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放归草原牧区联网中国

20.02.2015  05:20

马金瑜和丈夫扎西。

  在蜂场里劳作,是扎西一年最忙碌的时节,这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生计,帮助灌装蜂蜜、装纸箱。A08-A09版图片/马金瑜提供

高原藏区的农民淳朴善良,他们会等候在路边,把最好的食材卖给远方的客人。

  在寄售给客人的礼盒中,通常会有一封信,装在古雅的信封里,几行来自远方的问候,让人心暖。

  马金瑜成了媒体圈一个传奇。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金鱼”。她曾在北京、广州当了14年记者。她采访执着,有股不管不顾的劲儿,她的文字细腻绵密,打动着许多人的心。

  几年前,一次采访之后,她嫁给了扎西,一位青海的藏族牧民。养蜂、收花椒、拉运黄菇,过上了没有红绿灯的生活。

  回归了自然,这个跑遍全国的记者也把更广阔的视野带到了那里。在微博和微信上,她为高寒偏远牧区和山区的农牧民寻找销路,把天然的食材送达内地;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农牧区的贫困家庭和福利院。

  她寻求一种信任。信任那些牧民,信任远方的客人。她愿意先发货,再收钱。用有藏族气息的信纸给每个人手写祝福。

  她希望把在文字上使的拙劲放在生意上。每一个包装,每一个回答,都下意识地把所有心思都献出去。或者说,那不是生意,是她的一种生命的新尝试。

  马金瑜需要学会适应。适应藏区的慢,和天南海北的快。她也在改变,改变这慢与快。她记得牧民们的等待和期盼的眼神,也被远方买她蜂蜜黄菇人的信任所感动。

  我们决定请马金瑜自己写下这段经历,没人比她更了解那里的生活。她也怀念写文字的时光,如今这时光只能被压缩到后半夜,当一切忙碌结束之后。“写文字(的能力)是老天带给我的,我得珍惜它。

  和扎西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钱,当地人都以为扎西娶了一个北京的富婆,而且脑袋有毛病,不然,一个大城市有工作单位的记者,怎么会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

  直到今天,很多当地人依然以为我是“富婆”,因为有那么多的快递发往各地。“我们青海是不是啥东西都好呀?”他们经常好奇地问我。

  而我的同事和很多老朋友,也以为我疯了,或是受了什么刺激,一个干姐姐得知我嫁给了藏区的蜂农,嫁到了青海“那么远那么落后的地方”,嚎啕大哭:“马儿……你……你就这么把自己给嫁了!……

  反正是嫁了,先过日子吧。

  后悔嫁到藏区

  2011年12月,扎西第一次坐火车离开青海,离开蜜蜂,那时候我已经怀老大三个月,还在北京工作。

  扎西在北京呆了两个月,他每天问我的问题总是把我噎住:“早上为啥地铁上的人都在睡觉?为啥没有一个人在笑?”“为啥这里的肉这么难吃?水这么难喝?”“为啥这里的天总是灰蒙蒙的?

  后来,他终于提前回青海了,一出火车站,他就跑去吃了两斤手抓羊肉、一碗面片,“我回青海啦!我吃上草膘羊肉啦!

  生下老大,产假结束后,我开始了两地奔波的日子,每隔一两个月,我坐火车或者飞机赶回青海,在家呆一两天又赶紧跑。

  孩子8个月的时候,我回家抱他,阿爷说:“叫阿妈呀,妈妈回来喽!”他看着我,转头爬开了。是的,他根本不认识我。

  一直到孩子11个月,扎西去挖虫草,老父亲养蜜蜂,家里没有人看孩子,我用背篼把孩子兜在胸前,带着他一起去杭州采访。那会杭州特别热,孩子的肚子和大腿很快热得全是痱子,我和当时采访的医生聊天,孩子睡着了,就把他放在一边的沙发上,医生用绿色的手术单给孩子盖上,叹了口气说:“还有你这样当母亲的……

  2012年春节,扎西把一点虫草和草原野生黄菇带到广州找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半点留在青海的心思——茫茫草原,巨大的文化和习俗鸿沟,落后的医疗和教育条件,交通不便,语言不通,我每次回青海探亲都在后悔,都在心里骂自己: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

  卓玛们

  青藏高原的冬天很长,也就是那一年的冬天,我跟着扎西,坐着村里的农用车去偏远的牧区拉运黄菇,第一次让我震撼。

  说好下午三点赶到一个牧区定居点附近,半路突然飘起大雪,草原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瞬间就把人吹透了,牧区的道路本就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农用卡车像溜冰一样在冰面上蜿蜒滑行,越走越偏远的牧区,冬季饥饿的野狼在远处溜达,远处结冰的水面,像镜子一样闪着冷光。

  这时如果出了车祸,怕是会死在这里了。

  终于走到说好的地方,天已经快黑了,农用车司机说:“一会赶紧得找个地方住下,这样的天气,再走夜路肯定要出事。”因为早已错过了约定的三点,我们谁也不知道牧民们会不会来——远远地,只看见路边有几个黑点,走近了,才看见是拿着口袋的藏族妇女和孩子,还有几个老人。

  走到跟前,我才看见,他们的脸和嘴唇已经冻青了,妇女孩子的头发和眼睫毛上都是寒霜,老人们都团着手、勾着腰,点点的雪渣还在风里打过来。

  我什么也说不出了,扎西说蘑菇、黄菇参差不齐,用各种颜色的毛线和绳子七扭八歪地串在一起,我们都收下,不好的蘑菇,我们拣出来自己吃掉了。

  接着是去半牧区收花椒,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去收。路边上,一群妇女在盖房子,扎西问有没有花椒,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突然眼睛亮了:“有呢!家里有呢!”她把手里推土的架子车一放,让我们往家里走。

  这个叫卓玛的妇女把一袋子花椒搬出来了:“你们看看,这行吗?”花椒又大又红亮,收拾得十分干净,不到两岁的孩子靠在卓玛满是黄土的背上,胆怯地看着我们。

  卓玛的花椒我们全收下了,她又高兴地去叫隔壁的妇女拿花椒出来。临走,卓玛问我们:“明年秋天还来吗?”孩子趴在她怀里,她家木门上的经幡在飘动,她的眼睛亮亮的。扎西说:“来呢!你的花椒这么好!

  找到品质最好的食材

  牧区的种植,常常是春天撒一把种子,秋天收下就行,好像把一切都交给天,虽然高海拔很少生虫,但在我印象里,这哪里是种地啊?我曾以为他们真的不会种地,可长期呆下来才知道,很多牧民其实非常聪慧,不是他们不会用、买不到农药,是因为如果喷洒农药,不但会把害虫杀死,还会把其他虫子、蜜蜂、蝴蝶全都毒死,这是他们眼中的“杀生”,一个牧民说,人能吃多少呢,够用就行了——是的,够用就行了。

  在很偏远的牧区村庄,他们种植的小油菜和小胡麻,是五六代人都在种植的老种子,产量很低,只因为新式种子不香;他们种植的青稞和燕麦,依然是特别古老的品种,只因为“这种才有味道”,他们相信先人的智慧。

  于是我们在这样的村庄收购油料榨油,又到偏远牧区拉运草原野生黄菇;在山区农村种植老式红皮土豆,收购当地妇女房前屋后种植的花椒;在扶贫村收购村民用延续上百年的工艺手工制作的土豆粉条,组织当地的藏族妇女帮我们包装发快递……因为有这样安全的来源,很多的信任,来自孕妇和有老人孩子的家庭,有的食材是给九十多岁的老人和一岁多的孩子吃的。

  我和扎西都没做过生意,我经常糊涂得算错账,中间还常常出差采访赶稿;扎西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从来不愿听女人的意见,纷争不断,但有一条是我们统一的:找到品质最好的食材。仅仅是拉运黄菇,扎西的腿就冻坏了,2014年10月榨油,扎西再次腿受伤,我带着两个孩子,照看网上的一摊事。2014年5月,小的孩子差点生在了家里,当时身边只有三岁的大孩子……不过那些算什么呢,都过去了。

  和那些牧区的藏族妇女比,我只有羞愧,她们是那样善良和聪慧,在渗骨头的雪水里洗衣服,在大风雪天放牧、捡牛粪,背水背草背粮食,还有什么苦是她们不能吃的呢?如果不是语言和生活习惯,如果不是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她们能做多少事啊,养奶牛、做馍馍、种庄稼、喂牛羊、做手工……

  藏区养蜂时光

  等到夏天,扎西和老父亲总是呆在蜂场里,偏远山区和高寒牧场上的野花都开了,我们自己捡柴火做饭,这时候才三岁的大孩子总是跟在阿爷和阿爸屁股后面,用棍子捅蜂箱,往蜂箱里面塞树叶子和野草,蜜蜂怎么能放过他呢,每天孩子都要嚎叫几声,不是头就是脸,肿得看不出他原来的样子。有时候玩累了,他自己就在附近的树荫草地上睡着了。

  蜂场不是在荒滩就是在人迹罕至的山林,经常没有电,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信号。早晨和夜里,许多不知名的鸟,在满眼的绿和彩色的花朵里隐藏着,清晨五六点,你几乎是被它们吵醒的,无数的鸟鸣,像是一首大合唱,像溪水一样从树林深处流淌出来,蜜蜂那时也开始醒来,巨大的蜂鸣从蜂箱里传来。

  等到夏末秋初,蜂场的蜂蜜打下来,附近村庄和半牧区的妇女就开始等我们的电话,她们要有活干了。她们到我们家里,帮我们灌装蜂蜜、装纸箱,从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可是扎西给她们教一遍,她们马上就能干得很好,加班的时候,扎西和我就买一些羊肉,有时彻夜工作,她们就打地铺(家里太小)睡下,头挨着头。

  不管怎么干活,她们都不怕,总是嘻嘻哈哈笑着说着,唱着说着,帮我哄着孩子,帮我们做饭,从来不怨什么,只有一点,当我说:“快呀,快,来不及了,快递车要来了!”她们就笑,一遍一遍说:“达摩西,达摩西!”(安多藏语,慢慢呀,慢慢)。

  是的,她们走路慢慢的,喝茶慢慢的,做饭慢慢的,聊天慢慢的,哄孩子慢慢的,唱歌慢慢的,为什么我总是走路快快的,喝茶吃饭说话全都像“有一头狼追着一样”,她们不明白。

  记得秋天发完工资,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藏族妇女拉嫫给我拿来她自己烤的大馍馍,用头巾包着,麦草和牛粪慢慢烧出来的,馍馍是老发面,外面的壳微黄焦脆,里面软软的,一股新麦香。我还不断收到内地顾客朋友寄来的书、苹果、桂圆、干贝、外贸棉衣、上好的红茶、进口蔬菜丸……都说让我和扎西好好吃上,可是,我们哪里舍得吃啊!

  外面的世界

  2014年春天,雪还没有化,乡上的书记就来找扎西了,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事——老父亲活了58年,还没有在家接待过这么大级别的官员。书记也没有太多寒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你家的三亩地今年打算种点啥”;二是扎西的“记者媳妇”在“外面”消息灵通,让她留心看看,山区这么冷、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种什么才能卖钱,有什么能合作的大老板的项目。

  这时候,正是高原的土地耕种之前,扎西所在的乡有27000多亩耕地,每年种什么,有哪些项目能给增加收入,对乡政府、领导干部和每家每户全部是头等大事。

  因为在2012年,我们就从青海富硒蒜种植基地收购了几吨富硒紫皮蒜,晾干后在网上销售,它的富硒元素具有防癌抗癌作用,还曾出口日本和俄罗斯。不过那时候村上乡亲得知我们在卖蒜,笑话传得满天飞——“哎,他们还卖蒜哪!蒜坏得那么快,到了内地不是全烂了?”“哎,我们青海的蒜那么好吗?内地人没有见过大蒜吗?”看笑话的甚至还到我们家来一看究竟,边笑边挖苦:“你们有铺子(门面)卖吗?我们这里的大蒜就是金子做的吗?

  2013年春天,一些村民悄悄地跑到我们家,有的人想趁农闲给我们帮忙干活,有的想从我们这里买蒜种,一些村民也悄悄地在自家地里种下了大蒜——大部分村民还是依照村领导和乡上的建议,种下蒜苗,秋天的时候,几万斤蒜苗,几乎要烂在地里也没有人来收,村里乡亲自己坐着农用车运到县城,一斤才卖5毛钱,没几天,一场大雪突然而至,许多蒜苗覆盖在雪下,没法再卖了。

  2015年春天,我们在网上卖了一部分红皮土豆,这是在山区也很少种植的土豆,又有乡亲开始向扎西打听:“啊,那个红皮子洋芋(土豆)还能卖钱哪?真的吗?

  可爱又小心翼翼的乡亲啊……

  草原上的小路

  2014年5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坐完月子,他还是和三岁的小哥哥一起睡在蜂场的帐篷里,睡在山林里,睡在草地上,蜜蜂总是叮得他俩面目全非,可是当银色的月亮升起来,他们都睡下,我站在蜂场的帐篷门口,远远地眺望雪山的轮廓,寂静中倾听虫鸣与鸟儿唱歌,听到露珠从树叶上落下的声音,内心十分安宁和平静。

  我希望他们的童年记得很多欢笑,记得蜜蜂,记得花朵和鸟叫,记得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亲人的模样,我希望身边勤劳善良的卓玛们能用自己的双手挣钱,我总想起雪山下牧民冻青的脸,总想起背着孩子的卓玛问我们:“明年还来吗?”……2015年1月,我终于有勇气辞职,离开工作了14年的记者工作。

  扎西一直特别害怕我失去“单位”,失去“工作”,因为这个决定,他和我大吵一架,可是我想说,当你站在草原上,雪山下,茫茫一片草滩,起初是看不见路的,慢慢地,走着走着,你会看见牛羊,看见帐篷,看见背水的妇女和奔跑的孩子,看见放羊的人;慢慢地,你就能看到人走出的小道,牛羊踩出的蹄子印,摩托车和卡车走过的车辙……我想,我们总能找到路的,总能活下去的。

  【同题问答】

  新京报:讲述一下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马金瑜:2011年9月16日,我和大儿子在青海山区公路遭遇车祸,同时生命垂危。孩子当时才两个月,他在青海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19天,由于脑部持续出血,医生数次建议扎西和我放弃治疗,扎西给医生跪下磕头,我们每天为孩子祈祷……孩子活下来了,现在常和蜜蜂在一起,我们决定车祸的事什么也不告诉他。

  新京报:新的一年有哪些新希望?

  马金瑜:希望我们能为当地农村和牧区妇女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希望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健康平安,希望扎西和我能少吵架,多想办法。

  马金瑜自述 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