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被迫害的残酷真相:40多天断绝供水 救命药一粒未留
贺龙患糖尿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虽然不能彻底根除，但并非绝症，只要注意饮食营养，药物控制，精神愉快，病情可以逐步好转或得到控制。林彪、江青一伙则针对他患病的特点，用杀人不见血的卑劣手段，在贺龙的生活与医疗上捣鬼。
1947年9月，贺龙与夫人薛明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
1966年4月，贺龙与薛明在成都。
本文摘自《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顾永忠 著，人民出版社 出版
林彪、江青为了打倒贺龙，大肆造谣诬蔑，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
“……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
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
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大肆攻击诬陷贺龙。
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
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
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
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为了适应“文革”运动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67年夏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该组的领导成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
“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的亲信要看林彪和江青的眼色行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实权，则由康生控制。
因此，“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
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3个办公室。
其中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专案，由总参主要领导负责牵头。
“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
由于“贺龙专案”是军队的第一要案，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除任命空军政委余立金为组长外，还设3个副组长。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
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紧接着，“二办”主要领导和叶群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邱会作和贺龙专案组组长等参加，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
“贺龙专案组”也迅速运转起来。
到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省就晏章炎诬告贺龙企图“投敌叛变”事再次进行调查。
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象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
贺龙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被打得鼻子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在长沙，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被逼得无路可走，跳楼自杀。
结果还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简称“杨、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代总参谋长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由于杨成武、余立金突然被打倒，“二办”所属各主案、分案组一律暂停工作，专案人员投入了揭发批判杨、傅在专案工作上的流毒。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人接手“二办”。
任命海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张秀川为“贺龙专案组”组长。
4月18日，吴法宪对专案组布置任务：“贺龙是国民党右派、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
怎么打倒？就是把敌人的罪状挖出来，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做到‘五个忠于’。”
22日，江青、康生及“二办”新领导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接见“二办”全体人员。
江青像泼妇骂街一样对贺龙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她诬蔑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
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
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他还说：要“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可以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
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
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从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筹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加紧进行。
林彪和江青为阻止贺龙参加九大，也加紧了对他的审查，企图在九大前把贺龙问题定死。
专案组原来想同贺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林彪、江青一伙作贼心虚。
他们知道贺龙软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斗不过贺龙。
为此，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决定：采用“背靠背”的办法，由专案组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
薛明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
这封信，实际是专案组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写的，主要内容是：“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
“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
“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你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龙将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
27年、29年、33年的事情统统都是假造的。”
他们想“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他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整天在房子里来回走着，吼叫着，他不能容忍这种栽赃陷害。
一连好几天，贺龙愤怒的心情难以平静，在房间内不停走动，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坐到桌子旁，打开笔记本，反复写着“冤枉”两个大字。
他说：“他们要叫我签名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
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决定奋起自卫反击，要用事实来戳穿林彪、江青之流捏造的谎言和恶意中伤。
他向薛明讲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从1916年率领20个人刀劈芭茅溪盐税局，谈到参加两次北伐战争、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创建了红四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谈到同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及长征途中怎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一直谈到他一家五口：父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为革命牺牲，贺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坟……讲到这些，贺龙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因为，他已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的生命同党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他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但他看到当前“文革”运动的情况，看到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阴谋家得势，老百姓遭殃，自己和许多老干部被迫害，不禁怒火满腔。
后来，薛明把贺龙的详细回忆，认真地整理出来，实事求是地把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贺龙希望党中央和毛泽东能看到这些材料。
就像冰雪害怕阳光一样，谎言最害怕事实。
康生和专案组对贺龙写的材料十分害怕。
康生要求专案组不能把贺龙写的材料原件上报，他批示：“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因此，专案组按康生的旨意，对贺龙写的材料上报时只作摘要，并谈了他们的看法。
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待实质性的问题。
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看后，批示道：贺龙“极不老实”。
“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贺龙专案工作抓得更紧了，多次听取案情汇报。
他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问题(即所谓历史上‘投敌叛变’和现行的‘二月兵变’)。
而历史上的叛变问题的关键是1927年8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发过四封乞降电报，和1933年国民党反动说客熊贡卿到红3军招降贺龙。
这些问题是你们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专案组将上述两个问题列为贺龙“叛变通敌”的核心，拟定详细的审查方案，集中力量进行突破。
与贺龙有关的其他分案也围绕这个“核心”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