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条干货读懂裁军30万！
“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
今天，当大大在抗战胜利阅兵式中发出整耳欲聋的声音：“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世界和中国为之惊叹！剑客君（ID:jiankesan）为剑迷们独家分析“裁减军队员额30万。”
干货之一：原话。习大大的原话是怎么说？
习近平说：“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习近平表示，“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军将士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习近平最后表示：“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干货之二：缘由。为什么选择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宣布裁减军队员额？
习近平在讲话中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30万，是中国军队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是号角也是序曲，预示中国军队的重大改革将拉开帷幕。
军事专家公方彬指出，这体现中国的这次阅兵不是炫耀武力，不是“秀肌肉”，而是体现维护和平决心，这是一个价值导向，体现中国的大国道路将向哪里走，不会走称霸的道路。
裁军30万不仅意味着中国未来将走和平的道路，也意味着中国军队将走高精尖之路，不以人取胜、以量取胜，而是以科学的制度、先进的装备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建设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
国防部答记者问时指出，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缅怀和纪念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作出的重大贡献，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宣布我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充分彰显了我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诚意和愿望，也展示了我国推动国际军控和裁军的积极的负责任的态度。
干货之三：帷幕。裁减30万员为整个军队体制、编制的变化拉开帷幕！
在2013年12月27日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说，“这些年来，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剑客君认为，裁减30万员额不是简单减掉多少人，而是整个军队体制、编制的变化，会在今年拉开帷幕，但不会完成，而需要一个过程。
根据国防部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军队的规模为230万人。裁军30万人，意味着此次裁军比例超过10%，达到13%。
习近平这一表态也意味着，中国军队即将开启30年来的第4次体制编制调整。此前的1985年、1997年、2003年，解放军先后进行过3次体制编制调整。
根据2013年国防白皮书公布的数字，目前，解放军陆军的机动作战部队85万人，空军39.8万，海军兵力为23.5万人。
上述表态意味着，我国这一轮的军队改革将在4个领域展开：军队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军兵种的力量结构、政策制度改革。
干货之四：裁谁？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
国防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把军队搞得更加精干、高效，是我军建设的既定方针。
这次裁减军队员额，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
大大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确定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四个要点：一是调整领导指挥体制，二是优化结构、完善功能，三是深化政策制度改革，四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这四个重点相辅相成，共同立起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支柱，其他方面的改革都要围绕这四个方面筹划、推进。同时，这四个重点领域的改革，各自涉及的众多因素中也各有重点，也需围绕各自的重点展开。
比如，领导指挥体制改革以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力量结构优化以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为重点，政策制度调整以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为重点，等等。总之，改革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要围绕重点，强力突破、有序推进、配套展开。
干货之五：怎么裁？四个要点逐步推进！
时间点上，这次改革裁减军队员额将分步实施，2017年底基本完成。
在这个时间表前提下，逐步推进。
坚持上下结合，既注重搞好总体设计，也尊重官兵首创精神；坚持抓全局与抓重点结合，努力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跃升；坚持立足自我与广泛借鉴相结合，既善于学习借鉴外国军队有益经验和我国地方改革好的做法，更注重结合我军实际创造性加以运用。
干货之六：战区！战区是改革重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军队深化改革作了重要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建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大大也强调指出，建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此轮改革的“重中之重”。
对于战区的职能，无论是美军还是俄军，都把打仗置于首位，视为战区的核心职能。从本质上讲，美俄以战区为主轴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就是典型的打仗体制。但在军令军政问题上，美俄却互不相同。美军实施的是军令军政两条线的分离模式，军令系统专管打仗，军政系统专门负责部队建设和管理。而俄军实行的是军令军政统一模式。我军的政治属性和历史文化，决定了必须实行军令军政相统一。
一提到改革，人们总是习惯于加减法。此轮深化改革决不是做加减法，而是对军队做“结构性手术”。也就是说，当前我军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不是通过撤销一两个建制大单位就可以实现的，如果那样，问题倒真简单了。
新一轮改革重在创新制、调结构，而非加减法。再者，在世界大国中，我国面临的多样性安全威胁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和现实挑衅的多元化，决定了我军必须打造数量相当的战区。
干货之七：待遇。裁军之后军队工资待遇会不会涨？
相比有些国家，我国的人均国防费、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高。现在，我军建设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武器装备总体水平比较落后、信息化建设任务很重。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要保证军队人员工资待遇水平同步提高，进一步完善军人社会保险制度；保障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特别是裁减军队员额30万，需要相应增加编余人员退役安置等经费开支。这些都需要保持国防费的适当规模。
干货之八：历史。历数新中国十次大裁军！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军队战斗力的关键不在于军队的数量，而在于军队的质量，其实，从1950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实行了多达十次的裁军。
1950年6月，解放军第一次大裁军。当时的解放军总兵员550万人，“小米加步枪”的步兵是主体。1950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军复员150万人，后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精简工作停止了，还根据战争的需要扩军。到了1951年10月，军队总人数增加到了627万人，这是解放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1952年1月，解放军第二次大裁军。1954年到1955年，第三次精简又把陆军部队裁减了54.8%，常备军总额定为350万人。1957年1月，解放军第四次大裁军，到1958年底结束，共转业和复员了100余万人，全军总人数降为237万。
第五次精简是在1975年底，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了13.6%，但是当时确定的精简整编任务受到了政治形势的干扰，没有完成。
第六、第七和第八次大裁军都是由邓小平领导的，其中最负盛名的应该就是1985年第八次大裁军，也就是“百万大裁军”。1985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实施，到1987年初基本完成。裁员员额100万，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减少了师团单位4054个，军级单位31个，大军区4个，县市人武部划归地方建制2592个。
降低了部分单位的等级，撤并了部分部队院校，调整了院校体制，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
1997年9月，解放军第九次大裁军，裁掉了50万人，解散了大部分守备部队，部队集团军编制的乙种师归武警部队。
2005年，解放军在250万人的基础上，再裁减员额20万人。
干货之九：用人！选人用人是军队改革的关键环节！
大大多次强调：“关键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度”；“要通过深化干部政策制度调整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干部制度体系，为更好集聚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提供有力的政策制度保障。”
“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当年邓小平推进改革时，得到了一大批干将的辅佐。今日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关头，非常需要一批猛将良才，需要大批新事业的拥护者、实践者、开拓者。
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推行能力本位的军官岗位任职和晋升资格制度，把各个岗位必备的培训任职经历、相应专业资质等标准化，使选人用人的重要环节公开化、透明化、实名化，将干部选拔任用进一步走上法治化轨道，切实把那些有决心支持改革、有智慧谋划改革、有能力推进改革、有勇气自我改革的干部真正用当其时，用当其位。
干货之十：利益！这不逊于流血的战斗
改革对利益的触动，不逊于流血的战斗。
不触及深层次利益的改革只能是历史的闹剧。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中指出的那样，军事改革重点应是推动军事组织体制的发展，不能只讨论改革“军服问题”和“背包问题”，而忽视军队武器装备体制和训练体制的发展，否则就无法使德国军事组织体制适应当时军事实践发展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