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铁路大亨王春成被查 曾向军方大老虎送房产
王春成
王春成与其家乡阜新市，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城衰的阜新以各种优惠政策滋润着春成集团的崛起；后者在壮大到一定规模后，又反过来对阜新负有某种责任。
起家摆摊倒煤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春成率先被命运推入无常的轨道：由于所在的刨花板厂破产，他下岗了，同时下岗的还有他的妻子闫凤杰。夫妻双双下岗的现实，唤醒了王春成的谋生本能。阜新作为一个矿坑上的城市，别无其他机会，走投无路之时，他把目光投向了煤。
一位曾为新邱露天矿下属企业职工的当地矿主回忆，“刨花板厂破产后，王春成和我们一批人开始在新邱矿的矿坑下偷煤自己卖。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些积累，他买了一台四轮拖拉机拉煤挣钱。”
一开始，没有任何煤炭从业经验的王春成缺乏销售渠道，只好采用最原始的销售方式：街边摆摊叫卖。一位熟悉他的人士透露，王春成成立了一个煤炭销售处，其实就是个体户，把煤堆在路边支个摊子，做路过车辆的生意。在观念保守的阜新，即便是这种经营方式，当时的竞争也并不激烈。
摆了几年地摊后，1994年，王春成获得一个固定的大客户：距新邱150公里的锦州电厂。前述当地矿主回忆，闫凤杰比王春成交际广一些，有一次出差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老干部，后者向锦州电厂介绍了闫凤杰，王春成开始往锦州电厂发煤。
电厂收煤是按发热量计价。前述矿主称，王装好煤之后，常年租一台捷达轿车，先于运煤车到达电厂，利用当时管理的漏洞，疏通打点好煤质化验、检验人员，多算卡数，达到低卡高价的目的。到后来，其煤炭不用汽运，改用列车运输，采用盖帽的方式--上面是合格煤炭，下面混着劣质煤甚至是煤矸石销售。
“他的经济意识比较超前，我们都在当地做，一吨煤盈利二三十元就比较满足了，但是他已经想到向外销售、成规模销售。”前述矿主回忆，“我们还认为打车是奢侈的事情时，他已经能常年包车。”在他看来，王春成善于把握机遇，注重交际，特别是对其事业可能有积极作用的人更是敢于投入。
与此前的练摊不同，拿到锦州电厂的大单之后，王春成必须自己发煤，由此意识到铁路对于煤矿的重要性。一位当时供职于新邱矿煤场的人士回忆，新邱矿的煤场到锦州电厂有条专线，王春成为了解决运力问题，专门找到煤场工作售货员，每个月给5000元，换得煤场约120米的货位（在铁路边上装煤的位置）。”
王春成的经商才能在锦州获得了认可。时值全民经商热的大潮，锦州老干部合伙集资了120万元创办晚辉公司。其中一名退休老干部是王春成姻亲的姻亲，他将其中80万元给了王春成，邀请他出任晚辉公司经理，还给他配了一辆高级轿车。“他从前没见过那车，以至于在车里睡了一晚上没回家。”春成集团下属企业一位负责人回忆说。
1996年，晚辉公司经理王春成手提40万元现金，回到新邱矿买煤。“那时候哪有这场面。”前述新邱矿煤场人士说，“煤场堆满煤，大车排队拉煤，那一个月，我们单位堆了将近10万吨煤，不停地往锦州装车。”
初试铁路修建
生性进取的王春成并不满足于简单做销售，在积累到原始资本后，他把目光瞄向了上游的开采环节。
当时很多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新邱矿也是如此。新邱露天矿是一个露天的大坑，周边有很多个人承包的井工矿，在地下打个洞就可以往外掏煤。王春成收购了其中一个个体的小井一号井，干了几年，又收购了第二个井中部井。靠这两个井挣了几年钱以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转机。
2001年12月，阜新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此前两个月，春成集团刚刚重组了新邱露天矿。无论对于政府、企业与职工来说，这次重组都相当于一个解脱。
当时，整个阜新市都陷入了绝望的谷底，不知希望何在：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工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9.2万产业工人下岗，占职工总数的28.8％；101平方公里采空区地表下沉；四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500多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拥挤成片。
因为收不到工资，一些矿务局职工阻断铁路甚至采取极端行动卧轨自杀。新邱露天矿的情况也类似。历经多年开采后，新邱矿只剩残煤，开采成本较高，加之老国企的粗放式管理与历史包袱，企业奄奄一息。在破产以前，“闹事”的职工让政府头疼不已。
无奈之下，市政府在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提出两个条件公开“招亲”重组：一是必须拿出1000万元重组资金，二是潜在的重组方必须得到500多名职工的认可。
王春成报名参与了这次重组，竞争者包括一位矿上集体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对于王春成而言，资金已经不是问题。而在由职工、政府代表、周边村民等参与的破产公投中，王春成在经营两个井工矿时展现出的管理能力，为他赢得了大部分投票。
2001年6月，王春成注册成立春成集团，后又成立新邱露天煤矿有限公司装入春成集团。此后的几年，阜新市又陆续把几家当地国企交给他重组。
接手新邱矿后，王春成将职工的人均工资从三四百元提高到七八百元，回报了职工的信任。他的慷慨多少也与运气有关。适逢国家重新规划露天矿，需要在矿区内重新规划道路，将路铲成煤道。在修路过程中，施工队伍推掉了一个小山坡，结果发现一个很大的沉煤堆。这个意外的发现，大大延续了这个残矿的采矿期--开采十年后，新邱矿才闭坑。
从煤炭销售环节进入开采环节后，王春成又开始谋划进入运输环节。他主导建设了从煤炭货场到阜新发电厂一段4.6公里的鑫园铁路。
阜新市铁路办人士介绍，当时，阜新发电厂每年有三四百万吨的煤炭需求，需求很大，以发电为主，附带城市的部分供热功能。电厂为了扩容，需要场地来仓储。随着城市的外扩，电厂周边没有煤炭仓储的地方，但在东阜新有一个煤炭储存场，离厂区有几公里。
王春成拿出近千万元，与沈阳铁路局一家下属公司合资修了鑫园铁路，这是点对点的专线。他的初始想法是，修好铁路挣其他煤商的运输费用，由此自己、电厂、煤炭经销户三方受益。
“他的想法是很超前的。”一位阜新市铁路办人士评价，“修好后确实盈利，每年几百万元的收入，他和铁路分成。”
内蒙古扩张寻矿
但是，新邱煤矿残余的储量，远远无法支撑起王春成的产业雄心，他开始把找矿的目光投向了省外。
知情人士称，200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矿业管理部门办事等人期间，春成集团负责找矿的人士遇到锡林郭勒盟（下称锡盟）西乌旗国土局一位年轻的局长，后者将境内的白音华一号露天矿做了介绍，该矿已然“半死不活”，欢迎春成集团去看看。
2002年12月，大雪封山，内蒙最低气温已达零下40摄氏度，春成集团一行数人坐面包车来到西乌旗，通过这位国土局长见到了一位旗主要负责人。西乌旗有意出让的白音华一号矿，离旗所在地约80公里。这位旗里主要负责人表示，可以免费转让该矿，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年产量达到100万吨，接收全部工人。不过，王春成在考虑煤质、交通成本等因素后，觉得不经济，未同意接手。
但王春成相中了当地另一个地方国企跃进煤矿。
年产仅两三万吨的跃进煤矿当时已经破产，当地政府本欲以职工持股方式改制，召开两次动员大会仍无职工愿意接手，王春成的到来适逢其时。
政企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显示，西乌旗政府同意，以现有的矿为圆心，方圆5公里由春成集团开采，后者需要投入5000万元改造现有煤矿，使之年生产能力达到50万吨。政府负责职工安置费用，以及给予大量优惠政策。
跃进煤矿原为井工矿，春成集团的资金注入后，把矿区表层的土推掉，改为露天开采，并对采矿区域做了扩界，第一年的实际产能就达到了150万吨。此后的十余年里，跃进煤矿与新邱煤矿，成了支撑王春成产业扩张的两头最大的现金奶牛。
事实上，在春成集团以前，阜新矿务局（下称阜矿）也来看过矿。阜新距西乌旗仅500多公里，由于资源枯竭，也在四处找煤矿，希望能安置当地矿业职工以及延续企业经营。2002年，在锡盟举办的一次展销会上，应邀前往的阜矿与急于招商引资的西乌旗接头成功。阜矿看中了白音华四号露天矿。
内蒙古自治区把尚未开采的白音华四号矿配置给阜矿，有着更宏观的考虑。2003年，占阜新产能近半的阜矿下属海州露天矿因资源枯竭停产，整个阜矿面临找出路的问题。然而，“自治区对阜矿谈不上满意，阜矿是个老局，历史负担重，属于落后生产力的转移。但在东北转型大背景和国务院的协调下，自治区服从大局，给了10亿吨的资源量，没要资源价款。当时资源价款每吨3元，10亿吨就是30亿元，白给出去了。”前述西乌旗官员说。
阜矿、春成集团与锡盟西乌旗的偶发性合作，客观上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探索积累了经验。由于包括锡盟在内的蒙东五盟市距东北较近，又富含煤炭资源，辽宁省委省政府有意加强与蒙东的经济联系。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国家发改委的支持。2007年，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发布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即打破了行政区划，将蒙东五盟市纳入东北经济区域。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本身的种种优惠政策，也给春成集团日后修建巴新铁路带来了审批便利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
此外，2006年6月，春成集团还以8019万元的价格接手大连热电（600719.SH）非流通社会法人股2430万股，以12.01％的持股比例成为上市公司二股东。经过减持，春成集团目前的持股比例为9.84％，以该股近期的股价7元计算，这部分股权的市值约为4.7亿元。
巴新铁路贿案
借入主跃进煤矿在西乌旗站住脚跟以后，春成集团在当地日渐活跃，王春成希望在西乌旗境内拿下更多的煤矿。然而不期然间，他也在此埋下了祸根。
其间，经旗领导引见，他得以认识时任锡盟盟委书记刘卓志、盟委副书记蔚小平，两度成为行贿人，这已经是由司法认定的涉及王春成的官商交易。
经过勘探，王春成看上了西乌旗境内一个大矿，预测储量达24亿吨的吉林郭勒二号露天矿。若能拿下这个矿，仅该矿的年产能就能达到一两千万吨，春成集团的体量将上升一个数量级。2003年8月，锡盟方面答应将这块丰腴的“处女地”免费配置给春成集团，条件是后者能修一条铁路。
“当时因为受运力瓶颈掣肘，内蒙古的煤炭销售不出去。地方政府就要求如果能修铁路，煤田就配给你。”熟悉王春成的人士透露，春成集团答应并找到专家设计方案。
王春成一开始的想法相对保守，只打算修一条130公里的铁路，连接吉林郭勒矿与相邻的赤峰市林西县，与林西县已有的铁路交会。但这个设想被专家否决，因为修建到赤峰得经过北京，这条已有的线路运力已然饱和，修一条连接线意义不大。
在此情况下，王春成突发奇想，不如干脆整回老家去。根据王春成计算的成本账，不修铁路，汽车加上火车运费，每吨煤得178元，如果有了一条直通阜新的铁路，每吨煤的运费只需要75元。
此前，王春成修建铁路的经验仅为4.6公里，巴新铁路的长度则是496公里。“相对于修建这样一条铁路，其实王春成的实力并没有那么强，但他就是敢想。”前述西乌旗官员说，巴新铁路是一条盈利预期很明显的铁路，谁修了谁挣钱，其选址也是截直的“飞行航线”，即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距离。
问题在于，“修铁路的手续很不好办，涉及两个省、国家发改委和铁道部之间的协调，地方上还要解决征地。”可兹参考的一个案例是，同在西乌旗境内，全长610公里的锡乌铁路，是由原铁道部控股、自治区参股，且修了五六年都没修完。
王春成带来的超大型基建投资，让他从众多来锡盟洽谈项目的企业中脱颖而出，被锡盟奉为座上宾。一位锡盟当地平台公司负责人回忆，2005年左右，有一次盟里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与春成集团合作。在会议大堂，一边是王春成与其高管，另一边是盟委书记副书记、盟长副盟长，加上发改委、经信委、财政局、国土局、国企等，自己只坐到了第四排位置。
这背后也有王春成与盟委领导的经济往来。司法材料显示，2004年5月至2006年3月，在春成集团筹建巴新铁路期间，蔚小平积极支持该项目的筹建工作。2005年11月，蔚小平直接给王打电话，称其朋友有两辆车要处理顶账，王春成随后带着60万元来找蔚，钱留下后，后者说车还没有开过来，王问过两次便不再追问。
一份2005年锡盟与春成集团签订的《项目建设协议书》显示，除了巴新铁路外，锡盟还同意后者修建巴新铁路的二期工程，即由西乌旗通向紧邻蒙古国边境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的巴珠铁路，以及在蓝旗开发二氧化碳气田，三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百亿元。作为回报，锡盟承诺将预计储量24亿吨的吉林郭勒煤矿的探矿权，部分办理给春成集团，剩余的部分待巴珠铁路开工后再办理给后者。
对于每年煤炭缺口1亿吨的辽宁，巴新铁路更是生命线。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后，很快得到支持。根据核准程序，发改委核准前必须征求铁道部的意见，铁道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项目不置可否，很久以后才表态同意。2007年8月，巴新铁路顺利拿到发改委的核准，并于同年11月开工建设。
在这背后，刘卓志出力不少，王春成也奉上金钱。
司法材料显示，自治区政府开始并不同意锡盟修建铁路及将煤炭资源外运。为了取得采矿权，并让政府批准修建运煤铁路，王春成向刘卓志提出请托。2009年升任自治区副主席的刘卓志多次协调相关部门，帮春成集团解决了配置采煤资源及修建铁路的问题。为感谢刘卓志的帮忙，王春成于2006年至2010年期间，先后七次以各种名义直接或通过中间人给予刘卓志18万美元。
融资修路曲折
“巴新地方铁路是阜新经济转型的重要项目，对阜新乃至辽宁全省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项目提出以后，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也得到了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曾表示，巴新地方铁路是在“政府主导、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指导下核准批复的，符合国家铁路建设的改革方向。
锡盟为了支持巴新铁路，专门出台《锡林郭勒盟关于支持巴新铁路建设的意见》，通辽市、赤峰市为支持这个项目建设，也相继出台了专门的优惠政策。
“阜新市政府提出，你们修铁路有什么困难，我们政府派人成立专门的小组。”熟悉王春成的人士说，但在修建过程中，征地动迁、跨铁道、跨公路、跨高压线的协调难度超乎想象，“有些铁路、高压线是国家的、国企的，有些道路是公用的。”这也是预期三年的工期，直至七年仍未完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直接的掣肘当然还是资金问题。在项目建设初期，没有任何外部资金进入的情况下，春成集团以自有资金启动了项目建设。“在2009年巴新铁路公司成立之前，是春成集团主导建设了两个隧道和一个大桥。”阜新市铁路办人士透露，“如果当时不开工的话，再等其它公司注资进来，项目至今也不可能成立，所以当时灵活处理这个事情。”
开工之前，春成集团也曾未雨绸缪，试图联合辽宁本地能源企业投资巴新铁路。
2006年12月18日，巴新铁路建设项目投资签字仪式在沈阳举行，春成集团与多家公司签署协议：春成集团出资7.83亿元，占总股比的41％；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73亿元，占总股比的30％；阜矿集团出资3.63亿元，占总股比的19％；阜新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91亿元，占总股比的10％。
但是，当2009年6月巴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注册时，国企们却悉数缺席。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设立时，1亿元注册资金均由王春成控制的四家公司分摊。此后，由王春成控制的企业一路单方面增资至7.61亿元。
此后在实际修建过程中，雪球越滚越大，投资由原来的47.57亿元扩大到58亿元，最后又调整变为77.2亿元，还有物价上涨、征地拆迁等因素的变化，以及原来是地方铁路一级后来变为国家铁路二级，指标的调整也使投资增加。“王的想法很简单，此前鑫园铁路都修成了，他没有考虑到这条铁路的复杂性。”阜新铁路办人士说。
与巨大的资金需求相比，王春成的自有资金杯水车薪。在信贷受阻的情况下，他只能被迫靠稀释股权来融资。2010年4月，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出资9.8亿元占股55.77％，春成公司以7.61亿元占股43.31％，总注册资本增至17.57亿元。
此后数年，经过频繁的股东进退，目前铁路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春成集团出资15.997亿元占股61.5269％，大唐国际出资5.2亿元占股20％，铁法煤业出资2.6亿元占股10％，马鞍山丰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出资2.093亿元占股8.05％，其余股份由王的其他公司持有。
对于大小企业的股权进退，阜新市铁路办人士认为：“大唐在内蒙古有煤矿，在阜新有煤制气项目，如果参与进运输线来，肯定对自己有利，尽可能地要大股比，自己的煤矿不能受运输的制约。此外，各家股东之间的磨合协商，出于对自身利益及长远发展的规划，也会影响投资决策。”
由于资金链紧张，在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间，巴新铁路一直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直至新增注册资本金以及国开行辽宁、内蒙古分行贷款到位。
不确定的命运
在尚未拿到国家发改委核准以前，这条原本作为企业煤运通道的铁路，就已被纳入中蒙联合构筑欧亚新通道的国际战略之中。
2008年，在王春成顺利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同一年，春成集团在乌兰巴托与蒙方达成共识，春成集团愿意出资对蒙方境内珠乔铁路进行勘测、设计，并完成预可研报告。此后，作为中方业主的春成集团，不时与阜新市、锡盟以及背后的两省（区）领导一起与蒙方接洽。
按照锡盟方面最初的设想，除了修建巴新线以外，王春成还要修建巴珠线，原本还为此给王配置了吉林郭勒煤矿。由于资金掣肘，春成集团连修建巴新线的资金都成问题，这个设想后无人提起。
2008年9月，总投资41.77亿元的巴珠线项目公司成立时，1亿元的注册资本金中，内蒙古集通公司占股35％、国电能源占股20％、华润电力占股20％、大唐国际占股20％、锡盟平台公司兴富投资占股5％。
2014年4月，由于国电能源欲大幅减持，各方顺势进行增资扩股，对股权进行了调整。在增资至17.4亿元后，王春成控股的巴新铁路公司持有巴珠铁路公司15％股权。加之正在与蒙古接洽的珠乔线，王春成的控制力遍及整个跨国项目的一二三期工程，可谓民间“铁路大亨”。
修建一条铁路需要协调的事务可谓千头万绪，王春成需要不断与相关政界人士打交道，包括国家发改委领导、原铁道部和路局领导，以及沿途横跨的两省（区）四市九旗县政府领导、各家金融机构等。
与如此之多的部门打交道同时，不免存在利益输送。上述人士介绍，他在外面一天到晚不带秘书，自己来回跑，这类事都是亲力亲为。王春成每天都在凌晨三四点才睡觉，频繁开会，到下班了没吃饭，就在办公室吃饭。平时飞来飞去，很多时候就在飞机上睡。这位人士说，常年不规律的生活下，王春成得了糖尿病，精神压力很大。“他说自己一年365天有364天睡不好觉，每天一睁眼，银行那边好几千万利息等着。”春成集团一家下属子公司的负责人介绍。
曾经最感掣肘的资金问题，并未击垮王春成。但如今，朝夕间倾覆的高端政界人脉却成为这位“铁路大亨”巨大的隐患。虽然春成集团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阜新市铁路办内部人士透露，“国开行内蒙古分行、辽宁分行负责人曾在王春成出事后到企业沟通，他们（春成集团）说这么大的企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位人士介绍，巴新铁路有60公里在辽宁，427公里在内蒙古，在辽宁境内已经铺通了，内蒙古部分也接近完工。
即便项目不受影响，王春成的个人命运也已经被推上不确定的轨道。（本文载《财经》第400期）
(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