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美对话需要战略高度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第五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词中倡议“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最重要的对话与沟通的机制，而所谓战略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安全领域，而是中美关系本身到了一个战略高度，经济对话、人文交流也应该从战略的高度着手。

　　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战略调整正在改变着世界格局，现在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遍及全球。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框架之下崛起，这不能不说给美国带来了战略上的烦恼。与中国接近并规制中国的行为是美国冷战后对华政策主线，这一政策的前提是中美实力对比依然悬殊，中国只是美国的追随者。而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对比悄然发生变化，中国经济总量最终超过美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虽然GDP并不是国家实力的唯一指标，但是意味着中国在财富积累方面将获得更大的优势，由财富到权力，这几乎是近代世界大国崛起的必然逻辑。经济，也就具有了战略性，中美经济合作除了需要达到互惠之外，还需要战略协调。一般认为，经济合作并非零和，但当两国经济合作具有了战略性之后，零和的逻辑或者心理就会出现，因此，中美关系的核心是在战略层面获得共识，这也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具有的战略价值所在。

　　此次中美对话的核心看点是中美投资协定是否会有突破，双方已经进行了14轮谈判，这也折射出中美经济关系的微妙变化，即未来中美经济关系将走向深度依赖，商品货物的贸易或会得到一个临界点，资本关系将变成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中国已经从资本匮乏的国家成为全球第三大投资来源国，也就是说，中国资本正在经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国资本进入美国也是大势所趋。美国的投资者需要保护，中国投资者也是如此，中国已经在上海自贸区推出了负面清单管理，对外资企业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经验将是可复制的。建立成熟、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目标，这一点上，中美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双方在开放的步伐和领域方面将会有不同的意见，而开放倒逼改革也是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之一。

　　除了中美投资协定之外，人民币汇率又成为这次对话的重要内容，因最近一段时间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处于下跌状态，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也变大，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就提出要促使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压人民币升值几乎成为美国的习惯性动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何在？是由美国政府来制定的吗？从贸易顺差与GDP的比率来看，人民币并没有被低估。中国也不希望人民币被低估，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远远超出正常需求，过多的外储成为累赘，也是一种泡沫，为了消解这一难题，需要让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推动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和汇率市场化已经进入日程表，但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速度应该由中国来掌控，中国已经将汇率波动幅度提高到2%，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贬值与中国央行的关系并不大。这一点，雅各布·卢也是认账的，即中国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应该是中国主动的行为，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环，最近以来，中国在人民币结算中心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布局，值得关注的是，纽约已经成为人民币重要的离岸市场。即便美国政府不欢迎人民币的国际化，市场也会作出明智的选择。当中欧货币合作成绩斐然的时候，中美货币合作也会提上日程，因为货币并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毋宁说是战略问题。

　　中美经济关系具有了战略性，而中美军事关系本身就是战略性问题，习近平希望深化两军对话。中国海军正在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为两军的沟通提供了一个新的管道。从战略上看，中美关系将更加均衡和平等，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演讲重申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中国则认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领导权最终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根本核心所在，简单地说，领导权就是谁说了算的问题，而最终体现为国际制度上面。

　　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之外推动了金砖国家开放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外汇储备库等多边国际制度。这不仅关乎中美关系，也是新兴国家与老牌强国之间的关系。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存在着悖论：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新兴国家实现了经济崛起，同时也要求自己的话语权，但是美国却不愿意面对现实，IMF投票权的改革迟迟难以推进。

　　太平洋已经足够辽阔，容纳了中美两国，但是在权力的舞台上，美国是否愿意给中国留出一定的空间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需要从长远的、世界的高度看待中美关系，以及世界权力格局历史性的变革。（孙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