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论]周俊生专栏：《归来》：从小说到电影
文艺春秋
周俊生专栏
这几天，全国正在热映张艺谋大导演的新作《归来》。不同于他以往拍摄的一些所谓“大片”，这一次他向观众拿出的是一部根据纯文学作品改编的作品，有浓厚的文学元素打底，使他避免了当年《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类电影出笼时所遭遇的恶评。在经历了超生罚款风波后，张艺谋以这部具有反思性质的作品赢回了一定的观众缘。
其实，对于张艺谋来说，从成熟作家的成功作品中吸收电影创作题材，是他早年坚持的一个信条，据说他经常阅读国内的文学期刊。而从他早年拍摄的成功电影作品来说，无论是《红高粱》、《秋菊打官司》，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确实都是根据作家的小说改编而来。不过，此次他的这部《归来》，虽然也是从名作家作品改编而来，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将小说的名字改掉了。小说原作名为《陆犯焉识》，这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名字，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一个囚犯甚至尚未坐实罪名的人名字中间嵌入一个“犯”字，其对当事人以及其家属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如今，这种超出法律裁决的称呼已经弃用。张艺谋的这个改动使没有看过小说原著的电影观众避免了重温那段噩梦，也算是善莫大焉。
自然，电影对小说原著的改动远不止于此。电影将小说中漫长的时间线索和广阔的时代更迭悉数隐去，只截取了“文革”结束以后陆焉识一家三口团圆的生活，据说充满了爱情和温情，已经有点正能量了。这有点像京剧舞台上经常看到的折子戏，如果仅仅从这一点说，电影改名为《归来》还是准确的，而且也只能这样改，“武松打虎”自然不应该叫“水浒”。但张艺谋所选取的，其实已经是小说中并不重要的情节了，读过了这部小说，再看电影，未免会觉得张艺谋的改编有点舍本逐末，目前对张艺谋的吐槽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
张艺谋为什么要这样改编？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就《归来》这部电影来说，它使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电影，它们也是导演根据成功小说改编而来的，与《归来》不一样的是，它们完整地讲述了原著的故事，也忠实地传递了原著的主题。但是，这些电影能够在那个时候出现，虽然也伴有巨大的争议，与当时所具有的社会氛围倒是很合拍的。如今，整个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不知道如果张艺谋将全本《陆犯焉识》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还有没有与观众见面的机会。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在张艺谋漫长的电影创作活动中，他另有一部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活着》，那不是“折子戏”，而是踏着原著的步子，讲述了一个叫福贵的人漫长而艰难的一生。但是，这部已经完成多年的电影，至今未曾公映。
如今，电影生产已经商业化，评价一部电影的成功，其话语权已经不在电影评论家手里，而是在市场，在它所获得的票房收入。一部电影完工以后如果不能进入市场，这是让投资人所不能容忍的。从目前来看，《归来》的票房并不理想，据报道，在5月16日公映后的第一个周末，其票房为8240万元，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但相比郭敬明的《小时代》还是差了一大截。现在，有关《归来》的宣传虽然很热闹，但它是不是会重蹈两年前冯小刚《一九四二》票房惨败的覆辙，还很难说。对于那个并不久远的到处是“陆犯焉识”的时代，电影市场的主流消费人群青年人已经非常陌生，据说电影院里出现了大量“看睡了”的观众。这对于张艺谋无疑是个警钟。冯小刚已经没有了再拍摄类似《一九四二》这种影片的勇气，张艺谋还会再看上《陆犯焉识》这样的小说吗，即使把它改成《归来》？
一部《归来》，它从小说到电影的整个过程，深刻地反映了今日文坛上小说与电影的不同生态。对了，将电影归入“文坛”，也许已经有点生硬，尽管文人们还是一厢情愿地对电影指手画脚，但进入流水线的电影已经归属于市场了。《归来》上映之后，《电影世界》杂志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对其炮轰，认为其“既无美学，又无思想”，对其回避小说前半部分更是嗤之以鼻。这种炮轰未免有点“装外宾”了。其实，张艺谋把话说得很坦率，“当然第一个是禁忌，有好多东西不好拍，一个东西能拍还是不能拍，不是由导演的性格和勇气决定的。第二个也不想和《活着》一样，不想直接反映时代，想留白，用一个家庭的方式去反映时代。”(5月20日《深圳商报》)老谋子差一点要把“你懂的”的话说出来了。
倒是原著《陆犯焉识》的作者严歌苓，对于张艺谋阉割她的作品非但一点也不生气，反而为其叫好，让人有点看不明白。她认为，目前张艺谋的这个改编算是很巧妙的，“他用了小说最后的这段，是比前面的任何一个节选都更能够表现这个小说的主题——— 男女主人公相互寻找，最后变成了寓言，所以我还是很佩服张导的。”(5月20日《东方早报》)按照严歌苓的这个说法，原著《陆犯焉识》应该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起码，作者将大量笔墨用在描写陆焉识在西北劳改营地的苦难生活是多此一举了。(作者系上海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