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轴手迹50年后归国 情牵三代日本友人(图)
鲁迅先生手记捐赠仪式
从左至右：田中治兵卫、田中嶺、田中庆太郎、田中富贵
鲁迅手迹
增井经夫
2008年9月25日下午，尽管天下着朦朦细雨，但是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大堂内却热闹非凡，中外来宾济济一堂，中外媒体闪光灯闪个不停，只见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气质高雅的日本老太太成为这时的焦点。这里正在举行鲁迅手迹捐赠仪式，这位老人是这件鲁迅手迹的捐赠者古西暘子女士。尽管这件鲁迅诗轴早在1981年出版的《鲁迅诗稿》已有登载，但是这幅鲁迅诗轴原件的下落一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至于这幅字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事的更迭，使之更加扑朔迷离。
鲁迅先生在上海十年的生活中，结交了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友人，鲁迅为他们书赠了许多诗稿（包括自己作的诗和抄录富有象征意义的古诗），仅仅根据《鲁迅日记》中所记载的，鲁迅就为日本友人题写了29幅，几乎占他为别人书写的一半。许多日本友人非常崇敬鲁迅，见面后总想能求得一字半张的鲁迅手迹，对鲁迅的手迹是如获至宝；但鲁迅对有些日本友人却是主动书赠的，表达当时的心情和感受。其中，1934年12月14日录唐朝诗人刘长卿诗《听弹琴》书赠日本友人增井经夫就属于后者。那么，增井经夫又是如何认识鲁迅的？鲁迅为何会主动书赠这幅字的呢？这幅字怎么又会千里迢迢从日本回到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呢？这其中缘由真是说来话长，这要从一位日本的中国古籍版本专家田中庆太郎说起。
一位酷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出版家
田中庆太郎1880年生于日本京都一个经营书店的世家，是日本近代中国学发展史上的一位独特人物，尽管他并不是著书立说、杏坛讲学的大学教授，但他以自己对于中国古籍书画的精湛学识，为日本适时而大量地输入中国典籍，为中国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清战争后，他抱着到东京学习中国语的打算，到了东京。1900年，田中庆太郎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毕业，随即就来到中国。这次中国行，促使田中确立了经营中国书书店的志向。而与日本中国书籍专家岛田翰的交往，增加了他关于中国文化学术、中国典籍的知识，也增进了他开中国书店的信心。1901年，田中初次到了古书店汇集的北京，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由于他酷爱中国文化，为进一步学习中国历史、中国典籍、中国版本的知识，1906年他又偕妻子旅居中国北京达3年之久，平时流连忘返于书肆坊间，寻觅发掘中国的古籍善本、孤本，逐渐成为一个通晓中国历史文化、古籍善本的专家，他是20世纪日本国内公认的精通中国古籍版本的三位专家之一。回日本后他继承了祖业文求堂书店，文求堂创办于1861年（日本文久元年），曾是日本皇宫御用书店，店名取用年号谐音“文求”，1901年从创办地京都迁至东京。
由于田中庆太郎既受过汉语和汉学的高等教育，他又有在中国学习的经历和经营的实践，因此在他回日本主持店务后，业务发展很快，在经营上既保持了原有的传统特色，又锐意创新，同时，他交游甚广，与中国的作家、学者联系广泛，大量输入中国的古书和字画。使文求堂成为东京第一个、也是最有规模的中国典籍书画的专门书店。同时也成为东京地区除高等学府之外的另一个中国学的中心。
随着书店业务的迅速发展，他又积极从事书籍的出版，他利用自己熟悉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古籍版本的优势，广泛的信息渠道、人脉关系，专门收集中国古籍的善本甚至孤本，在日本出版发售。例如，明末胡正言（曰从）编，1644年印行的《十竹斋笺谱》，这本在中国也难以取得的珍稀古代木刻水印的诗笺图谱，在文求堂却早已收购到了，直到1934年12月，才在鲁迅与郑振铎努力下，重编出来。内藤湖南收藏的如今被法定为“日本国宝”的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58卷，便是1915年通过田中庆太郎文求堂，用1500日元巨资购得的。
另一方面，文求堂的某些汉籍珍本，也有被中国的藏书家购得而回归故里的。如藏书家周叔弢（1891—1984），以收藏宋、元、明三代经史子集善本书而名播海内，他特别重视购求流失到国外的书籍，曾以巨金从文求堂书店购回宋椠《东观余论》、《山谷诗注》、《东家杂记》等书。
由此可见，田中庆太郎对中国古籍版本的鉴赏水平之高。东京教育大学中山久四郎说：“文求堂大约发行呢二百部书。”其中“发行”，意即“出版”。文求堂为扩大书店影响，每年2月都编印《文求堂书目》，以供读者选购。在书目的卷首，每期还印上几幅中国古籍书影，还有深受读者欢迎的木刻画，显示书店的经营特色。其中就有鲁迅、郭沫若等一批中国作家的著作书目。田中庆太郎热爱中国文化历史也热爱和平，在中日两国关系不正常的年代里，他坚持专售、出版中国书籍，战后为世界局势的变化而高兴。但不幸的是，1951年9月15日，田中庆太郎因患癌症去世。
田中庆太郎与鲁迅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田中庆太郎尚未主持店务，但可能在店中协助工作。鲁迅喜欢跑书店，开设在东京的有名的书店——文求堂，他是不会不去的，也许那时他们是失之交臂。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学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我看见这些新书中间，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这本书，他后来赴仙台学医，临行时赠送给我了。”
在《离骚》等书中，无疑有着文求堂印行的书。鲁迅与田中庆太郎有多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尽管田中庆太郎与鲁迅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神交已久。1926年10月26日《鲁迅日记》：“收日本文求堂所赠抽印《古本三国演义》十二叶，淑卿转寄”的记载。当时鲁迅已去厦门。“淑卿”即许羡苏，当时在北京与鲁迅母亲同住，并帮助料理家务。《古本三国演义》，全称为《古本三国通俗演义》，系“大正十五年（1926年）日本田中庆太郎影印明万历间周日校刊本”。田中庆太郎抽印其中12页，约是作为印影书的宣传样本之用。文求堂所赠鲁迅此书，可能与田中庆太朗受《中国小说史略》等鲁迅著作的影响有关。显示田中庆太郎早已知道鲁迅大名，鲁迅最迟也在此时（1926年10月21日）知道田中庆太郎其人。
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著作在日本出版的热潮持续高涨，作为文求堂书店经营者田中庆太郎，也敏锐地觉察到鲁迅著作在日本的影响、作用和潜在的发展前景。1932年4月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出版了《鲁迅创作选集》中文本。内收鲁迅《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等4篇小说。在《孔乙己》文后的白页上，刊有鲁迅书赠日本友人小原荣次郎的《送O.E.君携兰归国》诗。田中庆太郎是文求堂的主持者，又是《鲁迅创作选集》的编辑。本书刊用这首诗，可见他们之间很熟悉。
关于《鲁迅创作选集》，1932年5月12日《鲁迅日记》中有记载：“得京华堂所寄《鲁迅创作选集》五本。”5月21日又记“收文求堂印《鲁迅小说选集》版税日金五十”。这两次记录均有误。“京华堂”实应文求堂；“《鲁迅小说选集》”应是《鲁迅创作选集》。鲁迅阅读田寄来的赠书后，发现“颇多讹脱”，即作正误表，寄去文求堂。田对此十分重视，即印刷了“鲁迅创作选集正误表”寄给鲁迅。
同年6月2日，鲁迅“得文求堂田中庆太郎信”。此信约是向鲁迅表示歉意，可能还一起寄上正误表。6月18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说：“文求堂所印《选集》，颇多讹脱，前曾为之作勘正表一纸，顷已印成寄来，特奉一枚，希察收。”可见，鲁迅与田中庆太郎当时有不少书信往来，但至今未见。这份正误表是鲁迅先生亲自所作。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均珍藏着《鲁迅创作选集》的初版本，而在鲁迅博物馆所藏的初版本中，还完好地夹着这份正误表。原件题为《鲁迅创作选集正误表》，共有40条。这份正误表，体现着鲁迅与田中庆太郎对出版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
鲁迅对文求堂出版的书，颇为关注。在他的藏书中，存有文求堂出版的书。尤其是文求堂出版的郭沫若的学术著作，鲁迅是每见必买的。这些书，大多购于内山书店，或托书店去日本邮购。1936年3月20日，鲁迅致信内山完造说:“老板：《社会日报》载：‘文求堂出版的《聊斋志异列传》已到内山书店。’确否？倘确，请买一册。”当天，鲁迅就收到内山书店派员工送来了这本书，鲁迅并记于日记：买“《聊斋外书磨难曲》一本”。可见，鲁迅对文求堂出版书籍的关心和重视。
1934年5月初，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给鲁迅的信中提到文求堂影印了《白岳凝烟》。5月11日，鲁迅复增田涉信中说：“《白岳凝烟》未看过，请勿见寄。我想内山书店一定会贩来的。”田中听说鲁迅想看文求堂新近影印出版的《白岳凝烟》，马上给鲁迅寄赠，体现了田中庆太郎对鲁迅的敬重。
增井经夫访鲁迅获赠手迹
田中庆太郎对中国的文化人士颇有感情，对鲁迅先生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他的健康状况也颇为关心。由于目前田中庆太郎与鲁迅的通信未能得见，因此没有直接的资料记载田中庆太郎对鲁迅是如何的关心，但是1932年5月14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此数月来，日本忽颇译我之小说，友人至有函邀至彼卖文为活者，然此究非长策，故已辞之矣。”而此时，田中庆太郎正编辑出版《鲁迅创作选集》，因此，“友人”应该包括田中庆太郎在内，这间接地说明了田中庆太郎有意邀鲁迅前往日本，改善鲁迅生活环境的良苦用心。
1935年12月，田中庆太郎的女婿增井经夫先生，来沪考察旅行，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会面。增井经夫，1907年生，1930年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科毕业，时任日本东京东洋高等女子学校讲师，后历任日本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等教授。增井经夫来上海转达了田中庆太郎邀请鲁迅去日本写作生活疗养之意。鲁迅因各种原因，婉言谢绝。为表达谢意，鲁迅在1935年12月14日下午手书唐代刘长卿五绝《听弹琴》条幅赠增井经夫先生。条幅原文如下：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增井先生雅属 鲁迅
当天《鲁迅日记》中记载：“为增井君作字一幅”就是指这件事。对为什么鲁迅要录写这首诗赠增井经夫，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录写这首诗，或许与田中庆太郎从事曲高和寡的古籍经营有关，其中含有欣赏和引为同调之意。
此后《鲁迅日记》中又先后两次记载增井经夫赠送礼物的事情。1936年1月5日，《鲁迅日记》中载：“增川君赠果合一具。”(“川”是井之误) ，增井回国后，3月15日《鲁迅日记》又载：“赠井君寄赠虎门羊羹一包”。增井经夫来沪与鲁迅会见，并赠送礼物，无疑都与田中庆太郎邀请鲁迅赴日有关。鲁迅虽然婉拒了田中庆太郎邀请他赴日发展的好意，但对日本友好人士的关怀之情非常感激。增井经夫得到这件鲁迅墨宝后，马上装裱起来，一直保存身边，直到去世。
增井经夫后代让鲁迅诗轴回“家”
古西暘子女士是增井经夫之女。增井经夫是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田中庆太郎先生的女婿、中国史研究专家，1935年12月访沪，拜见鲁迅，获得鲁迅所赠《听弹琴》诗轴，他去世后，该条幅一直由古西暘子女士精心保管。
古西女士从小一直听到父亲增井经夫讲起与鲁迅会面的情景，每当这时候，父亲记忆恍如昨日，总是感到无尚的荣幸。古西女士多年来一直有个心愿，要让鲁迅诗轴回到中国上海，让更多的中国人欣赏到这幅珍贵的鲁迅诗轴，为鲁迅研究起到一点作用，为日中友好起到一点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找到合适的收藏机构。直到前年，她的表妹夫山口力先生调任三菱商事（上海）株式会社总经理，得以有较长时间地、方便地研究比较。2008年7月在上海日本学会副会长吴寄南先生陪同下，山口力先生夫妇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当他们来到展厅一角内山书店里，正在学中文的山口力太太看到了一本书——《鲁迅与日本友人》，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鲁迅与田中庆太郎交往故事以及鲁迅赠增井经夫诗轴的过程，山口力太太看了很激动，因为，她就是田中庆太郎的孙女、增井经夫的侄女，从小一直与田中庆太郎夫妇生活在一起，她马上买下了这本书。
2008年8月的一天，山口力夫妇正式拜访上海鲁迅纪念馆，与馆领导会见，当他们说明来意，我们都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接下来，王锡荣副馆长为他们介绍了田中庆太郎、增井经夫与鲁迅交往的历史背景及相关资料，山口力夫妇也被王锡荣副馆长专家型的介绍所折服，在了解了我馆的设施及研究状况后，当场表示要说服在日本的表姐、增井经夫的女儿古西暘子女士将鲁迅诗轴《听弹琴》捐赠上海鲁迅纪念馆，这是最好的归宿。出于对我馆的绝对信任，他们先把这幅鲁迅诗轴入藏我馆库房，认为这样做才最放心，后谈捐赠事宜。在山口力夫妇的力荐下，古西暘子女士终于决定把自己珍藏多年的父亲遗物——鲁迅诗轴《听弹琴》捐赠上海鲁迅纪念馆，这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这幅鲁迅先生的墨宝，既是他对已故日本著名出版家田中庆太郎先生友好情意的深情回应，也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美好象征。现在，这幅鲁迅先生的墨宝在历经73年之后重回故地，入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鲁迅先生主张：“人类最好是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而田中庆太郎先生就是一个用文艺来沟通中日民间友好的人，他主持的文求堂书店出版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著作，所以，鲁迅先生把唐代诗人刘长卿这首诗书赠增井经夫先生就是把田中庆太郎先生和增井经夫先生看作用文艺沟通两国人民的知音。现在，通过田中庆太郎的第三代回归鲁迅纪念馆，它再次联结、沟通了两国人民的心，象征着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绵绵不绝。（作者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