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公布日本731部队战犯供词和罪行细节

日本国家意志下的日军细菌战资料选（之一）

伯力审判日本战犯供词（节录）

[按]日本军国主义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违背国际公约开发、研制并使用了生物武器即细菌武器，该罪行在战后的东京国际审判中被掩盖而逃脱。但由于苏联对日作战俘虏了大批日本军人，于1949年12月25日至12月30日，由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对其中原关东军第731细菌部队在战争期间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审判，即伯力审判（哈巴罗夫斯克审判、the trial of Harbarovsk）。审判认定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及日军731部队干员梶塚隆二、高桥隆笃等12人犯有制造细菌武器、人体实验、实施细菌作战等罪行。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将庭审资料以中文印行，题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本篇节录自审判资料中山田乙三的供词。

山田乙三

（1949年12月6日）

山田乙三，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

当我来到满洲就任了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我就从本司令部医务处长梶塚和兽医处长高桥1944年7月向我所作报告中知道，受我管辖的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是在研究和大批制造细菌武器。

以后不久，我亲自巡视过第731部队，以便督察该部队准备细菌武器的工作。我巡视第731部队是在1944年8月，当时我亲身考察了这部队内研究和大量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并且，当我考察该部队工作时，我见到此种大量生产细菌以作为细菌武器的工作规模，实在感到惊奇。我视察了这种工作之后，便嘉许了这种工作，因而也就是批准了要继续进行这一工作。所以，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期间，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是经我认准去继续研究最有效细菌武器，并大批生产作为战斗武器的致命细菌。我经常从我的部属方面得到关于这种工作进行情形的报告，所以我经常知道准备细菌战的全部情况。向我作这种报告的，有刚才我所供述的医务处长和兽医处长，有第731部队长，有本司令部内那些与第731部队及第100部队准备细菌战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属员。至于有关战术上运用细菌武器的问题，则是由参谋长和作战部相当人员向我作报告的。

我即熟知这两个部队的工作情形，就以总司令资格采取过一切必要办法，来保证它们有经常作战准备。

1945年6月，我命令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田村去视察了第731部队的工作。这次视察，是因为必须采取适当办法来增加细菌武器生产。关于这次视察结果，田村向我作了一些详细报告。

我听了第731部队长向我所作的报告之后，就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批准了使用细菌武器的两种最有效手段。

1944年11月，第731部队长北野向我做过一次报告，当时在座的有参谋长笠原，作战部长松村和作战部参谋官田中佐。（竹田宫）

北野的报告是在关东军司令部内作的。北野向我报告时，把染有鼠疫的跳蚤用作细菌武器的种种实验结果作了一个综合的说明。北野做报告时还拿出关于实验结果的各种图表来加以说明，并且放映过用跳蚤作传染鼠疫实验的专门影片。

我赞许了这个报告，于是北野所提出的鼠疫跳蚤使用法，就成为批准了的一种实际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了。

同年（1944年）7月末，我阅读过当时第731部队长石井所作的书面报告，其中具体说明了“石井式”细菌炸弹性能及其使用方法。这个报告也经我认可，其中所提办法也由我认准是有效的方法了。

1945年春，当最有效细菌武器使用法的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接着又收到了陆军省要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命令。于是我就采取了实现这个命令的一切必要办法。

我记得，当时我委托第一作战部部长松村在作战部方面根据所奉命令，设法保证增加各种细菌的生产。同时我又命令用必要数量的专门家军官去充实第731部队，并保证该部队以必需的设备。

至于第100部队内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我应当说，该部队负责进行军事破坏活动，即用病菌去传染牧场，牲畜和蓄水池。在这方面，第100部队的工作是与关东军司令部侦探部有密切联系的。我按第100部队的一般任务，知道该部队内是在从事制造细菌武器以及研究此种武器使用法的相当[关]工作。

第731部队为了实验本部队内所产细菌武器效能起见，曾在实验室内以及近于战斗环境的野外条件下，进行过对活人使用此种武器的实验。野外条件下的实验是由第731部队在安达站附近一个有特别装置的打靶场上进行的。

从北野和田村两人的报告中，我知道了有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此外，我从我看过的那张影片上，同样也知道实验细菌武器效能一事，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

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一举，原是由我的一位前任人梅津将军或植田将军批准的。把被监禁的人送去受实验，或者说“特殊输送”一举，也是由我的前任人植田或梅津批准的。这个批准令，我也没有废除，所以原定的“特殊输送”手续在我任职期间也继续发生效力。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受此种实验被害死了，因为那时我没有查问过这点。

梶塚隆二

（1949年12月6日）

梶塚隆二，原日军关东军医务处长

我从1931年起就赞成石井四郎关于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的思想，1934年至1937年我主管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时，又积极参与了在关东军建制内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武器及防疫事宜的部队，即第731部队，以及拨调相当专家去配备这个部队，并促成任命一位细菌战思想家石井四郎为第731部队长。1939年12月至1945年8月，当我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时，我在总的方面领导了第731部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即在各方面研究和培养细菌，研究传染病菌的虫类，研究各种很少研究的传染病，探求医治和预防传染病的最有效手段与方法。

我同样承认，第731部队内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不仅是为了防止传染病，而且是为了探讨，制造与试验细菌武器，但在制造、试验和实际使用细菌武器方面的直接领导责任，是由第731部队长石井和北野两人担负的。在这方面，石井和北野都是遵循着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以及日军参谋本部的指令。

我当时知道，第731部队内是在研究和试验细菌武器性能及探求那医治和预防流行病方法方面进行实验，并且这种实验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

高桥隆笃

（1949年12月6日）

高桥隆笃，原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

我在准备关东军进行细菌战和军事破坏方面的活动，是表现于我在领导第100部队的实际工作时，曾指令该部队大批制造细菌武器，其中包括有引起鼻疽，炭疽熟，牛瘟，羊痘和斑驳病等烈性传染病的细菌。

为了增加细菌武器产量起见，1943年12月，经关东军司令部第二侦探部认可，并由我下令，在第100部队第二部内设立了第六分部，其任务是大批出产细菌武器……为了研究和大量制造细菌武器起见，第100部队内根据我的指令，曾用牲畜进行过各种实验。

第100部队有两个支队，一个驻在大连，一个驻在拉古。此外，1941年7月，在每个军区内还成立有军团兽疫部队，分布在克山、东安、鸡东、东宁等城市内。所有这些兽疫部队都是预定当作特种部队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苏联的。

从1944年4月1日至1945年4月1日，日本陆军省拨给第100部队的人员给养费和防疫药品制造费，共计60万圆。同一期间内，由关东军司令部第二部拨给的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费，共计100万元。但是这个数目并没有限制过我们，因为必要时就可按需要增拨款额。究竟在1944年以前发给了多少钱，此刻我记不起来了。

1941年9月，前任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在军司令部内一次部处长会议上通知说，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发来了一道命令，要关东军准备进行细菌战。梅津在这次会议上就命令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开始大批培养传染病媒介物。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第731部队在准备细菌战。

川岛清

（1949年）

川岛清，原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第四部部长

我于1941至1943年期间负责领导的第四部（生产部），实际上是该部队中制造传染病细菌的工厂。生产部内装备有培养细菌的良好仪器，使我们每月能出产约300公斤净鼠疫菌，或500至600公斤净炭疽热菌，或800至900公斤净伤寒菌、副伤寒菌或痢疾菌，或1000公斤净霍乱菌。事实上并不是每月都会培制出此种数量的细菌，因为这种数量是预定供战时消费的，实际上生产部所培制出的细菌量 ，只足供部队内日常工作中的需要。

为了检验所制各种细菌武器的效能以及探求医治传染病的方法，第731部队内经常用活人，即被监禁的中国人和俄国人来进行实验，这些人都是由驻满日本宪兵机关专门送来受实验的。

第731部队内设有一个监狱，专门禁闭这些用作实验的犯人，监狱设在部队内部，受实验者被严格与外界隔离开来，本部队工作人员称他们是“木头”。受实验者的这种名称，我从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口中多次听到过。

根据我因在该部队内职务关系上所知道的材料，我可以说，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

1942年间，第731部队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了一个约100人的远征队，前往华中浙赣战区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队。参加这次远征的，有第一部，第二部和第四部工作人员。我从生产部内派去了8个人。根据石井将军命令，我叫生产部准备了130公斤副伤寒病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之用。此外，第一部人员还带有由他们培制的若干罐霍乱菌和鼠疫菌，其必要数量则由他们在南京“荣”字部队内就地培养。第二部人员携带有充分数量染有鼠疫的跳蚤。

此外，第731部队又于1941年间在常德城一带，使用过细菌武器去攻击中国军队。1940年间，该部队远征队在宁波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攻击过中国军队。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