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跪着上课的老师：一场与命运的“生死追逐”
死神走近，我一上课就激动，不觉得冷
武大教师双肾坏死仍“跪守”课堂 “木已成舟”只能乐观面对 责任和紧迫感令他拼命“赚钱”
近日，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英语教师余功茂受到关注，每个星期3次透析，让他无法长时间站立。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的教学，该老师跪在椅子上讲课。由于他的坚持，有网友称其为“武汉最美英语老师”。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一次肾结石发作，让他发现了自己患有多囊肾，学医的朋友预言“在四十岁左右就会发作。”至此之后，便开启了疯狂的“赚钱”生活，为的只是“给妻子和孩子一个交代。”命运终至，2014年底，余功茂因多囊肾致两肾彻底坏死，只能靠每周三次的“血透”维持生命。
他告诉记者，如果有一天，他只能躺在病床上，他希望能够安乐死，不愿受到病痛的煎熬，无法付出的自己，只有死亡才是最好的归宿。
3月11日早上7时50分，41岁的余功茂走进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教五楼104室，第一件事，就是将一把木椅搬到了课堂的讲台处，反放在讲台内。随后，他将自己的羽绒外套脱掉放在旁边，将毛衣的袖子撸起，露出了戴在左臂处的白色护腕。
他曾开玩笑地对学生们说，他戴护腕并不是因为吸毒，而是生了很严重的病。白色的护腕内，手臂上打着两个牙签大小的孔，一个连着动脉，一个连着静脉。从2014年双肾坏死之后，他每周都要通过这两个孔洞“血透”三次，至今从未间断。
3月11日早上8时5分，余功茂开始了讲课的第一项内容——听写单词。
“这时平时成绩的一部分。”余功茂对讲台下的学生说，无论是“雅思”、“托福”、“考研”，英语单词都是基础。在听写的过程中，他还会不时“威胁”下学生说：“我是下手比较黑的那种，平时作弊没有用，考试时一看就看得出来。”
15分钟后，听写单词结束，在教师左右两侧的同学相互交换“评卷”，当看到有的同学几乎没有写几个单词时，他无奈地撇了撇嘴，说“有单词不会很正常，如果你们都会了我还教什么呢。”
随后，余功茂便开始讲课。由于其讲课风格偏幽默有趣，不时在课堂上还会有笑声。
在第二节上了接近一半时，余功茂的身体有些“不支”了，拿着课本不时依靠在前排的空课桌旁，不一会儿，他只好回到准备好的木椅上，跪在木椅上继续上课，手刚好可以搭在木椅的椅背上敲字。
“两只脚都很软，站不住，还有就是皮肤痒。”说着，余功茂又轻挠起自己的皮肤。他解释说，另外他希望学生能够看到讲台后的自己的上半身，可以做各种肢体语言动作，而不是自己只是坐在讲台后面，无法与学生互动交流。
他告诉记者，他上午一共有四节连上的大学英语课，所以，有时候体力跟不上的时候，就只能稍微跪在讲台后上课。
当天武汉的气温不到10℃，教室内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而余功茂一上课就将自己的羽绒外套脱掉，只露出里面单薄的毛衣。病到今天，尽管死神在一步步走近他，“我感到一上课就激动，不觉得冷”， 他说。
余功茂很庆幸和珍惜教师这份职业。
1994年，19岁的余功茂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湖北咸宁农村，前往考取的的湖北大学，从农村到城市，他的命运发生第一次改变。
1998年，23岁的余功茂从湖北大学毕业，成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大学英语部的教师，有了留在大城市里的“资本”。
“我和妻子是高中同学，感情很深。”余功茂说，此时，他和妻子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都处于幸福的“蜜月期”，尽管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最初只有500元，但妻子却由于在长江的游轮上做英语翻译，工资能够达到2000元/月，不久后还升职为了“总监”级别。
在两人结合为家庭之后，儿子出生了，高薪的妻子因此放弃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太太”，只留余功茂一人在外打拼。“那时她最好的青春，她都给了这个家。”当孩子长大，已是十年之后，此时妻子再去找工作，则只剩下了“超市前台”的职位。
2005年的一天，疲惫的余功茂趴在床上，让四岁的儿子帮他踩踩，“小孩儿不重，也喜欢给我踩背。”就在踩到腰部的时候，余功茂的肾结石发作了。
经过检查，发现自己不仅仅是肾结石这么简单，而是多囊肾。“我当时问医学院的老师，他告诉我，这种病到四十岁左右就会发作。”
原本幸福平静的生活被打碎，余功茂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改变。
既然“木已成舟”，就只能继续。
“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我母亲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而父亲之前从没告诉过我。”余功茂说，父亲的隐瞒让他曾经心生怨言，如果父亲能够早点提醒他，早点进行检查，说不定能够尽早治疗，不至于如此被动。“我无法接受的是父亲在我毕业后三年的农忙时间，还让我回家去干农活。”这对肾病患者是极大的损伤。
“着急也没有用，只能认命”，他告诉记者，父亲只是普通的农民，并不知道那么多，“只能原谅”，因此，他怨愤、原谅之后，就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更现实的问题上——如果他倒下了，家庭怎么办？
问题的答案也颇为简单，就是赚钱。余功茂说，他希望能够在病发之前赚更多的钱，为了家庭，也为了自己。
“在这里我们都无亲无故，只能靠自己，我要在外面多赚钱。”他说，在得知病情之后，他将工作几乎安排的满满的，除了在学校的正常上课之外，他还兼职做英语导游，英语翻译，也做过英语辅导老师，总之一切可以赚钱的相关他都会去尝试。妻子已经为这个家做出了“牺牲”，他觉得，只有他“牺牲”，才能更可能让这个家留住。
此时，余功茂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曾经还会和朋友小聚饮酒，而在得知患病之后就几乎很少出席这种场合，曾经吃东西“百无禁忌”，此时也不得不“挑三拣四”起来。
“我每天尽管很辛苦，但是回家看到妻子和儿子，就会觉得很幸福。”余功茂说。
赶了七年，病还是来了。
2012年10月，余功茂病情恶化，一次昏迷后检查发现了由遗传性疾病多囊肾引起的脑部动脉瘤。8小时的开颅手术成功，但动脉瘤引起的血压冲进蛛网膜，让他紧接着又做了一场眼部手术。
这次是儿子救了他一命。余功茂昏迷时，只有他和儿子在家，是儿子第一时间发现了昏迷不醒了他，然后跑到邻居家直接踢门喊救人，其间，儿子还电话通知了在外的妻子，妻子马上通知了物业，并叫了救护车，“一刻都没有耽误，才把命救了回来。”
此时，距他发现自己的病已经过了七年，自己也已经从30岁的年纪长到了37岁。
他告诉记者，他的生命中有两样东西在支撑着自己，一个是家庭的幸福，另一个，则是教书育人分享知识的快乐。因此，尽管学校在得知他发病后劝他“身体重要，专心治疗”，但他仍然在恢复后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只有工作，才会让我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余功茂说，如果自己在患病之后就什么都不做了，那么他会觉得病痛已经把自己打败了。
他告诉记者，他也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在多媒体教室上课时，习惯在讲课前将一个办公室的木椅搬到讲台的后面，讲课时自己跪在上面边打字边看着学生。“我习惯学生们能够看到我，能够看到我的动作，能够交流与互动。”
尽管已经生病，但他从来没有主动向学生们坦露过自己的病情。
直到2014年病重之后，他才不得不在带的新生的第一节课上，提醒着学生，如果他昏倒了，需要将他包里的糖水拿给他喝，然后通知他的妻子和值班的老师。
“可能真的是命中注定，我又被儿子救了一次。”余功茂说。
2014年10月30日，余功茂在家中备课时昏迷，此次也是儿子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结果他被送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他的双肾已经坏死，今后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出院时，他的左手臂上已经被打上了“孔洞”，每周要进行三次的“血透”。
他说，在透析的过程中只能躺在床上，手脚不能活动，有时候还会抽搐、呕吐。透析时不光把血液里的毒素透出去，而且也把营养物质也透了出去，人会感觉特别疲惫、特别饿。
为余功茂负责透析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医护人员说，病人曾向她描述“血透”后的感觉，就像是干了一整天的工作一样，下午透析完，晚饭要拼命吃一顿，然后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能恢复精神。
在透析的过程中，医护人员会提供一瓶酸奶、一个包子等食品，但当余功茂的妻子来送饭时，他仍然会狼吞虎咽地很快就吃光了。“每当看到这一幕都会觉得余老师挺朴实的。”医护人员说。
她告诉记者，在进行透析前，病人需要称体重、量血压，然后医生会进行评估设定脱水量，在医生完成电子病历之后，病人就会“上机”透析。“每周需要透析至少12个小时。”她介绍说，“血透”时需要在病人的动脉、静脉都通过孔洞连接，一个进、一个出，每次上机的时间在四五个小时。
她表示，现在透析技术都已经成熟，病人可以一直持续透析下去，不过需要每周三次到医院透析。
开始透析之后，每月的支出成为余功茂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
由于妻子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家中的支出仍然主要靠余功茂来贴补，每个月透析除去报销的部分，个人仍需要支付三千元左右的费用，“如果那个月需要检查，还要更多。”余功茂说，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大约有七千元，减去透析的费用，剩下的四千元全部补贴家用，生活能够勉强支撑。
“我听说，人可能透着透着就不行了。”他告诉记者，在自己透析之后，他愈发感到了紧迫，他必须要赚钱，因为“要生存”。
在2015年春节之后，余功茂就要求回学校上课了。“学校、学生对我这么好，我不上课好像过意不去。”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负责人介绍称，在2014年余老师生病之后，院里就决定让余老师安心治疗，工资、津贴等都会正常发放。经过学院老师的募集，在余老师治疗期间送去了四万多元的善款。
“我不可能拿着学校的钱，而不去上课，而且我也舍不得学生。”余功茂说，和学生在一起，也不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病人了，而且快乐也会让他忘掉病痛。他认为，如果乐观点还好，如果不乐观会死得更快。
他始终不避讳死亡，只不过对家人放心不下。他告诉记者，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趁着现在还有余力，他将房子已经过户到了妻子的名下。而且，他还将老家的至亲都召集在了一起作证，他所有的财产都给妻子，不留给孩子，并让妻子在他死后一定要找一个爱孩子的人继续生活。“孩子的将来我可能不会知道，孝不孝顺也不知道。”
另一个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学生。
很少有公共课的老师，能够像余功茂一样都叫得出讲台下学生的名字。“大学英语部的老师，人均至少每周要上14节课。”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大学英语部主任主任游长松介绍说，武大有15000多名本科生，六七千名说硕士生，大学英语部的老师任务都非常重。
因此，大学英语部的146名老师，几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有老师因故不能上课的，其他老师就必须多承担他的课程。“余老师有种责任感，也舍不得学生。”而且涉及到许多老师因此调课，余功茂就宁愿自己“不添麻烦”。
“那讲台就是舞台，而老师就是在那里发光。”余功茂的同事文婷说，她已经做老师15年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五六千元，但仍然很喜欢教师这份职业，和学生们在一起，分享自己的知识，感觉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而余功茂也是如此，一直有很强的责任感，如果不是看他的脸色不好，他乐观的心态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病人。
“对家庭、学生、单位，这种责任感都很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相关负责人说，余老师也曾向他表露过自己的困扰，至于换不换肾余老师仍然犹豫不决，孩子还小，怕换肾过程中出现意外，对家庭是个极大的打击，“可能会等孩子大一点再换。”
余功茂也告诉记者，他了解到，移植肾需要四五十万元，而找到合适的肾源可能也是个问题。“我是O型血，肾源似乎并不多。”
想要改变命运，需要一些运气。
“如今肾移植的技术也比较成熟了，至于肾源，以及肾移植之后的情况，要看运气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医护人员介绍说，目前，医院已经为余功茂做了组织配型，但是在肾移植之后的病人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并且需要终生服药。
她介绍说，肾移植之后的病人并不需要在每周都到医院，只要在前期进行定期检查之后，几乎就与常人的生活无异了。肾移植之后，大部分病人都会比较顺利，但是，由于人体质的差异，有小部分病人也会产生急性排斥反应，“移植之后又被迫拿到的情况也有。”
至于费用方面，也同样有“因人而异”的不同。有些病人需要服用的剂量较大，则会产生较高的费用，而大部分病人的费用还是会比进行透析的费用少一些。
“余老师总是考虑别人多一些，心态也特别乐观。”她告诉记者，余功茂非常喜欢养兰花，还曾经向她询问，如果她家中有兰花，是否能分他一点。
此外，由于余功茂对学生的关心，也同样受到学生们的喜爱。她说，之前有一批余功茂的学生，几乎每次余功茂透析时，都会有不同的学生在透析室外守候，并不打扰，只是在门外静静地看着，手中还拿着两三个苹果，叮嘱医护人员在余老师透析完之后给他吃。
“我想这就是他爱学生的‘回报’吧。”医护人员说，如果学生不喜欢余老师，又怎么会这么守候他。
无法付出的自己，死亡才是归宿。
3月11日下午3时30分左右，余功茂正躺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的病床上，身旁的血液透析机在不停地转动，两条红色的“血管”内，血液以每分钟250~300ml的速度流过透析机。
此时余功茂正在查看手机中的各种信息，在发现医护人员迅速放在了旁边。在他的身旁，一个透明的小饭盒内，装着为补充身体养分准备的“炒米”。
他告诉记者，在这个周末他要“逃离”武汉，返回咸宁的家乡，所以也没有备课。“最近周末很多人都会找到家里慰问”，他觉得回到了故乡能“歇歇”。
“如果有一天，你已经无法起身赚钱，只能躺在病床上，你会怎样？”记者询问余功茂。
“我希望能够安乐死。”余功茂说，在2012年他病重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曾经忍受的是“生不如死”的境地，由于对止痛药的限制，到了治疗的后期，他只能凭意志去忍受疼痛，“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无论怎么翻身都不舒服。”
他告诉记者，他在家里种了许多兰花，这可能是他唯一的业余爱好了。在今年，他特意为已经种了两年的草莓进行了“人工授粉”，“草莓第一年长出了的时候不要让它结果，而要到了第二年再让它结果。”
他说，尽管自己患上了疾病，但是并没有丢掉快乐，“有些身体比我好的，也不一定有我乐观”，当他每天回家看到孩子和妻子时，他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因为此时我还活着，我依然是妻子的‘靠山’，孩子还有个爸爸。”（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 张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