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诗教传统，以中国精神灌注当代文艺灵魂——学习《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思

    作者：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梅敬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如何理解？仅以中华传统诗教为切入点，试析其奥妙。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人自古崇尚“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诗歌的传统悠久、丰厚而魅力无穷。可以说，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诗的品赏与诗的创作，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生体验。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唐•孟浩然《春晓》）惜花之情中，平添了许多人生感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人们登楼观景时，自然流露出豪迈俊爽的哲理诗情。“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即便人生道路多么坎坷，也依然信念坚定、志存高远、勇于担当、乐观进取。

    而“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煜《虞美人》）如烟往事的美丽哀愁里，依然透射出高洁理想的光芒。人们儿时的吟诵，长大后仍旧记忆犹新，而且历久弥新。这就是国学宝库中古典诗歌艺术的特殊魅力。

    中国也是一个具有丰厚诗教传统的国度。不同于西哲柏拉图极端鄙视诗人并将其逐出理想国之举，中国儒家政治文化倒是特别重视诗人的创作努力，且极力强调诗歌有其不可取代的教化作用。

    诗教传统源自儒家文化，经由历代儒家经典作家的解读，借助统治阶级为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需要而大力倡导，不断获取长足发展的生命活力。

    “诗教”一词，初见于儒家经典《礼记•经解》篇，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其基本观点是强调文艺应该为而且可以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甚至能够有效地为人的修身养性而达致道德完善服务。因此，所谓“诗教”，不过是以诗歌（文艺）形式来对人进行教化的约称，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以文化人的国家德治教育活动。

    “诗言志”是诗教源头的理论阐释。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先秦时代的诸侯卿大夫，在交往中“必称诗以喻其志”。春秋战国时代，“赋诗言志”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时必须熟练掌握的一种工具与手段。

    “温柔敦厚”也是诗教传统中对诗歌创作规范的描述。它规定怨刺必须“温柔敦厚”，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怨而不怒”等。

    诗教的核心概念还有“尽美尽善”说、“思无邪”说以及“兴观群怨”说等。

    明志言情乃为诗。关于“诗言志”还是“诗缘情”，一直都存在分歧。表面上看，儒家诗教传统只重言志教化，排斥情感的酣畅表达；实际上，孔子诗教思想中也有讲求情志统一、以情明志、以文达意的积极主张。汉儒经典《礼记•乐记》和《毛诗大序》，明确提出美刺谏讽说，完整阐述“六义”（风、雅、颂、赋、比、兴）的真谛，将情与志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肯定了文艺的抒情性特质。

    宋代朱熹主张遵循道统，弘扬“诗言志”理念，旨在建构“文道一贯”的“文统”。但他不同于二程所说的“作文害道”、“学诗妨事”，反倒强调诗文创作的合理性，认为在充分体现义理的前提下，其文词愈美愈好。他正是以自身的理学功力和诗文创作实绩，创造性地传承了儒家诗教主旨，极大地丰富了诗教传统的内涵，延续并拓展了诗教的影响力。

    清初王夫之主张“言志”与“缘情”的有机结合。他强调发挥“兴观群怨”的功用，肯定“以意为主”，提倡情景相生，“互藏其宅”。他对诗歌艺术方法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刻地探讨，大大提升了诗教传统中审美抒情的比重。

    清代沈德潜特别强调诗歌的道德教化作用，在提倡“温柔敦厚”为主旨的儒家诗教的同时，而又主张追求诗歌艺术的“格调”之美。他极力提倡学习唐诗，注重研习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这就大大抵消了诗教传统实施中情志分离的流弊，使得“关乎教化、温柔敦厚、吟咏性情、比兴连类”成为了正统儒家诗论的四大基本观点。其中的“关乎教化”与“吟咏性情”，可称是儒家诗教传统的两大支柱。

    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古代社会在官德培养与相关制度设计中，特别注意诗教传统功能的发挥。作为个体的官员乃至君王，也把诗情的涵养当作须臾不可或缺的修为和人生功课。

    古代诗教传统能否进行现代转型，使之服务于当代文艺发展与文化建设事业？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上述历代经典作家的探索实践，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

    研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文本，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观点与实践，深感在如何弘扬光大古代诗教传统，以中国精神灌注当代文艺灵魂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已经作出了政治家的探索和特殊的贡献。这里有理论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

    比如对传统诗教中“温柔敦厚”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讲话》中指出：“当然，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番话的要义，就在于肯定了“温柔敦厚”传统诗教的合理价值，而又作出了新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鲜明阐释。仅从创作方法角度看，《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之所以高于《金瓶梅》，其理在此。有无梦想，决非小技。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多地谈到文艺应该情志相统一的观点。

    他说：“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鲜明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他强调要“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此前，他曾明确提出，“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诗教传统的发扬光大。而且，此论将情、志、人三者有机统一于对古典诗歌精神气韵的学习与鉴赏实践，为涵养人格魅力、提升干部素质，乃至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治理水平，寻找到了又一条有效的修养修为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还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革命老前辈为榜样，认真读书学习，尤其要阅读一些文学作品。他说：“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引文出处同上）

    遥想当年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主席的一首《沁园春•雪》，引发国统区轰动效应，震怒蒋家王朝，倾倒社会贤达，毕现帮闲文人窘态与丑态，展示我领袖文化胸襟，扬我中共天下情怀，所谓笔扫千军、能顶百万兵之喻，亦不为过也！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人物的诗词创作实践及其作品，至今仍然散发着感人至深的思想、艺术与人格的魅力，即是对诗教传统生命力及其现代转型可能性的最好注脚。

    在实践层面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及外交活动中，经常引用古典诗文名句，大大增强了交流沟通的效果。《讲话》通篇引经据典，从《古诗源》到《诗经》，一直到郑板桥的诗句；从荷马史诗，到当代西方文艺名著，古今中外佳作名篇，如数家珍，热情洋溢，激情四射，诗意盎然，即是明证。

    《讲话》中说：“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

    “以精湛的艺术彰显深厚的人民情怀”，不正是对文艺作品必须情志相统一、内容与形式应该完美呈现的要求吗？

    《讲话》中还说：“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一首短短的《游子吟》之所以流传千年，就在于它生动讴歌了伟大的母爱。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真善美的统一，其要害在于真善不可与美的显现相乖离；文以载道，道也不能没有文的承载。

    引用古诗名句谈深奥的理论问题，往往起到非同凡响的阐释效果。《讲话》中有段话，阐述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心理过程：“‘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就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此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以此三段式诗句描绘理论探索的乐趣。比照王国维《人间词话》原始文本，这又是一种创造性转换的成果。

    2014年3月17日，在兰考视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吟诵自己早年创作的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词作（词篇及注文发表于1990年7月16日《福州晚报》），借以表达对焦裕禄同志高尚精神境界的崇敬与弘扬。词中有“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等句，声情并茂，令人感怀。现场讲话与吟咏旧作词篇相结合，无疑是一种高效的沟通艺术；其“教化”之功效，又是一般性的宏篇演讲所望尘莫及的。

    在外交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古典诗文名句，实践“诗教”理念，大大增强了交流沟通的效果。

    《讲话》中的一段话语很值得我们思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指出：“文艺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

    中韩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以诗言志”、以诗喻意案例，即是新时代“诗教”实践的典范。2013年6月28日，朴槿惠以韩国总统身份访问中国，习近平总书记以唐诗名篇书法相赠，即是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象征韩中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韩国媒体一片好评，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中方通过《登鹳雀楼》的诗句，表现了过去20年韩中关系的发展，仿佛“白日”垂直运行的轨道和横穿旷野的江河一般，壮观而充满活力；今后希望两国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心境将韩中关系推上新的台阶。这番解读独具只眼，很有古风诗教神韵。

    随后，朴槿惠总统到清华大学演讲，国学院长陈来先生代表校方，又以唐诗名篇书法相赠，这是被朴槿惠称之为人生指路明灯的冯友兰先生亲笔手书，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情连古今，情谊厚两国，宾主尽欢颜。中韩两国文化背景相通，这种“诗教”交流方式，凸显出非同一般的外交智慧。

    品赏那些中华国学宝库中的经典名篇佳作，何谓中国精神？何谓中国文艺之魂？何谓“高峰”？应该不难有所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