居住，不得有烟火。
搬出袁崇焕墓是佘幼芝不得不选择的道路，因为“这样对谁都好”。修葺一新的袁祠墓正式对外开放后，不再由佘家维护，而是由政府部门派驻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管理。
焦颖记得，离开老宅的新家距离袁祠墓乘车去一趟要2个小时，彼时佘幼芝因为摔伤，腰、腿、颈椎都出了问题，但即便是坐上轮椅，母亲仍旧风雨无阻地每周至少去袁祠墓两三次。“每次还没走到大门口就哭了，她总是心里放不下守墓的事。”
佘幼芝执着的性格再次占了上风，2002年之后，她又为自己找到了三个新的使命:重回袁祠继续守墓；将袁祠墓的历史占地恢复至1952年前的规模；为“佘家守墓”的故事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城市的发展与现行文保管理办法的制约，却让佘幼芝的愿景难以实现。
首先，针对继续守墓的可能，北京市袁崇焕墓和祠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目前袁祠墓由东城区文物局负责管理，除了对墓和祠进行修缮外，还增加了防火、防爆的措施，并且为佘家保留了办公室，“但是国家接管了以后肯定就是政府拨款、政府管理了。”焦颖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也承认，想重回到袁祠继续守墓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其次，对于恢复袁祠墓的历史占地的愿景，其实更加艰难。1952年，北京市规划要将城内的所有墓地迁出，叶恭绰等几位文化名士联名上书请求保护袁墓，袁祠墓得以“逃过一劫”；但几十年的社会变迁让如今的院子早已不复曾经佘家馆的规模。更何况，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段、林立的高楼之间，能够将至今为止旧城区内的唯一一处坟墓保留，本已实属不易。
东莞袁崇焕纪念园内的佘义士之墓。
最后，根据非遗申报的相关规定，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项目，应当具有杰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或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典型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文化遗产系副教授张祖群告诉南方日报记者，390年的“佘家守墓”文化，至少与非遗申报6条评审标准中的4条高度契合:“佘家守墓”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道义忠贞特色和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进民族团结的作用；具有见证中华民族“君子一诺千金”活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忠孝信义”价值，是崇尚英雄爱国、崇尚忠良与道义的价值体现；同时，由于佘幼芝的逝世，这种精神文化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
然而，东莞市石碣镇文广中心主任廖冬梅却坦言，东莞方面曾试图帮助佘幼芝将“佘家守墓”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由于“佘家守墓”的主要价值在于精神层面，不似曲艺、技艺一般具象，最终未能成行。
“一诺千金”的信义引发诸多讨论
佘幼芝去世后，东莞市石碣镇政府第一时间发唁电称:“佘幼芝先生一生恪守祖训，接续为袁大将军守墓……在石碣人民心里，她不是亲人更胜亲人！”袁崇焕纪念园及石碣镇水南村村委会也发唁电称:“我们为佘妈妈这一颗忠义之心和崇高情操表示敬意。”
东莞袁崇焕纪念园内的袁崇焕像。
佘幼芝的离开让这段延续近400年的忠孝之举再次回归大众视野，在国家文保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守墓文化”的存在，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何在？
2012年参与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录制时，旅日作家萨苏认为“佘家守墓”，守的是“仁心”，“虽然社会纷扰变迁，但是人心底的善良还在，佘家守墓的故事就好像是映射出善良的镜子，这是它的现实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杭海则在《最后的守墓人》纪录片中讲到，今天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人们常用“值不值”“值多少钱”来衡量它；但人是有两重性的，一层是精神、一层是物质，“佘老为什么历经这么多的磨难依然在坚守，她实际上只是抱着一个简单的信念。”
什么信念？佘幼芝曾说，“袁将军是忠，佘家守墓是义；我守墓、守的是一份忠义。”
东莞袁崇焕纪念园的佘家小院内，收藏了多年来有关佘家守墓的资料。
感怀于佘家数百年的“一诺千金”，当袁祠墓由佘家守护变为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后，这一“改制”也引起了诸多文物保护方面的学者的讨论。
“袁崇焕祠墓与纪念馆的重要性不在于物质文化遗产的宏伟精致，而在于诸多小人物杂糅大历史积淀于此的忠义精魂”，张祖群认为，佘义士与后人三百年如一日为袁督师义务守墓，这种“制度原真性”在文化遗产史上铸就一个“袁—佘”文化复合传承奇迹。
东莞袁崇焕纪念园内的佘家小院。
所谓“原真性”，既包括对遗产“原状”的要求，也包括其变迁延续的历史过程。文遗保护专家、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原参事徐嵩龄曾在著作《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中承认，佘家的守墓行为构成了袁墓与其他先烈墓葬不同的文化特色，这种延绵至今的守墓方式，已成为袁墓的一种制度原真性，也使袁墓和守护者一起构成一项活态遗产。
徐嵩龄指导的硕士生曹娟在关于“佘家守墓”研究的论文中讨论称:“一个灵活的、全方位的、开放的管理体制是文化遗产保护和经营工作得到落实的重要保证。同时还要重视遗产地居民等各方在遗产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祖群也认同这一点，他说:“制度规章是‘死’的，传统的‘守墓文化’和现行文物管理体制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人性化方式加以化解。”他认为，若能考虑让佘家后人纳入北京市文物局职工体系，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或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工作人员，居住、工作于此，矛盾可能减缓很多。
今年6月，住院一月有余的佘幼芝回到家，焦颖半开玩笑地问母亲，“妈，您想想您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而活呀？”
彼时，佘幼芝因小脑梗塞导致说话、行动都不太利索，却在听到问题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为了我守墓、恢复袁祠墓规模、为佘家守墓申请非遗！”
再度回忆起这一幕，焦颖说，她相信无论将来自己是否能够再次回到袁祠守墓，她都会将佘家的忠义、忠孝、奉献精神传承下去。
【记者】于羽佳 王诗堃
【摄影】龚名扬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