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雷铎倡议筹建濒危中草药植物园并收集民间偏方古方：蒲公英老了，要把种子撒出去
雷铎正在写书法。徐乐乐 摄
7月的一个午后，一位隐居在罗浮山的老人在陋室中忙碌着。
他与莫言同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作家班毕业的著名作家，青年时便获得全国首届报告文学奖、全军首届“八一”大奖等诸多奖项，多年来在文学、国学和书画三大领域建树颇丰，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评价其书法“横平竖直，有庙堂之气”。
年过六旬的他身患癌症，拄拐行走，却仍为即将在罗浮山召开的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奔波疾走。前不久，由他起草并发起的《关于筹建“濒危中草药”物种植物园以及民间可能正在失传之偏方古方收集之倡议》得到业内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认同。他疾呼这份倡议书为“迫在眉睫，时不我待；益在当下，功垂百代”。
他是雷铎，一个把惠州当作故乡的外乡人。
●南方日报记者 徐乐乐
1.结缘罗浮山
“罗浮山之缘如火箭，把我送到了太空舱”
距离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召开仅剩一个多月，罗浮山筹备工作的繁忙气息开始显露。从山脚下的酥醪村出发，沿着曲折婉转的盘山路，行至海拔约400米的半山腰，两栋简陋的小楼房立现眼前。此时，66岁的雷铎正在房里伏案工作，房外树林茂密，流水潺潺。
雷铎的助手形容他是“最接近大自然的人”，但同时也是“操劳外界无法停歇的人”。由于身体欠佳，助手抱怨他作息不定，身体透支，雷铎则露出一股童真般的笑容：“有时也是无奈，很多事找上你，当你力所能及的时候，还是多做些吧。”
雷铎口中的“很多事”是因为他曾身兼多职，他原为军队正师职作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所原研究员，还是国家一级作家和多地政府的文化顾问。尽管已经退休，雷铎仍笔耕不辍，勤于写作、书法和文化研究，是大家口中勤奋好学的“雷老师”。
1950年，雷铎出生于潮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他自幼便展现出文学艺术天赋，上学前便能熟读《四书》、《五经》、《千字文》等古籍。18岁那年，他投身兵营，此后创作出长篇小说《男儿女儿踏着硝烟》、《子民们》，报告文学《从悬崖到坦途》等一大批优秀军旅作品。
1984年，雷铎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首期文学班，后来与李存葆、莫言等为同班同学。他还记得，因为当时他正前往第二次中越边境战争前线采访，他成了全班倒数第二个报到的学生，而莫言是最后一个，“莫言是因为文化课不及格，但他的作品很好，被导师特招进去，而且他骨子里有股‘韧劲’。”
由于受到不少文学大家的指导和点拨，接触了很多国内优秀作家，加之勤奋好学，雷铎在此后的文学和国学道路上受益良多。不过，他认为自己文学事业上的最大机缘来自罗浮山。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广州军区合编《1975年全国工农兵诗选》，还在军队的他被推荐在罗浮山参与编辑。从那时起，雷铎结识了一批文学大家，阅读了大量优秀诗作，并在全国各地发表诗歌作品，成为有名气的诗人。雷铎形容罗浮山之缘“正如火箭，把他送上了太空舱，从此文学之路一发不可收拾。”
2.发起倡议
“每耽搁一年，可能就有上百种珍稀中草药消失”
正是从那时开始，雷铎视惠州和罗浮山为他人生转折的“吉祥之地”和“第二故乡”。出于对文化和惠州这座城市的热爱，雷铎多年来一直坚持研究苏东坡文化和葛洪文化，无数次到访罗浮山寻觅古人足迹，时刻关注惠州历史文化的发展。
今年初，雷铎应邀到惠州对东坡故居旧址、宾兴馆、苏堤、王朝云墓、泗洲塔、挂榜阁、东江民俗文物馆、丰湖书院等文物建筑和金带街历史文化街区等地进行考察，并就东坡故居旧址修复积极建言。他大量翻阅古籍，画出了东坡祠修复示意图，并整理成《关于雷铎先生对东坡故居勘察研究的报告》，供政府参阅。
当得知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将在罗浮山召开时，他十分兴奋，认为自己多年来的一个想法是时候提出了。在今年初的一次葛洪博物馆设计方案专家论证会上，雷铎一份《关于筹建“濒危中草药”物种植物园以及民间可能正在失传之偏方古方收集之倡议》，得到了包括原国家卫生部办公室主任杨保华教授在内的12名与会专家的一致签名通过。
倡议书提出，抢救濒危中草药——建议在罗浮山创建“全生态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园”，抢救民间中医药方——建议联合高校收集“偏验珍稀濒”方。
雷铎说，多年来，城市建设“水泥化”和水土污染“水土化”现象突出，挤占和破坏了植物的生存空间、环境，使许多可以救死扶危、解决或协助解决医疗改革之宝贵中草药品种正在每天以十种以上的速度消失，并且将永不可挽回，“这是我最痛心的事情，如果不采取措施，每耽搁一年，可能就有上百种珍稀中草药消失”，他称这件事是“迫在眼睫，时不我待；益在当下，功垂百代”。
他同时表示，每年去世的民间业余医者，带走了不可复得数以千计的民间秘方，建议与保存物种同时，由广东中医药大学带动，发动广东乃至全国各省大学生中的农村生，利用“两假”回乡机会，收集“偏验珍稀濒”方。
倡议书很快得到了业内专家和政府的积极响应。于是，一份在罗浮山建设“葛洪药苑”的方案也很快被提上日程。雷铎还为此手绘了一份设计图，以葛洪文化为特色风格，内设有热带药物棚、寒带药物棚，“通过模拟植物生长环境，可以把全国各地的珍稀中草药都纳进来，即可以开展植物研究、保护，也方便游客观赏教育。”
3.深山“加减法”
挖掘更多古医书里的“金矿”
在雷铎看来，发起倡议为“必然中的偶然”。由于自幼受传统文化教育，雷铎一直对中医药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从小就受益于中草药，也知道中草药的可贵，而罗浮山是我研究中医药文化的最佳之地。”
雷铎说，小时候很多关于中医药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他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家乡很多人得了黄疸型肝炎，自己也被传染，都是用中药治好的，“当时用的中草药有的快绝种了，后来我还自己带着种子到部队栽培。”还有一次，雷铎得了夜盲症，不能晒太阳，晚上看不清东西，村里一位老人让我每天早上买3片猪肝，6片地瓜叶，然后用锅灰煮着吃，很快就好了，“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医药有特殊的感情。”
实际上，在倡议书提出之前，雷铎就已在积极筹划建设全生态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园，他曾向广州一所中医药高校提出建议，但后来事情没有落地。“恰逢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即将在罗浮山召开，我这个建议就顺理成章提出了，为这次大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如今，雷铎还在积极参与编著《肘后备急方选萃》、参与葛洪博物馆的设计。长期研究葛洪文化的他，认为葛洪是道家第三祖、中国古医方之祖、南医之祖，《肘后备急方》里的很多药方具有简单、便捷、有效、廉价的特点，但现在国人对研究和发扬中医药的力度还不够。“屠呦呦在《肘后备急方》里发现了一座金矿，但这本书里可能还有数十座、数百座“金矿”等待我们去挖掘，可能会有更多的‘诺贝尔奖’。”他希望，《肘后备急方选萃》能向国人普及更多的中药医知识和文化。
至今一直孜孜不倦的雷铎患有鼻咽癌。几次化疗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每隔一段时间，雷铎都会选择在山里隐居一段时间，既是疗养，也是为了安心工作。在山里的时候，雷铎喜欢使用手机微信，除了与外界沟通外，他也会时常发些有趣的生活照片，他说希望做一个“真实的雷铎”。
在医生和助手的多次告诫下，雷铎也开始意识到要给自己“做减法”，“能推的工作尽量推，过简单的生活，一切都要认真，但一切也都不要太认真。”如今，他希望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自己开办的抚松书院上，有时间教教书，整理文稿。午饭后，雷铎轻轻摘掉帽子，面带微笑说道：“蒲公英老了，要把种子撒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