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在中国 民族主义的崛起

《中日民四条约》的签订，让国人警觉了日本的野心。

“二十一条”成袁世凯称帝的理由，图为袁世凯在天坛祭天。

是否参战引发府院之争，张勋借机复辟后，北京又挂起了龙旗。

“巴黎和会”引发五四运动，图为北京学生游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的战区，集中在欧洲。但中心区域的爆裂性震荡，绝不意味着边缘区域就能安然无恙。欧洲列强在东亚力量的削弱，意味着日本成为该区域的支配性力量。

　　本文将谈到的两场帝制，指的是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两场运动，指的是反“二十一条”运动、五四运动。这些集中在1914-1919年的事件的背景中，无一例外，都有日本存在。之所以日本变成了能够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也恰恰是一战造成列强真空的结果。

　　两场运动：反“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

　　一战在中国的开场白，是为1914年年底的“澳胶战争”。尽管战争始终局限在青岛胶州湾的狭小地理空间，但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小规模国际战争。主要参战国为日、德双方，英国、奥匈帝国的军队，都有不同程度的协同参与。青岛的主权所有者——中国，又一次实行了局外中立。

　　但日本的要求，不止于占领青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使日置益面见袁世凯，首开元首外交之恶例，向中国提出分“五号”总共“二十一条”的“觉书”，并要求威胁中方，保守秘密。其中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袁世凯谓该“觉书”，是以“亡韩对我”。

　　随后，中日之间就“二十一条”展开了漫长的外交交涉过程，前后展开25轮谈判。5月7日，日本政府为了打开僵局，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最后通牒要求答复的要求中，日本政府接受元老的忠告，删除了第五号。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最后签订《中日民四条约》。

　　在“二十一条”签订过程中，袁世凯政府向英美不断放风，几乎每次外交谈判的内容，都通过顾维钧，向英美使馆与报界传达。从袁世凯政府的用意来看，是希望以英美（尤其是美国）力量来遏制日本。

　　民国初年，舆论已较晚清有大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报纸已经出现，这些报刊逐日刊载“二十一条”谈判的消息，大众神经一再被刺激。晚清诸次外交事件，丧权辱国、割地求和者不在少数，比起二十一条来，更为苛刻，但都没有引起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同样，袁世凯政府的合法性，也在抗议运动中一再被剥蚀，甚至于原属北洋系统的各路督军（冯国璋、张勋等），也纷纷通电抗议，称不惜一战，以捍卫主权。

　　如果“澳胶战争”与“二十一条”是为一战在中国的开场白，那么“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战在中国的收尾之作，这一次外交失败的经历更为惨痛。

　　1919年巴黎和会之前，中国代表团抱以极高的期望参加和会。毕竟，一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和议签订席上。彼时，中国政学界赴法观摩盛会者不在少数。国内舆论界，也热情高涨，以为此次和会，将能归还战时被日本夺取的山东半岛主权。实际上，这也是当日英法秘密运动北洋政府参战的条件之一。

　　不幸的是，会议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就陷入困境。在议席问题上，中国被视为三等战胜国。其次，在山东主权问题上，列强无一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在和议签订最后时刻，北京政府对是否在和议上签字，不置可否。顾维钧与陆征祥商议之后，决定放弃在和议上签字。由此，巴黎和会成为五四运动的触发点。

　　相较于二十一条抗议运动，五四运动的规模更大。二十一条抗议运动，基本人群为大城市中有文化的群体。而五四运动，非但学生为其先导，其抗议人群，波及工人、商会、市民、手工业者，抗议浪潮波及全国所有大中型城市。并且，南北各军政要，也纷纷支持运动。

　　二十一条抗议运动至五四运动，民众自发组织能力不断加强，政治意识被不断唤醒。一战和日本，在这里充当的，都是中国民族意识被唤醒的触媒。

　　两场帝制：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

　　1915年至-1917年，是一战在欧洲如火如荼之时，中国连续出现了两场复辟帝制的“革命”（颠覆现行政权的造反行为）。

　　毫无疑问，要恢复帝制，就要颠覆共和国。但是，为什么袁世凯和张勋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1915年年底，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从筹安会成立开始，就愈演愈烈。袁世凯帝制有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即“二十一条”导致袁世凯政府蒙受强烈的屈辱感。

　　杨度在1915年四月著名的为帝制鼓吹的文章《君宪救国论》，将对日交涉之愤懑，国家不富强之根本问题，归于立宪君主之不至。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袁世凯读完《君宪救国论》，大加赞赏，亲笔题字，赐杨度“旷代逸才”。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帝制之失败，西南护国军固然给了北洋军不小的压力，日本政府不赞同，甚至以武力威胁袁取消帝制，也是重要原因。

　　1917年，随着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提出，段祺瑞主导的北洋政权再次将参战问题纳入议程。段祺瑞强硬主张参加协约国，而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积怨甚深，在参战问题上，意见相左，引发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黎元洪邀请驻徐州的张勋北上调停时局，张勋借此机会复辟帝制。

　　不过，第二次复辟，比第一次袁世凯复辟失败得更仓促，前后不过十二天而已。张勋复辟之前，数次联络日本，希望获得支持，但日本政府对帝制不表支持。并且，在反张勋复辟的讨逆战争中，日本积极在经济上支持段祺瑞，使得段祺瑞能在短期内组织起讨逆军。

　　留美精英的崛起

　　回顾这段历史，有几个问题应当注意到，并对近代中国发生持续影响。

　　第一，一战对于中国来说，是个突然发生的意外状态。此前列强都同意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被打断了，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势力在华上升。

　　第二，中国内部的权势转移。由于青岛主权问题、二十一条之抗争以及围绕中国山东主权问题巴黎和会之失败，中国早期留日并有一定亲日倾向的精英阶层，不断被边缘化，相反，留美之精英，无论在舆论市场还是政治前途上，都大为被看好。1919年前后，可以注意到的是，胡适在知识界发生了巨大影响，而在外交界，顾维钧则逐渐成为主导性人物，这两人都是留美博士。

　　第三，未来主导中国的新政治力量崛起。五四运动的导因中，山东之主权问题，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英法列强对中国正当要求的不予理睬乃至出卖，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崛起。

　　□张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