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受20年虐待将丈夫掐死 151名村民联名求情
许林芳十几年前的旧照
去年，镇上中学来走访时为周德军一家拍的“全家福”
土屋的瓦没了，用塑料布代替
周德军的遗像现在放在土屋里石仓上的一个箩筐里
面对丈夫周德军近20年的虐待，泸州市合江县团结村的许林芳没有还过手，没有向外界求助，也没有别人帮她。直到去年年底，在唯一一次反抗中，她掐死了周德军。151名村民随后写联名信为许林芳求情，妇联、公安局、司法局和法院通过各种渠道帮助了这个贫困的家庭。但在未出人命前，她难以从外界获得这种支持。不识字的许林芳对自己经受的“家庭暴力”至今仍混混噩噩，她认为“不出血就不算受伤”。“他本应该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这是许林芳最大的愿望。
面对丈夫周德军近20年的虐待，泸州市合江县团结村的许林芳没有还过手，没有向外界求助，也没有别人帮她。直到去年年底，在唯一一次反抗中，她掐死了周德军。151名村民随后写联名信为许林芳求情，妇联、公安局、司法局和法院通过各种渠道帮助了这个贫困的家庭。但在未出人命前，她难以从外界获得这种支持。不识字的许林芳对自己经受的“家庭暴力”至今仍混混噩噩，她认为“不出血就不算受伤”。“他本应该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这是许林芳最大的愿望。
在杀死丈夫前，许林芳的一生只是在做一件事——逆来顺受。
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许林芳仍像许多旧时中国女性一样，名字不详，面容模糊。村里人叫不出她的全名，他们一般称她“许二”，她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
2014年12月26日凌晨，不堪打骂的许林芳先是用木棍打破了丈夫周德军的头，然后又在打斗中掐死了他。
这场杀人事件的奇特之处是，死者的父兄不仅谅解了凶手，还组织村民写联名信，为她求情。在比A4纸略小的信纸上，300余字铺了半页，这是第一份提及许林芳20年婚姻生活的文字记录。
151名村民的签名和红手印盖满了两页半信纸。他们认同信里的陈述：“死者周德军性格怪异，喜欢喝酒，经常闹事……”周德军的兄弟和邻居还知道他喝了酒就打老婆孩子。
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调查，有24.7%的受访女性在婚姻中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有7.8%的农村妇女明确表示受过配偶的殴打。这意味着，在中国的3.3亿乡村妇女中，有一个绝对数量十分庞大的群体像许林芳一样生活于恐惧中。她们散落在广袤中国的各个角落，把伤痛掩藏在屋门后。
但还有一些女人——许林芳也是其中之一——甚至无法被反映在这7.8%中，因为她们所处的环境和她们自己，都对“关起门来的暴力”缺乏知觉。在未出人命前，村里大部分人认为周德军打骂妻子没太大不妥，包括许林芳自己。“不出血就不算受伤”，在许林芳的记忆中，被打得“起包”是经常的，但出血的次数，还好，不算太多。
7月17日，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许林芳回到了家里。家，仍是那座凶案发生的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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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嫁到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团结村，许林芳就一直和周德军住在这座土屋里。
父母看中周德军家的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地比许林芳家的更平更好。但团结村的土地也不十分平整，这里是四川东南丘陵、山区地带，与贵州省接壤。
土屋是周德军的爹周老头年轻时盖的，现在被三座二层的砖房环绕，其中两座分别是周德军的三哥和五弟的。在周围砖房的映衬下，土屋像一个放错了时代的异类：从公路上俯视，一半的瓦已没了；进入房屋，墙壁上有许多纵向的裂缝，有的可以塞进两三根指头；凹凸不平的墙上有不少洞，晚上写完作业后，许林芳的小女儿“周四”会拿着电筒照进洞里，找老鼠玩。
多年来，自己的土屋一天天破败，而兄弟门的新房陆续将土屋合围，这让周德军心里很不平衡。五弟修房子的时候，周德军因为老五的新房和土屋的间距很小，气得拿着刀赶兄弟，镇上的警察来调解了好几次。
周德军在修房这一农村男性最重要的活动上的无力，有部分身体原因。根据法医鉴定，他常年患有肺气肿。死前，他一直瘦骨嶙峋，否则许林芳也很难掐死他。由于贫穷，他没有好好治过病，他的几个兄弟一直以为他得的是肺结核。他也读过几年书，但具体读到几年级，在他死后，家里上下十五口人便都说不清了。
这样一个身体孱弱，文化知识贫乏的农村男人几乎没什么挣钱的门道。他平日里在镇上跑摩的，但出车并不勤，时常在茶馆里打牌或看黄色录像。
虽然身体虚弱，但他不能停止喝酒。他对许林芳说，喝了酒后，就舒服一些，胸膛没那么痛。
因为不能停止喝酒，他便不能停止“酒后发疯”。喝高了之后，他有各种妄想，其中之一是兄弟要来抢他的房子。两年前的一天，喝了酒的周德军坚持认为老五要来霸占土屋里的石仓。平时瘦弱的他竟然气得把石仓上的隔板砸了下来。周老头过来劝，周德军对着老人的腿一阵乱踢。
当无法通过“修房子”来树立地位和声望后，周德军找到了别的渠道。在大儿子8岁时，他让许林芳摘了环，给他继续生孩子。周德军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钱，我有人！”
于是，这座全村最贫穷的土屋里又陆续诞生了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他们现在分别11岁、10岁、8岁、7岁。但周五已经不能叫“周五”了，不到1岁时，他被抱给了九支县城的一对夫妇。
然而土屋依旧拥挤，6个人只有两间卧室。周德军和3个儿子睡一间，4人挤一张1米5的床。许林芳和小女儿睡在另一间，这间卧室连着猪圈和厕所，由于没有门板相隔，房间里总有一股猪圈的味道。
就是在这间气味刺鼻的房间里，许林芳杀死了周德军。他死掉时，除了被抱走的老五，所有儿女都站在他的尸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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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遍土屋，只有许林芳十几年前的两张旧照。照片记录了许林芳难得的笑容：那时她抱着才3岁左右的大儿子，深目高鼻，上翘的嘴角旁有两个酒窝，乌黑的长发向后梳成一个马尾。
在岁月磨掉了年轻时的清秀后，那双粗壮坚实的腿，逐渐超越黑发和酒窝，成了她身上最使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多年来，这双腿承载着一家人二亩地里的农活。丈夫周德军是从来不干农活的。
即便已经年过40，许林芳仍对自己的生活懵懵懂懂。自己到底是在18岁还是19岁遇上周德军的，许林芳说不清楚。因为不识字也不识数，她对很多时间、地点记忆模糊，她不知道自己多高、多重，也不知道年轻的时候辗转的那些工地、塑料花厂、耳机厂、电子厂、手袋厂、皮鞋厂……在哪些城市。
也许正是这种懵懂成就了她对不顺心和痛苦超人的接受能力。
大概19岁的许林芳第一次见到周德军，他很瘦，穿着一件松垮垮的灰色西服，烟不离手，走起路来甩肩摆袖。
婚还没有正式结，周德军就开始威胁她：“你再出去打工必须和我一起去。你要是不跟我一起，我见到你就下你胳膊，下你腿，看不到你就打你妈。”
除了屈服于威胁，许林芳想不出别的办法，在和周德军一起打工的第3年，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1995年，她回乡生下了儿子，和周德军领了证。
“话不多，老实。”这是亲戚、邻居对许林芳的印象。在接触过她的人扩大到律师、法官、妇联工作人员后，对她的形容词还多了农民不常使用的“木讷”和“麻木”。
对难以想象的暴力，她没有失声痛哭过。在20年的婚姻中，除了这次致命的反抗，她很少对周德军还嘴、还手。
对值得欣喜的事，她也没有开怀大笑过。在泸州市看守所里，当她被告知合江县公安局给她大儿子打了20000元救助款的时候，律师没有看见她笑。在合江县人民法院，当她听到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判决结果时——对“故意杀人罪”来说，这是一个较轻的量刑——法官也没有看到她有什么明显的表情。
她被外人看到的最激烈的表情就是那种无声的哭泣。在开庭前见到半年未见的4个儿女时，她就是那样哭。她的孩子们也继承了这种哭法。她站在法庭的隔离带里面，几个孩子在隔离带外，相看无言，只是默默流泪。末了她说了句：你们在家要听话。
许林芳还具备常常和“老实”并列出现的“勤快”。周德军在家就是吃饭、喝酒、睡觉。许林芳承包了所有农活和家务。她一般6点起床，给周德军和几个孩子做好早饭，然后下地干活。有稻子的季节种稻子，不忙稻谷的季节照看地里的蔬菜。不论是怀着孩子时，还是在剪完脐带三天后，许林芳都要干活，给周德军烧火做饭。
看守所里，许林芳也是最勤快的一个。夜里女囚们要轮流值4个班，每班两个半小时。许林芳帮人值班，一次30块钱。这钱也不是想挣就挣，是房里的“大姐”看她老实、勤快，给她的机会。
但许林芳的“老实”和“勤快”却无法从丈夫那里换来怜悯和基本的尊重。只要喝完酒，他就无端打骂她。想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就跑到许林芳屋里，许林芳说女儿还在这儿，周德军嚷着“你是我婆娘……”又是一阵拳头。
只有在喝到不省人事的时候，周德军不会打人。他烂泥一样瘫在床上，有时会小便失禁。许林芳就给他换裤子、换被褥，帮还没醒的周德军擦拭一把瘦骨。
回忆起过往的生活，许林芳说自己没有哪一个阶段是快乐的。只有在一些瞬间，心里感到稍微的满足：比如孩子好好吃饭或写作业的时候，比如丈夫没喝酒，安静地坐在那儿，甚至帮自己添一把柴火，或给她夹一些瘦肉的时候。
她难得一次向他人也向自己敞开心扉，是在判决以后。一直关注此案的合江县妇联从泸州市请来了一位国家二级 心理 咨询师。从下午3点到6点，在妇联的办公室里，许林芳对着这位素未谋面的60多岁老太太吐露了多年的苦楚。咨询师对她说：你要哭就哭出来。这次许林芳不再是默默流泪，而是声泪俱下。
经过一番努力，她勉强回想起了生活里的一点乐趣，自己有两个小小的爱好：织毛衣和唱歌。
靠在土墙上，她有点羞涩地唱起了《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插曲《渡情》：“西服（湖）美景三月天……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来相会（手难牵）……”她唱的词不太准，脸上第一次流露淡淡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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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20年的婚姻生活中，这种畅然微笑的时刻太少了。凶案发生前，许林芳和整个村子只是一次次以忍耐，纵容着周德军的暴戾。
作为周德军“怪脾气”的直接受害者，许林芳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也不知道如何反抗。
在外打工的时候，周德军就经常打许林芳。有天中午，两人正吃着饭，周德军毫无预兆地抬起碗往下一摔，正打到许林芳的膝盖上。当时血就流了一腿，3厘米的伤疤至今可见。
最凶的一次是6年前。一天夜里，周德军喝完酒回来，一进门，就把一条烟重重地甩到桌上。他走进许林芳的卧室，大叫了一声：“今天晚上，杀死她!”同时打开柜子要拿某样东西。许林芳马上反应过来是刀——这把刀，周德军在广东捅过人，工地老板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报警。许林芳夺门而出，一下子磕到了门口的米舂上。顾不得摔烂的膝盖，她冒雨拼命往山上跑，逃到了山后的表嫂家。
两个多月后，许林芳的腿刚好，周德军又喝了酒发疯。他穿着皮鞋一次次踹许林芳的腿和胳膊，一手抓着她的头发，一手用巴掌掴她，逮着她往门上和墙上撞。
即便如此，许林芳也没想过报警。最初是不知道有找公安这回事，大概5年前，她才第一次听人说可以去公安局报案，但她连报警电话是多少也不知道。她也没想过离婚，她认为离婚后，自己就见不到孩子了。
在周德军死去半年多后，9月中旬，他的五弟正在准备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宴席。10年来，许林芳第一次出现在老五家里，帮忙烧火、洗碗。这本是村子里亲戚和邻居间的基本礼数，但以前老五怕周德军，就干脆不和他来往。“哎，他拿刀追我就好几次，我有什么办法？”在准备宴席的间隙，老五无奈地说。
至于其他亲戚和邻居，就更不会管周德军家里的事。在烧火、酒席和洗碗的空隙中，几个女人围坐起来摆龙门阵，说到许林芳，虽然她们都知道她常年被打，但也做不了什么。“他是关起门打的，外人怎么管？”许林芳的邻居说。
许林芳的妯娌，老五的老婆也和丈夫有过矛盾。两人闹得最凶的时候，用竹竿对着打，腿上、胳膊上都受了伤。
“夫妻矛盾很正常，只要不是要死要活。”许林芳的大嫂说，这也是村里大多数妇女对家庭矛盾的理解。
根据联合国儿童 基金 会资助的一项研究，受访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后，最常见的四类反应是：不理睬丈夫，到没人的地方去，自己躺着不吃不喝，不跟任何人讲。有以上行为的妇女分别占42.3%、40.2%、35.5%和22.3%，只有0.7%的妇女会选择报警，1%的妇女会去法院，6%的妇女知道找妇联和村委会。可见，在乡村中，遭受家暴后，女性更愿意“一个人忍”，外界一般也不会主动给予帮助。
但在凶杀案发生后，平日不好过问“家事”的亲戚邻居们又展现出了热心肠。周德军的几个兄弟希望许林芳能判得轻一点，她家还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如果许林芳入狱，养育、照顾这些侄子侄女就会变成兄弟们的共同负担。
合江县公安局给周家出了个主意：写联名信请求缓刑，找村民帮忙签字。过去和周德军矛盾最大的老三从广州回来料理兄弟的后事，负责组织联名信。
本村了解情况的村民纷纷签了名。村委会的李永莲副主任也在联名信后签了名。过去在团结村小学做代课老师的时候，她就听周德军大儿子的班主任说过周德军经常打小孩，那是凶案发生的7年之前。
合江县妇联也对这个案件和许林芳高度关注。在庭审之前，他们专门组织工作人员到团结村走访邻居，形成了一份给法院的建议函，希望能考虑缓刑。
在看到许林芳家里朽坏的木床后，妇联工作人员自己凑钱给他们买了一张床，现在这张2米宽的新床放在堂屋里，孩子们写作业和睡觉都在床上。
最终，合江县法院在考虑到许林芳长期遭受家暴，悔罪态度良好，且死者家人谅解凶手等因素，判处许林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执行。
各相关部门的关注和合作，减轻了许林芳的困难。但在凶案发生前，“忍气吞声”的许林芳难以得到外界的注目。
合江县妇联主任鄢录珍介绍，去年一年，主动到妇联反映家庭暴力问题的女性有60多名，而2014年，合江县的妇女总数是43万。像妇联这样的组织，很难发现和统计家暴的发生情况，因为不少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像许林芳一样，不知道“家暴”问题该如何解决，她们的词典里甚至没有“家暴”二字。
2015年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被提出的20周年，合江县妇联着重加强了对男女平等意识和家庭暴力问题的宣传。他们在全县的各镇、村，设置了40多块宣传展板。但对于许林芳来说，这种宣传无济于事，反正她看不懂。甚至“妇联”这个组织，许林芳也是在杀夫后才知道的。
“农村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觉得家庭矛盾很正常，没有出人命就很正常。”鄢录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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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压抑后，从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许林芳终于在2014年12月26日凌晨爆发。
一个半月前，周德军跑摩的时翻车摔到了田里，断了一根肋骨，所以他那段时间在家休养，不能挣钱，还欠了一堆医药费。
吃完晚饭后，周德军难得的并没有喝酒，而是守着几个小孩写作业。大概8点多，大儿子从镇上打工回来，周德军忍不住，又去附近小卖部打了2斤酒。
许林芳做完了自己的活：洗碗、洗衣服、扫地、喂猪。还给周德军熬了一碗油渣下酒吃。不到11点，她就和小女儿一起睡下了。
但喝了酒的周德军睡不着，开始满屋转悠。他收掉了大儿子的手机，让他赶快睡。然后又来到许林芳和小女儿的卧室。
起初，辱骂的内容是周德军平日酒醉后的那番妄想，指责许林芳生活不检点。这会儿，睡在隔壁的大儿子还醒着，但他懒得去看一眼。
他一边念叨，一边用拳头打许林芳的头，许林芳就用被子把头蒙起来。持续不断的响动中，四个孩子都睡着了，他们的“摇篮曲”常常是这种打骂声。
半夜1点多的时候，周德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性要求，许林芳事后回忆，这是她最想不通，也最生气的地方。在被拒绝后，周德军气急败坏，他一边叫嚷“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边用拳头锤打许林芳的头。
一瞬间，许林芳气急了，她掀开被子，抓起靠在床边的堵老鼠洞的木棍，对着周德军的后脑敲了两下。血顺着周德军的头流到被子和地上。周德军伸手要继续打许林芳，她就掐住了他的脖子，回过神来的时候，周德军已经不再挣扎了。
“砰”一声，周德军的身体栽到了床沿上，脸朝下，双膝跪地。小女儿被这个声音吓醒，睁眼时，看到被子上是血，妈妈跪在床上。
“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周四的叫声打破了人死后片刻的寂静。
周德军已没了鼻息，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许林芳，吓得头脑空白。片刻后，她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道德意识认定了要“一命偿一命”。她开始翻找家里的农药——这是农村妇女最常见的自杀方式之一。但农药瓶子是空的，她没自杀成。
隔壁的三个儿子随后也跑了过来。二儿子和三儿子吓得忘了哭。大儿子说，看着父亲的尸体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只是感到一阵解脱。
在大儿子的帮助下，许林芳给周德军的大哥、三哥和五弟打了电话：“我把周德军打死了。”她对死者的兄弟说。老大和老三都在外打工，住在隔壁的老五则马上赶到了现场。
凌晨2点10分，周德军的大儿子帮母亲拨了110。2点半左右，警察赶到了案发地，拷走了许林芳。孩子们这才开始流泪，以那种无声的哭法。
许林芳进了看守所后，大儿子就成了临时的家长。他白天骑着那辆曾碾断父亲肋骨的摩的在镇上赚钱，晚上回来做家务、捉泥鳅，还要负责给三个弟弟妹妹做饭。这对一个19岁的大孩子来说并不轻松。在某个周末下午走访许林芳家时，该案的代理审判员陈小容法官看到三个小孩并排坐在门槛上，身上脏兮兮的，小女儿周四的头发毛毛糙糙，几个孩子似乎好些天没洗澡了。
和孩子一样缺乏照料的是这间本就破败的土屋。往日里，下大雨的日子，许林芳会一夜不睡，用塑料盆一遍遍地接雨水往外倒。在母亲缺位后，失去对手的雨水肆意腐坏着这间土屋，猪圈外的茅坑旁堆满了新落的墙土。根据镇政府6月的一次检查，这间房极有可能垮塌，大儿子收到了一份危房限期整改通知书，限3日内整改。除了把这张A4纸一半大的小纸条收到一个塑料袋中，他做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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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被判缓刑的许林芳回到了这间土屋，继续和周德军的父亲和兄弟做邻居。
在血迹被时间模糊后，那些多年来同情许林芳的遭遇却难以过问的村民，那些在她被抓后热心地签名并按上红手印的村民，又形成了对许林芳新的期许。
首先，村子再次展现了它的宽容和善良：在为寿宴忙碌的三天里，许林芳和其他亲戚、邻居相处融洽。他们一起杀鸡宰猪、烧火添柴、布置碗筷、在水沟边合力清洗二十桌的盘子碗。在和这位“凶手”一起劳动时，死者的亲戚、邻里毫无异样。
耳朵不好的周老头一直坐在角落看着大家忙碌。他是家里最后一个得知儿子死讯的人。直到事发那天下午，周德军的姑姑赶到周德军家哭，他才知道儿子没了。老人全身颤抖，一激动晕倒在地。此前，老五骗他说，周德军和许林芳因为吵架吵得凶，被镇上警察带走了。
“开始生气啊，但现在好了。”他语气平静地说。饭桌上，他从许林芳手里接过饭。兄弟们对周德军讲不出什么正面评价，但周老头还记着他的一些好：“孝心还是有的，有时候给我夹菜。”
凶案仿佛是别处的故事，欢笑和仇恨一视同仁地被生活和时间消磨。
在宽容之外，村子也为一个贫穷的带孩子的寡妇设定了应有的形象。在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后，她必须当好“母亲”，把孩子拉扯成人。这是周德军的兄弟、父亲为她求情的重要原因，是许林芳烦恼的源泉，也是她还得以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小孩小孩要读书，房子房子要倒塌。家里开支那么大，你说怎么过啦，这个生活。”她常常觉得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但想到孩子，她又只能活着。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房子。她不想让孩子们在这个布满裂缝和地洞的土屋里睡觉、吃饭。在公安局、妇联等的资助下，新房的地基已经平出来了，但她还缺盖房子的钱。
另一个问题是户口。二儿子、三儿子和四女儿还在上小学，由于是超生的，又没钱交罚款，这三个孩子都是“黑户”。她不知道他们以后该如何上中学，如何买火车票，如何出门看外面的世界。
至于“教育”，则是一个更加奢侈的问题。因文盲而羞愧的许林芳希望儿女们能接受更多教育。但在贫穷面前，蒙昧正在被继承。她的大儿子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这在村里的90后一代中极为罕见。
对三个未成年的小孩子，许林芳在努力为他们解决温饱、凑足学费外，也难以提供更细致的照顾。
9月的乡下，天气已经微凉，两个儿子睡的那张新床却仍铺着席子，席子下就是木板。他们睡觉很不老实，一夜辗转后，第二天清早，两个身材矮小的男孩子像旷野上的两只小兽，相互依偎着斜躺在宽阔的床上。
梳洗和早餐后，三个孩子步行去上学，沿乡村公路走到团结村小学大概要30分钟，这是一所民办小学，入学不需要户口。一路上，他们人手一根从旧雨伞上拆下来的铁伞骨，对沿线的草木乱砍，这是上学路上的 娱乐 。
三个孩子里，二儿子周二特别沉默寡言，但他很想爸爸。“他最喜欢你吗？”周二摇摇头。“他是不是打你最多？”点头。“打哪？”“手。”“用什么？”“棍子。”说到这，周二眼睛湿了,他死死地盯着电视机，并没有泪水滚落。
三儿子也很想爸爸，因为爸爸最喜欢他，经常带他上街。小女儿周四则会大笑着喊道：不想!喝酒，身上臭死了！
三个小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没有拍过照片。去年，镇上的中学来走访贫困户，留下了一张构图怪异的“全家福”。周德军、三个孩子和爷爷都在照片里。周二站在前景，只有半张脸，周三靠墙站着，周四和周德军一起坐在门口的一个土墩上，爷爷蹲在更远处。所有人都没有看镜头，所有人都没有笑。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提议给三个孩子拍个合照。许林芳就屋前屋后喊他们。正巧周德军的姑姑来了，她特别生气地呵斥许林芳：拍什么照，你正儿八经养大几个孩子才是正事！”
许林芳拉着姑姑的胳膊语气平和地说是留个纪念。等走到公路上，离姑姑有段距离了，她才绷不住，哭了：“其实她这么说我很难受……”她没有说下去。过了会，她又为姑姑解释道：“她是看见我们这个房子很着急，看见这几个小孩着急。她怕你们又抓我回去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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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理难以理解的是，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羞辱和折磨后，许林芳并不怨恨周德军，她对自己失手杀掉丈夫怀有极深的负罪感。
周德军死后，她在梦里“见过”他三次。第一次是刚进看守所的时候。梦中她也在看守所，正在睡觉，周德军站在她铺位前。第二次是几个月后，还是在看守所，她梦到周德军带着她和几个小孩去走人情，那天他心情很好，似乎笑了。第三次是被判缓刑回家后，她睡在堂屋里的新床上。半睡半醒之间，看见周德军站在她床头，什么话都没有。
这三个梦中，周德军没有怪过许林芳，许林芳也没有怕过周德军，梦里没有打骂。周德军总穿着活着时在正式场合穿的灰色西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穿着这种西服，松垮垮的，挂在周德军的瘦骨上，荡荡悠悠。而这个羸弱的男人走起路来，偏喜欢甩肩摆袖，做出一副强势的样子。
现在，她会和周老头一样怀念周德军零星的好处：没有喝酒的时候，他会把饭桌上不多的瘦肉夹给自己，偶尔也会看着几个孩子写作业。
即使这个男人在世时几乎什么活都不干，还打她 ，许林芳觉得那时也比她现在一个人好。至少，她还抱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期盼：“我希望他脾气能改过来，我想的是家里面团团圆圆、和和气气的。”
对她来说，比暴力更可怕的是孤单一人承受家庭的重担，她没有和大儿子一样感到解脱，只感到更加烦闷。一想到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她心头就一阵“毛焦火辣”。
她来不及可怜自己。杀死周德军后，她为他整理衣衫和头发，她想让周德军最后走得体面一点。现在，去地里种菜时，她会偶尔去周德军杂草丛生的坟头看看。“他本应该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这是许林芳最大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