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辞职法官的遗憾
身着法袍的张伟
在16年的基层法官生涯中，张伟多次收到当事人送来的锦旗，这令他感到欣慰
身着法袍的张伟在16年的基层法官生涯中，张伟多次收到当事人送来的锦旗，这令他感到欣慰张伟是棒球爱好者
一封300多字的辞职信、三张制式统一的表格，终结了基层法官张伟16年的职业追求。
微博上晒出的工资条，曾引来上千网友围观：实发5555.8元。在北京，这个收入，几乎宣告购房、买车的事儿将与你无关。但张伟反复强调，真不是钱的事儿， “加薪能保证法官不挨骂吗？能保证不加班吗？能保证岗位轮换按意愿发展吗？能不用做维稳化解信访回复吗？”
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的核心内容，法官的状况有望改观。在法官流失加剧的大环境下，系统内尤其是基层的司法人员，对司法改革寄予了更为迫切的期待。但39岁的张伟，两个孩子的父亲，等不及了：“我没有另一个青春洋溢的十年用来试水。”
在他做决定前后，该法院又有两名年轻法官选择离开。
微博记录了张伟最后的法官生涯
敲碎的法槌
“爸爸，你作案时为什么总拿一把锤子呀？”7岁小儿子的雷人提问，曾被张伟发到微博上当段子。当上父亲后，职业构想中糅进了更多的家庭元素，他希望，有一天，儿子可以自豪地跟别人说“我爸爸是法官”。
这个构想最近被迫中断。今年5月22日，张伟向所在法院政治处递交了辞职申请，短短的300多字，甚至没铺满一页A4纸。在文末，他用节制的语言总结：“努力工作快乐生活是我的宗旨，但是现在的工作与我的追求相矛盾，所以不得不痛下决心离开。”
落在纸面上的文字，无法纾解现实中的苦闷与失落。他几次强调：“我是主动辞职，但是被迫失去这些东西。”说着，用力吸了一大口冰饮，垂下眼睑，盯着在杯中上下浮动的吸管。
今年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透露，近5年，已有500多人离开法院，北京的“法官流失”现象严重，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剧。 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人更早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透露，5%的法官干不到退休年龄即离开法官队伍。
在法官出走的分析中，工作压力大、待遇相对低、晋升空间小、职业荣誉感下降等是主因。几十字，足以将困境分析到位，但只有个体，更能体味其间的分量。起码，这是16年前的张伟无法想象的一种抉择。那会儿，刚进郊区法院的小书记员，暗自崇拜着大法官，憧憬有朝一日能扬起庄严的法槌，就自己审理的案件作出负责任的裁判。
1998年的法院，这名23岁的新人看到的，是“跟现在绝对不一样”的图景。法院工作清闲：案件少、审理周期漫长。跟当事人吃吃喝喝的风气，彼时正侵蚀着系统。民众的吐槽精炼而形象——“大檐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
彼时，人民法院即将实施第一个司法改革5年纲要，启动一轮路径明朗的司法改革。“那段时间也是我最坚定要考法官的日子。”回顾过往时光，讲述者消沉的声音活泼了起来。
媒体评价中，将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作为这一轮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突破，但对张伟的职业之路而言，推行法袍、法槌，司法礼仪，倡导法官职业道德等，更令他印象深刻——法官庄严、专业的职业形象由此塑造完成。
有一道练习题，张伟至今仍记得大概：“如果中午头疼，已经不适于继续工作，但下午还有庭审，最正确的选择是什么？”最后一个选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能开庭，回家休息。
不少答题人对此设计表示不适，习惯性选择“克服困难，继续审案”。但正确答案恰是最后一项。出题人的理由是，法官要以最好的精力与智慧投入工作，如果不能保证则不能勉强工作。
年轻人感受到法官这一职业前所未有的荣光。“我好像挺笨的，每次都差两三分。”2001年起，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中国从此告别以政治合格为主的法官任用标准。张伟前后尝试了七八年。其间，有同学放弃，转而进入行政机关，此后一路升迁。他还在坚持啃一摞摞的法条，“就想当法官”。
2008年，法槌已近在手边。这位民事庭法官审案越来越顺手。可他发现，司法环境却在改变。如同在玩一局漫长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张伟拼命移动、消减，力图守住自己的空间，但未消掉的名为“麻烦”的方块，仍越积越高。
2011年冬天，一个大麻烦来了。因立案申请不符合程序被拒后，一名78岁的老者天天跑到法院来骂娘。
“就在法院大门口，骂了我一个多月。”再提及此事，张伟如同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不怒反笑。当时，他站在办公室窗口，顺着窗台望下去，罩在当事人头顶的黄草帽在冬日显得格外不搭调，当然，这丝毫不影响老者宣泄怒意。时间久了，他甚至研究出老者出没的规律：一天两次，早上当事人较多时骂一回，下午再来一趟。
“关键是没人给你解决。”2011年冬天的寒意，是从心底开始涌上来的。张伟说，他理解单位的做法，毕竟对方年龄大了，院方没办法采取强制手段，而领导也不愿招惹麻烦。
老者的不懈辱骂，导致其他当事人的不信任：你要没问题，别人能骂你吗？他无奈摇头：“我没法解释。”
多名基层法官反映，曾有类似遭遇，且这种情况有泛滥的趋势。对法官的不尊重，甚至直接体现在上诉状中。有当事人直接写“一审的混蛋法官”，截图在法官圈里流传，一片哗然。而张伟曾被女当事人堵在楼道里，对方凑上前揪扯拉拽他的法袍，而他只能高举双手。
甚至有被威胁的时候。庭审后，一名当事人带着两名小混混堵住张伟：“我记住你了。”
“记住就记住呗。”
“你家住××吧？”
法警后来告诉张伟，该当事人为当地的一个小地痞。
在岗的最后一段时间，张伟也未能平稳度过。一个老头与同村村民打架，因缺乏有效证据被驳回起诉。老头冲进庭审现场，一把抢过法槌，梆梆乱敲一顿，嘴里还念念有词：“让你不立案，让你不立案……”细碎木屑在张伟眼前飞舞。法槌被敲碎了。
“没了理想中的职业荣誉感，简直是别人宣泄垃圾情绪的对象，太没有尊严了。”他坦言，这种感觉很痛苦，却也没辙。在群众的法律意识停留在“为己用”的阶段，对不利于自己的判决、裁定，总有当事人会采取一定偏激行为。没有司法制裁，或许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敢辱骂法官，甚至动手动脚。而法院如果因为怕出现矛盾，不敢采取司法制裁的“绥靖政策”，只会纵容违法者变本加厉。
浏览微博，吐槽在法官圈子里相当普遍，但鲜有人愿意跟家人提及，“穷担心”。
倾斜的天平
办理离职手续期间，张伟曾走进中国照相馆，以“留念一段过去的岁月”。这是一家老字号。摄影师前面端坐的，是一名面貌清爽、举止谦和的男青年，鼻梁上架着黑色半框眼镜，身上捂着浓黑色法袍，红色领口上钉有五粒金色纽扣。细看，纽扣上嵌有象征司法公正的天平图案。
付出与所得的失衡，也在考量着系统内每一个体。法官的人生天平，说不清何时开始倾斜了。
刚入行时，张伟特别崇拜庭室一名前辈。老同志“文革”前就在法院工作，每天抽最便宜的烟，从不受当事人吃喝邀请，两袖清风、生活简单、爱好很多，“办完案就顾自己玩”。
年轻人曾从老同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自我感觉最好的，是2003年前后至2007年前的时光，《法官法》通过了，身边的法官也颁发了等级证书，法官对职业前景充满了美好的预期。 “但紧接着，公务员法就颁布了。哗，整个倒车就开始了。法官成为体制内的一个工具，再想找独立的司法裁判者定位，很难找得到了。这些年，倒车开得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