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储备20年 产业化仍待气候成熟
邵海鹏
“产业化难”,仍然是横亘在中国转基因科研工作者和相关企业面前的一座大山。
一年前,2014年8月17日,3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下称“安全证书”)到期。这件看似正常的事情,却因涉及主粮水稻、玉米,撩拨起了汹涌民意。随后3张安全证书均续申请成功。不过,在国家宏观战略并未改变,再加上复杂的舆论干扰的背景下,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种植仍然遥遥无期。
日前在一次转基因玉米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均对此表示遗憾。
面对“只允许进口转基因大豆,不允许国内产业化种植”、“只允许转基因棉花种植,不允许转基因主粮种植”、“只允许转基因木瓜产业化种植销售,不允许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等现状,他们认为,当务之急仍然是推进产业化,尤其是中国具有优势、可与国外抗衡的作物品种方面。
储备而非应用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产品产业化持谨慎态度。根据官方口径,目前只有转基因棉花、木瓜在国内进行了产业化种植、销售,而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甜菜,不过必须获得中国的进口安全证书。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彭于发在研讨会上称,1996～2015年的20年间,高层关于转基因的战略是技术储备战略,而非产业化战略,“什么时候用(不知道),也许永远不用。”但与基础科学不同,转基因是一项技术,既然是技术就要面向市场,直接为社会服务。彭的官方头衔还包括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农业部下设部门,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副主任委员。
每次从国外考察归来,彭于发总是感慨,中国跟国外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他说,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抗虫棉已经更新三代了。在产业化推广过程中所发现的不足,会在后一代中予以修正克服。而中国自1997年正式批准转基因抗虫棉产业化种植以来,至今还是原来那一代,“丝毫没有科学进步。”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战略需要调整,应该将储备战略调整为产业化战略,只有在实际应用中切身感受技术利弊,才能推动更新换代。“一天不产业化,与转基因相关的科普、风险交流都没法做。”彭于发说。
专家表示,之所以已经产业化的转基因棉花更新换代速度迟滞,是因为在转基因棉花品系更替的审批中,政府部门受部分民意影响而踌躇不定。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在研讨会上称,转基因棉花更新换代不是科学家个人的利益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农业安全。如果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技术,那也就罢了,现在恰恰是我们有,而且比国外的还要好,不用自己的技术说不过去。而且中国还进口同样的东西,那干吗不放行自己的新技术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称,当初转基因棉花的种植,也是在政府批准推广之前,农民就自发推广起来,以至于最后无法进行行政控制,才放手进行产业化种植,“玉米不要再走这样的倒逼道路了。”
政府态度渐趋明朗
作为民众关切的话题,转基因无疑应该得到充分的讨论。只不过,讨论的前提应该限于科学领域,以理性为边界,尊重事实而非相信谣言。这就要求更多公开、透明、平等的对话。
去年9月底,官方披露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此前未曾公开过的对转基因问题的态度。去年9月底出版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公布了习近平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对转基因产业化定调:一是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转基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议、有疑虑,这是正常的。”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要大胆创新研究,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
这一定调,产业化态度鲜明。这样的态度被反映到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上。文件表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是一号文件首次写入转基因的“科学普及”。
肃清谣言需要普及常识。农业部办公厅在去年9月底也发出《关于开展转基因知识集中宣传培训工作的通知》,要求“针对谣言进行科学解读和辟谣,还原事实真相,引导公众理性看待”。
暧昧的产业化环境
尽管政府机构态度渐趋明朗,但在转基因安全证书与产业化之间,除了隔着复杂的民意,还有很多症结。
安全证书是官方评价农业转基因生物合格的证明。获得安全证书是产业化的必要条件。安全证书分两种,一种是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另一种是进口安全证书。上述3个转基因主粮的安全证书就属前者。
1999年和2004年,农业部相继首次受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和植酸酶玉米的安全评价申请,分别经过11年和6年的严格评价,于2009年8月17日依法批准为其发放安全证书。但随后5年中,抗虫水稻和植酸酶玉米的产业化种植毫无作为。
科研人员及企业均认为,这是主管部门在拖后腿。
农业部一位相关人员回应称:“实际上,转基因产业化种植的影响因素复杂,不是农业部所能决定的。农业部说了不算。”他说,产业化种植是带有政治性的决策,有很多程序,不是简单的品种审定问题。如果产业化条件具备,政府许可、品种审定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都可以不审定,采取“实质等同”原则(即除非能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否则就认定其与传统食品在实质上等同)就可以了。
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之所以不能产业化,便是卡在品种审定环节上。这一制度是传统育种时代沿袭下来的,要求在增产、抗逆性(植物具有的抵抗不利环境的某些性状)等方面达到相关标准。
张启发也曾抱怨过这种品种审定制度:“中国的品种审定过分强调增产,不增产就不给发证书。”张最为人熟知的光环是“中国转基因抗虫水稻第一人”,是上述两个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品种的牵头研发者。
至于转基因玉米,其研究初衷在于提高动物饲料中植酸磷的利用效率。在玉米中转入植酸酶的转基因玉米,用于牲畜饲料可减少环境中40%畜禽粪便所引起的磷污染。中国还有处于试验阶段的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抗虫转基因玉米,已经有公司及科研单位完成这些技术储备。
上述农业部相关人员称,玉米的产业化,条件在逐步成熟,“距离曙光越来越近,这是好的趋势,但这个事情急不得。”他说,其中原因包括当前的法律法规未覆盖到产业化。但相应法律法规若有条件修订,农业部可加快修订。
尝试走出去
从2008年开始,国家以重大专项的形式,力争取得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的突破,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杨晓光表示,既然是重大专项,就应该有更长远考虑。
2015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起始年。在转基因技术成熟的条件下,国内又存在诸如“准许进口不允许国内种植”、“准许吃不允许种”的怪现状,那么在“十三五”期间,是否可以考虑转基因“走出去”先行一步?
杨晓光称,要考虑利用南美市场。既然大量进口,为何不输出优势技术,在当地种植然后再进口?“要走出去就要跟国际接轨,企业或科研单位在做重大专项试验时就要多考虑参照国际标准,到时候容易得到认可。”
美洲是玉米原产地。据科研人员介绍,中国的转基因玉米优势技术包括植酸酶玉米(已获安全证书)、转基因抗虫玉米和转基因耐除草剂玉米(正处试验阶段)。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万建民表示,当前干旱天气频发,要非常重视抗旱玉米的选育。搞得好的话,前景会非常广阔。与会专家称,国内这一技术储备一直在进行中。
彭于发则称,目前正处于从储备战略向产业化战略过渡的阶段,对于已经取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在其通过生物技术所培育的后代再获取安全证书时,要简化程序(美国、加拿大在亲本已获得安全证书后是不管亲本后代的)。新研发的品种要尽早进行安全性评价申报,让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在科学上把关、提供帮助,“早申报,科学上会更有针对性,实践上也会避免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