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出走”能否带动“多点执业”？

　　医师多点执业将撬动人事（编制和职称）制度、支付制度、监管机制、医保体制改革，是落实“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最为活力的杠杆。

　　这两天，“医师多点执业”又热闹起来了，因为钟南山院士终于走出体制外了，他签约了浙江大学国际医院，成为该院的特聘专家。这则新闻在惊起一滩鸥鹭的同时，也给医生们选择多点执业起到示范作用。如果钟南山院士也多点执业，会不会推动医师多点执业呢？

　　国家层面上的医师多点执业新政自去年年底发布以来，各省陆续出台了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但似乎上热下冷，医师们对多点执业的热情并不高涨，广东也同样如此。自3月实施新政以来，尽管广州、深圳、中山等地还出台地方政策推进，但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相比前几年广东试点多点执业同期略有提高，可相比于广东省21.7万的执业（助理）医师，多点执业的医师依然少得可怜。然而实际上，“多点执业”的医生一直都有，只是他们没有备案而已。为何他们不备案？他们究竟在担心些什么？钟院士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定自己是多点执业，也许是他的价值取向，其实不同形式的“走出去”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我也真希望院士们引领这一步，希望其名人效应可以让更多的医师走出去，为更多的人服务。如果把多点执业当作是“创收”，未免眼光短浅了一点，没有把多点执业看作是医生成为社会人的战略的一步，最终是医生价值的体现或回归。

　　院士“出走”与否，完全是个人意愿，本无需过度解读。院士“出走”也并不是始于钟南山院士，早在N年前，其他院士也在多点执业。这些院士级的“大咖”在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属性机构多点执业，他们的团队与门徒也支持了“挂单”机构。在广东就有不少的“大咖”到民营医院执业，比如郭应禄院士到东莞挂印，王忠诚院士到顺德升帐。王忠诚院士是“体制内”德艺双馨的神经外科泰斗，他与“体制外”的企业家达成共识，亲任院长在顺德建立以神经外科为核心科室的广东同江医院。人们之所以对院士们到民营医院有杂音，也许中国的民营医院在大多数百姓的印象中是很负面的，他们背着“低水平、乱收费”的“原罪”。说实话，中国民营医院这种印象与国际上的“私家医院”的概念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局面，我们是需要去纠正的！资本的属性本来就是赚钱的，如何赚钱就是取之有道的问题了。“私家医院”本来的属性就不是提供基本医疗（不是说私人诊所和全科医生），如果要他们做基本医疗就是强人所难！因此，院士级的“大咖”到民营医院也应该是指导他们如何做提供基本医疗，这个任务由政府去做。再说院士能够“出走”在一个民营医院自然是作一番思考后做出的决定。院士与民营医院签约后，不管是当顾问还是亲自执业，自然会有一份责任感，会千方百计思考如何发展好这家医院，利用自身力量为该院的发展提供帮助。所以，如果有“大咖”加入，将为民营医院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活力，并通过“大咖”的改造，进一步使“私家医院”在不同领域与公立医院错位发展。

　　对于院士等优秀专家“出走”，会不会影响公立医院的质量呢？我认为不必过于担心。这个医疗市场很大，也很窄！很大，你可以到处走；很窄，合适你的地方不多！因此整个市场是非常有限的，美国就是一个充分自由职业的体制，为什么50%的人待在医院（不管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打工”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医院也给了他价值实现的平台。有不少院士不愿意“出走”，因为他价值实现了的同时，他还有很多任务需要完成。一些优秀医生之所以能够跳出来，是因为对自己非常有信心，认为自己的价值只有离开了原有的体制的“束缚”，才能够充分体现。但是，能够走出去独当一面的医生并不多，整体不会影响到原有公立医院的“强势”，“出走的多了，公立医院所提供的基本根本不会受到影响。如果优秀医生出走带来的是整体医生职业的尊严的提升，不管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有优秀医生的产生和进驻。人们担心优秀医生脱离‘体制’影响医院的质量应该是一个习惯思维在影响着。”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查，随机问门诊患者：“你为什么来这家医院看病？”一定是说：“我信大医院。”有大庙就行，不管里面有何方神圣。不管大病还是小病，都跟着大医院走，而不是认医生，跟着医生走。所以，也造成医生对“庙”的依赖性：一旦我离开，是否还会有这样多的患者？我是否还是专家？这大医院怎么不人满为患呢？这又使医生怎么不往大医院钻呢？

　　医师多点执业远非“多点”和“创收”这么简单，任重而道远，它将撬动人事（编制和职称）制度、支付制度、监管机制、医保体制改革，是落实“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最为活力的杠杆。真希望院士们引领这一步。

　　廖新波（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 网名：医生哥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