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好人法”降低做好人的成本

　　街头有人突发疾病摔倒，到底扶不扶？近日，首次提交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20次会议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让好心人服下了定心丸：今后遇街头突发病症，好心人再也不用担心出手相救反遭诬陷了，患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

　　近几年来，“扶不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相关案例被搬上了春晚，在媒体报道中也屡见不鲜。近日，又有一宗“扶不扶”实例发生在四川，在朋友圈里刷屏：彭州一老人骑自行车摔倒，一名路过学生停车相救却遭到老人的诬陷，称是学生将其撞倒。好在当地公安调取监控画面，为学生证明了清白。碰瓷、诬陷时有发生，部门、社会确实需要有所作为，让好人不再难做。

　　为了破解“扶不扶”尴尬，近年来全国各地多是从制度、立法上求解。总体来看，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一者，比如此次北京拟出台的“好人法”，鼓励好心人出手相救，并明确提出被救者存在诬陷、恶意索偿等行为的要承担法律责任。此前，深圳市亦颁布了内容相似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二者，则是从伤者（尤其是老人）为何急于找人负责的动机根源出发，出台“老人险”加以解决。比如2013年北京开卖“老人险”大受欢迎，保费只有15元，但意外伤害保额达到了5万元。一边是通过立法保障救人者免受诬陷，一边是通过保险覆盖被救者医疗费用，两相配合，应有可期。

　　但我们也不能高估了“好人法”的威力，更不能陷入片面的“立法万能”误区。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哪怕“好人法”降低了做好人的成本，打消了救人行为的一切后顾之忧，但现阶段也不可能强制人们主动做出救人行为。破解“扶不扶”的关键，还在于人心。

　　一方面，单论从制度上求解，仍有很多环节应予以关注，还有一些缺陷需要补漏。举例而言，相当一部分救人反被诬陷的案例，往往都缺乏证据还原事发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以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判施救者赔偿也曾有过先例。前文所述发生在四川彭州的事件，若不是因为有视频监控为证，最终这名学生能不能自证清白，恐怕还真不好说。再者，很多人不敢施救，其实根源是缺乏急救技能，担心自己越帮越忙，瞎掺和反而更坏事。可见，鼓励见证者站出来还原现场，普及急救知识等多个方面，同样需要制度的介入。

　　另一方面，我们切莫模糊了个别现象和社会主流的界限。很多无人施救、救人被讹的事件之所以被广泛传播，正是因为这些事件违背了人们的道德期待，也与通常社会现实不符，才成为特别“扎眼”的新闻报道。而现实社会中，每天都有很多主动救人的事件发生：在天津，“最美环卫女工”跳河救人；在浙江，老人被卷入卡车底十多名市民合力抬车；在无锡，小车下河，路人跳入河中砸车救人不留名离开……我们身边的好人好事比比皆是，发生频率远远超出那些“负能量”的事情。

　　我们当然需要关注救人被讹等不良现象，从个案中寻找让社会更加美好的方法，但我们也不能一味以为“人心不古”，认为“坏人变老了”，笃信“好人没法做了”。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与社会心理、大众认知息息相关，当人人都觉得道德滑坡已经发生，相信大家面对求助都会冷漠走开，只会让更多人成为冷漠的人。相反，看到正能量仍是社会主流，救人者获社会赞扬、被救者心存感激的“模式”更多更普遍，才能提起人们做好人的信心。当这股信心一传十十传百，“好人难做”困境也就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