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万庆良“升迁密码“：获省委副书记赏识
2011年12月，广州中共广州第十届党代会上的万庆良，略显疲态。
6月27日，万庆良在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任上落马。
他头顶“有魄力的实干家”、“年富力强”、“最年轻市委书记”等诸多光环;由宣传部干事步列省部级领导，他花了26年，被公认为“火箭提拔”。
梳理万庆良的升迁轨迹，无论主政蕉岭县、揭阳市还是广州市，其施政思路一脉相承：大搞城市建设和开发，上马大项目，迅速拉动当地GDP增长。其政绩频频获得上级的肯定。
曾为万庆良带来不菲政绩的大投资、大建设，最终却成为其落马的重要因素。据多位知情人透露，万庆良在大工程中与商人利益交换或是其被调查的直接原因之一。
万庆良被调查事发突然。6月26日，万庆良还曾主持会议，并到广州市天河区进行调研;但第二天，6月27日，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十八大之后，广东首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
揭阳、广州多位政、商界人士称，万庆良被调查，或因为其主政揭阳时在 “30亿”市政工程中，与商人有利益交换。
万庆良的落马，在他的老领导、原梅州市委组织部部长涂麟清看来，“意外，也不意外。”
涂麟清和多位老同事都感慨于这位一路高升的“明星官员”突然落马。
不意外的是，万庆良主政揭阳时的多位下属已经因腐败被查，他们均是“30亿工程”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与商人存在巨额利益交换。
在梅州、揭阳多位退休干部看来，万庆良的落马，正源于他的“升迁密码”。万庆良一手推动大规模的城建和项目上马，却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对接踵而至的利益的诱惑最终令万庆良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宣传部的年轻人
知情人称：初入仕途的万庆良善于揣摩领导心思，并具备年龄优势
万庆良生于1964年。他的老同事、原蕉岭县副县长谢富生介绍，万庆良是梅州市五华县河东镇河口村人，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6岁时，父母离婚。
万庆良1984年毕业于梅州嘉应师专并留校。1986年，进入梅县地委宣传部，正式步入仕途。1992年，升任宣传部副部长。
梅州宣传系统一位退休老干部记得，进入宣传部时，万庆良很善于揣摩领导心思，同事们打扑克，“这个年轻人会观察领导脸色，故意输给领导。”当时宣传部里年轻人很少，年龄成为万庆良升迁的天然优势。
涂麟清对万庆良印象深刻。1989年，梅州市选拔工作出色的年轻干部下乡挂职锻炼，时任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的万庆良是其中之一。他被派往平远县石正镇挂职镇党委副书记，分管封山育林及计划生育工作。
“这是两项比较难做的工作，但他搞得很有声色。”涂麟清说，挂职期间，万庆良常年住在村里，经常三更半夜号召群众起来种树。
万庆良主持的最早的“工程项目”即在石正镇。梅州市一位熟悉万庆良的退休干部介绍，万庆良挂职期间，为石正镇修了一条水泥路。当时石正镇没钱修路，万庆良为此通过朋友从银行贷款约20万元。
挂职两年后，万庆良被提拔为梅州市精神文明办主任(正科级)，一年半后(1992年)又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副处级)。
前述老干部介绍说，当时一位梅州市委常委和一位副市长的老家都是石正镇。“正是这条水泥路，使万庆良给两位领导留下了有魄力的印象，他们在万庆良升任宣传部副部长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担任梅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万庆良仅28岁，从此他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蕉岭改造，财政亏空
改造工程因复制“梅州模式”获得梅州市主要领导的青睐
消息人士透露，万庆良曾受已故广东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刘凤仪赏识。刘凤仪被称为万庆良的“政治教父”。
履历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万庆良的仕途与刘凤仪一直有密切联系。
刘凤仪是河北徐水人。工作后来到广东。1993年，刘凤仪调任梅州市委书记。当时，万庆良正担任梅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2年后，万庆良以梅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挂职蕉岭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
“派他去蕉岭县挂职，组织上是有意图的。”涂麟清说，当时，蕉岭县委书记准备调整到其他地方任职，组织上专门跟蕉岭县委打了招呼，要多安排点工作给万庆良，要他多实践、多表现。
1997年，原蕉岭县委书记调任，33岁的万庆良接任书记。时任蕉岭县委常委的李应祥介绍，当时万庆良是梅州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前述梅州市熟悉万庆良的老干部说，“万庆良很会揣摩领导心思”，将刘凤仪的“梅州模式”搬到蕉岭。
刘凤仪在梅州市曾加固改造梅州大堤，进行“一河两岸”改造工程，水利部和珠江水利委员会将此称为“梅州模式”。
万庆良主政蕉岭时，也实施了“一河两岸改造工程”。
当时，石窟河穿蕉岭县城而过，河上却没有桥。河堤是土质的，两岸经常被淹。
李应祥介绍，万庆良任职县委书记时，修建了3.2公里的水泥堤防。与此同时，蕉岭县依托“一河两岸工程”做了新城规划图，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身城建，并将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相结合。
前述梅州市熟悉万庆良的老干部说，此前毫无地方管理经验的万庆良，在蕉岭大刀阔斧搞建设，政绩非常突出。“一河两岸工程”不仅为万庆良赢得民众的口碑，更令他获得梅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青睐。
这位老干部认为，“看到自己的经验在其他地方落地开花，梅州市主要领导非常高兴。”
但梅州一位老干部透露，万庆良离开蕉岭后，蕉岭财政亏空上亿元。公开资料显示，直到2005年，蕉岭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才达到1.04亿元。
或涉30亿工程贪腐
揭阳城建总投资过30亿元，改造揭阳面貌，政绩不菲;但多名时任官员因工程中利益交换落马
主政蕉岭两年后，2000年，36岁的万庆良赴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此前15年，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均是从团省委副书记中提拔的，万庆良打破了这一“规律”。
2003年，万庆良卸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调任粤东重地揭阳。此后5年间，他由揭阳市委副书记升任揭阳市市长、市委书记。
属潮汕地区的揭阳经济很不发达。2005年《揭阳日报》一篇文章称：揭阳是广东经济最落后的一个地级城市市区。建市以来，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每年都超不出10亿元。
揭阳一位副厅级干部介绍，在揭阳，万庆良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引进多个大项目，拉动揭阳GDP迅速增长;二是实施“30亿工程”改变了城市面貌。
采访中，揭阳、广州多位政、商界人士称，万庆良被调查，可能在这“30亿工程”中，与商人有利益交换。
所谓“30亿工程”是因总投资约30亿元人民币而得名，包含“两河四岸建设”、市政建设等106个具体项目。
其中，“两河四岸建设”与蕉岭的“一河两岸改造工程”十分类似，都着重打通沿河的道路，建设堤围，配套绿化带，提高沿河土地资源的价值。
5年间，在一系列项目的拉动下，揭阳的GDP一路攀升，年增长率分别为：7.3%、7.4%、9.0%、14.1%、22.1%。
揭阳也变了样。“30亿工程”实施前，“揭阳像一个大农村，如今揭阳是城市的样子。”
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评价揭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同年，海内外报刊上刊登大量“揭阳崛起”的宣传文章。
这一年，万庆良履新副省长;原万庆良的副手、现已接受组织调查的市长陈弘平接任揭阳市委书记。
然而，城建的巨大政绩背后是巨大的利益诱惑。2012年年底以来，包括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副市长郑松标在内的多名揭阳市领导被查，他们均是万庆良任职揭阳市委书记时的下属。
广州、揭阳多位政、商界人士透露，在投资约30亿的揭阳市政工程中，上述诸人均为工程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与商人存在巨额利益交换。而万庆良被调查的直接原因或涉揭阳腐败窝案。
目前，纪检机关已查明，陈弘平、郑松标在揭阳市任职期间，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刘盛发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万庆良任职蕉岭县委书记时的一位副手更是直言：给市长(指时任市长陈弘平)送钱，能不给书记(指时任市委书记万庆良)送吗?
广州大舞台
万庆良在广州搞城建，引项目，打造“明星官员”廉洁形象
头顶“揭阳荣光”，2008年，44岁的万庆良当选广东省副省长。2010年，万庆良担任广州市长，2011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
2012年5月，万庆良当选广东省委常委，半年后，当选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至此，万庆良仕途达到顶峰。他不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最年轻的市长和市委书记，还成为当时广东副省长中唯一的一位“60后”。
在广州，万庆良依然延续了主政蕉岭及揭阳时期的施政思路：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并引进大项目。
2012年2月份，广州“三旧”改造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州当年计划进行9个“城中村”清拆工作、启动20个旧城片区整治改造、开展30个旧厂改造、盘活土地5平方公里。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初步统计，接下来的10年时间，“三旧”改造将盘活低效用地达74平方公里，仅5年就可以腾出28平方公里低效用地，这将超过广州十年的住宅土地供应量。
广州一系列新城的规划或调整相继公布，涵盖了包括海珠生态城等9个新城，9个新城规划面积相加近800平方公里，比新加坡国土或上海中心城区面积都大。
这一系列规划遭到了诸多人士批评。广东省政协委员李公明认为，广州新城规划很多是以权力和资本主导，以土地空间效益为目标、以各种商业产业城为旗号的城市规划模式，值得警惕。
城市建设的同时，2011年初开始，时任广州市长的万庆良带队在国内外开展了一系列重大项目投资推介和招商活动，到2014年3月，据万庆良自己总结，“累计签约项目640多个，落地完成投资1200多亿元”。
借助广州的媒体优势，万庆良在广州大舞台上积极打造铁腕、亲民、廉明等公众形象。
上任市长两月后，万庆良强拆“广州富人居住区”的二沙岛一处违章最严重、号称价值两亿元的“最牛违建别墅”，这次“硬碰硬”的强拆行动震动全国。
此外，万庆良酷爱运动且有“天赋”，4次参加龙舟大赛，成绩是三个冠军和一个亚军;学习游泳15天，便能横渡珠江，且第二个到达终点。
万庆良尤为注重打造廉明形象。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论述反腐倡廉，“我深知，市长就必须干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等言论掷地有声。
轰轰烈烈的城建后，“债务”后遗症正在慢慢浮出水面。2011年开始，广州市地方债负债率和偿债率连续逼近国际警戒线，债务余额不断上升。
经济学者指出，近年来房地产热潮下，不少地方政府通过运营城市与土地来拉动GDP快速增长是一种短期效应。其带来的后遗症和长期负面效应很难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