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童6岁时被父砍14刀 2年时间病情仍不稳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还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他们的家庭多已支离破碎，或不复存在；这些孩子有一个共性，他们的父母都曾因犯罪而服刑；他们的童年，笼罩着巨大的阴影。

三原县东周儿童村是国内成立的首家专门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公益机构，在过去的19年间，这里先后收留了380余名儿童。类似的机构在全国共有9家，它们大多来自民间，靠社会捐赠和社会产业维系生存。尴尬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救助，主要依赖的一直是民间力量。

典型案例

6岁时被父砍14刀 两年时间病情仍不稳

今年6月1日上午，兴平市逸夫小学在操场上举办了一台儿童节文艺汇演，现场的节日气氛异常浓烈，而8岁的张紫豪却在大家的欢笑声中忽然晕倒在看台下，送到医院被诊断为颅内出血。

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年间，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大都明白，张紫豪与其他小孩不同，他头上和脖颈处有十多道刀疤，先后经历了3次开颅手术和一次植皮手术。他异常瘦小羸弱的身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曾有过怎样噩梦般的经历。

“颅内出血80毫升，出血量仍在不断增加。”这是张紫豪被送到兴平市中心医院后医生给出的结论，而立刻转院手术，则是一个命令式的建议。

从兴平到咸阳，穆改妮拼命呼喊儿子的名字，相信能唤醒年幼的孩子，到了医院，确认了手术与儿子生死的关系后，穆改妮两年来第一次感到了绝望——这个几近破碎的家无力负担任何一次手术的费用，她几乎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儿子的老师她想放弃。

“怎么能放弃？没有钱我来想办法。”如果没有老师的这句话，穆改妮很可能已经失去儿子了。

当天下午，兴平市逸夫小学为张紫豪组织了募捐活动。随后，张紫豪被父亲砍成重伤，病情反复，生命垂危的消息逐渐在网上蔓延，得知情况的好心人纷纷前来捐款。经过两小时的手术，张紫豪总算被救了下来。

这个沉重的故事要追溯到2013年。那年年初，穆改妮和丈夫张通宝离婚，孩子被判给了张通宝，却一直与穆改妮生活。后来，张通宝干脆提出把两个孩子（抚养权）“卖给”穆改妮。

2013年11月10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张通宝就来到穆改妮住处，索要300元，声称要外出打工，那时张紫豪和姐姐尚在熟睡。要钱遭拒后，张通宝强行从穆改妮钱包拿走300元，见到穆改妮拿电话报警，他起身冲进厨房找到了一把菜刀。

再次返回卧室后，不光是穆改妮，就连两个孩子都没能幸免于难，张通宝在前妻和子女身上疯狂地连砍了53刀才停手。后来，他开始自残，并在卧室的床上和墙壁上不断写着“为钱、没为钱、 为钱”……

穆改妮是几个月后在法庭上听到法医陈述时才知道，在那个噩梦般的清晨，自己身中23刀，儿子和女儿被分别砍中14刀和16刀。穆改妮和女儿经过救治后基本痊愈，当时6岁的儿子张紫豪情况危急，虽然经救治挽回了生命，但病情至今不稳定。

尽管现在，张通宝已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对于穆改妮来说，她更关心的是，要如何将这对身心严重受创的儿女养活成人。疯狂53刀，将这个破碎的家庭拖入深渊。

9岁女孩3年前曾目睹父亲杀兄

一个突发的变故，一次毫无征兆的犯罪，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戮就这样彻底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但实际上，在生活中，这并不是个案。同样是在兴平，9岁的刘小花（化名）已经记不清父母的模样了，3年前，她亲眼目睹了父亲锤杀她的哥哥。而家在她的记忆里，只剩下那间已经坍塌的土屋，和土屋坍塌后父亲搭起来的帆布篷，以及篷布上那拳头大小的破洞。

“下雨的时候，那个破洞会漏水，弄湿过我的被子。”这是刘小花对案发前家中境况的唯一描述。尽管已经在救助站生活了两年多，但在这里，她一直少言寡语。

实际上，刘小花对自己原本的那个家并没有太多留恋，家人从她记事起做过最多的事就是打架，家人最后一次“打架”还把警察招来了。

那个刘小花早已记不清的日子，是在2012年10月19日，那天凌晨5时许，她被家里的异动惊醒。睁开眼便看到父亲用尼龙绳将哥哥绑在钢丝床上，后来，父亲手中的铁锤，朝着哥哥的脑袋挥了下去。原因是哥哥不务正业，回家只会要钱，父母不给，就动手打人。

哥哥的尸体很快被埋在了离家20多米的玉米地里。接下来几天，这个家一直笼罩在恐惧当中，刘小花不敢再跟父母说话，只是偶尔会看到他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10月23日，刘小花的父亲终于还是扛不住压力，向兴平市公安局自首。很快，大批警察来到了家中，刘小花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警察，尽管害怕，但她只是原地站着。她下意识地看了母亲一眼，发现母亲自警察进门起就一直把头压得很低。从刘小花的角度仰望上去，母亲额头上被哥哥用砖块砸伤的结痂清晰可见。

刘小花的父亲很快就被批捕，而她的母亲因为患有精神疾病，被认定不能独自抚养子女。10月30日晚，几经周折后，刘小花和姐姐被民警送到了兴平市救助站。她说，自己当时已经隐约感觉到，那个帆布篷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实际上，在刘小花看来，救助站的生活，要远比在父母身边好太多，“至少这里没有人打架，我也不会觉得害怕。”她还是会时常回想起那个恐怖的黎明，只是已没有太多情绪上的波动，“他们都是坏人，我不会想念他们，我在这里很好。”

在救助站生活了一年后，刘小花的姐姐外出打工离开救助站之后就再无音讯。2014年5月6日，刘小花的母亲在家中去世，据说是活活饿死的。救助站得到消息的时候，她的遗体已被送到火葬场准备火化。救助站的几名负责人经过简单商议后，最终决定，带刘小花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然而，他们最终没能赶上。

现在刘小花已经9岁，在兴平市一所寄宿学校上小学，到现在也不知道母亲已去世。尽管在别人眼里，这个女孩是因家里的那场变故略显自闭，但她却从不避讳那个话题。或许，在她心里，曾经的那个“畸形”家庭，早已经与她无关了。

民间支持

儿童村服刑人员子女的港湾

刘小花现在唯一想念的，是陈阿姨，但她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也从未向任何人问起过。刘小花口中的陈阿姨是她刚来救助站时，负责照顾她起居的一名幼教，叫陈晨，一年前离职了。

救助站一名工作人员说，对于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像陈晨这样的“第一人”往往意义非凡，最容易被记住。这一说法也与杨彪的说法不谋而合。

杨彪是三原县东周儿童村的校长，自1996年儿童村建成以来，他与老校长郭建华一直致力于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工作。这是国内成立的首家专门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公益机构。自1996年至今，这里先后救助过380余名儿童，有的孩子在父母出狱后被接回家，但更多的在这长大成人，学得一技之长后走向社会。

在杨彪的记忆里，他对于“第一人”的感触缘起于1997年。那年春节前，儿童村接到一份来自陕西省第一监狱的申请，希望他们能够前往乾县某村，将一对兄弟接回儿童村照顾，申请人是这对兄弟的父亲刘某。杨彪赶到村子后，按照刘某提供的信息找到他家，那里早却已荒草丛生。那时，整个村子都充溢在春节前的喜庆气氛当中，杨彪找到当地村民打听兄弟俩的下落，被告知两个娃在外流浪多日，“不知道在哪里钻着，他爸不是好东西，在外面贩毒被逮了，那俩肯定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回吧，别找了。”

村民的话让杨彪感受到一种不公和歧视，他没有放弃寻找，最终在村上的一处草垛里把两个孩子刨了出来，眼前的景象也让他震惊了。

“我实在不敢想象，两个孩子是怎么活的。”杨彪说，那天，兄弟俩被找到时，正窝在草垛里发抖，身上穿着残破的单衣，身体已因饥饿严重浮肿。当时，弟弟的耳朵在流血，杨彪询问后才知道，那是被老鼠咬的，他们已虚弱到连反抗老鼠的力气也没有了。

“他们最初是被交由伯父抚养的，最终还是沦落到流浪的境地。”杨彪说，兄弟俩被接回儿童村后，他们如同其他受助孩子一样找到了港湾。“从那天起，在这里，他们会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

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由于市场原因，许多为儿童村提供捐赠的爱心企业纷纷倒闭，其中包括老校长郭建华办的企业。第二年，儿童村几乎面临“断奶”。自此，他们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为儿童村，也为孩子们。

2003年12月19日，陕西省委召开“关于加强和扶贫‘儿童村’建设的会议”，决定从2004年起，由省综合办、司法厅、民政厅以及三原县政府，每年为儿童村拨款共计15万元。而这个数字，对于现在每年约50万元开支的儿童村来讲，仍显单薄。

杨彪说，儿童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艰难维持的状态，而对于儿童村建设之初，他们规划中的那个蓝图，不管是对已故校长郭建华，还是现任校长杨彪来说，都已很久不提。

在未来能否有完善救助机制

早在2000年陷入窘境之前，东周儿童村便已经远近闻名，每年有不少慕名前来捐赠的爱心人士，它还有“中国第一村”的名号。

1995年8月10日，中国首家以刑满释放人员再教育为内容的“陕西省回归研究会”成立，原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赵伯森任会长，而郭建华在当时任副会长。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组织，研究内容从刑满释放人员再教育，后来逐渐延伸到服刑人员子女的安置问题。

研究会成立不到10个月，1996年5月26日，东周儿童村建成。此后，类似的民间公益机构在全国各地又先后成立了8家。

时隔近20年，研究会在创立之初的元老，有的已经离世，有的仍在这个领域奋战。已年过八旬的赵伯森患了脑梗，行动和语言受阻，但他对研究会以及东周儿童村仍然记忆深刻。

遗憾的是，研究会2012年已经注销，而在这之前，代会长张淑琴一直在试图通过民间力量影响有关部门，为这些特殊的孩子建立相关政策和较为完善的帮扶机制。这个曾在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和少管所任职的六旬女士，如今在北京太阳村担任教育咨询中心主任。

张淑琴说，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父母违法被羁押的，由相关的近亲负责抚养其子女，实在没有近亲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创办的社会福利机构进行抚养，但这些条文有先天缺陷。实际上，像刘小花那样因为彻底没有亲属抚养，在救助站长期生活的孩子少之又少。对很多在外流浪的服刑人员子女来说，救助站或福利院只是一个临时居所，如被确认仍有亲人在世，他们最终还是要被送回去。

张淑琴说，20多年来，通过民间组织的努力、媒体的报道，这些孩子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也被政府所关注，“2006年初，中央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把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纳入政府管理范畴，但并没有做出具体要求。现在，对于这些孩子的援护工作，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民间力量。在未来，能否有一个更为完善的机制，我们不能停止探索和思考。”

华商报记者 陈雷柱 刘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