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长专家座谈：政府要善做"减法"与"加法"

      “政府要善做‘减法’与‘加法’，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所在。”在4日召开的省长与专家座谈会上，8名国内知名专家和企业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和专长，纷纷为广东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建言献策。

        重新界定政府权力边界

        与会专家们认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历史性突破，不仅牵动经济体制改革，也将倒逼全面改革。而其中的关键与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广东在这个时候专门召开省长与专家座谈会，很合时宜。”

        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充分表明，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巫永平说：“36年来，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就是依靠市场在发挥作用。”

        “政府和市场不是天然对立的，两者各有体现其独特优势的空间，且可以结合起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前提是要理解和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内涵和外延，这就涉及到两者边界的界定。

        省工商联副主席、深圳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陈志列认为，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与企业的关系，特别是与龙头企业的关系。市场机制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干预，当市场失灵或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就需要政府来解决。

        巫永平表示，对于目前的中国政府而言，就需要做好“减法”与“加法”。他认为，第一，政府要把“野蛮”的市场力量，即那些没有法治道德约束的市场行为，如欠薪、缺乏诚信等，赶出市场。通过法律法治，加强监管，把市场监管体系建立起来。第二，要让权力撤出资源分配领域，要重新界定政府权力边界。第三，让健康正常的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

        巫永平说：“现在很多的说法都是一边倒，就是要约束政府行为。但我看来，只有两方面做好了，才能真正让健康正常的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

        不能忽视社会的调节功能

        在厘清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后，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如何建立一个积极有为的现代服务型政府？

        对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提出建议，首先，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该管的要管，该放的权一定要放到底；其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快从事前审批到事后监管，从微观干预到宏观调整，从分配资源向公平竞争发展，从创造财富的主体向创造环境的主体转变。

        “现在更应该强调政府在宏观层面加强对市场监管和环境创造，特别是要发挥支持创新创业方面的作用。因为中国目前已经到了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地步。”白津夫强调说。

        专家们同时指出，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同时，不能忽略社会的重要作用。“我们通常提‘二分法’，实际上应该是‘三分法’，还包括社会。我们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会同时发生，因此社会机制变得至关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称。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亦持相同见解，他建议加大向社会放权的力度，形成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社会合力。

        “当前，消费安全等问题频发，这不仅反映了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缺位，也反映了行业自律、行业规范的严重缺失。”迟福林认为，面对无数个市场主体，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既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也需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中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推动现有行业协会的“政会分开”、去行政化，支持各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建立各类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以承接政府更大程度下放的行业管理职能。如何发展公益性的行业组织、社会组织，需要深入去研究。

        ■ 现场侧记

        省领导提问引发专家激辩

        政府该不该制订产业政策？

        在新时期下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就要“少管一些不该管的事”。当前部分人所持观点是，政府制订规划扭曲了市场信号，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等情况。那么，政府是否应该制订产业政策、规划？在4日的会上，一位省领导抛出这个问题，引发了现场专家和参会者的热议。大家认为这个问题的确是当下政府必须要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范恒山认为，目前社会上确实有一种声音认为产业结构不优化、产能过剩是调控出来的。政府管理和调控很重要，问题不出在调控上，是出在规划是否科学上。事实上，一些区域规划由于充分体现了地方的比较优势，反而在解决产能过剩方面作出了贡献，同时又把国家的要求体现在地方的发展思路中。“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规划政策的问题，而是规划政策科学不科学的问题。”

        而巫永平认为，国家制订产业政策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在参与资源分配。“目前，政府还是倾向于依赖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手段包括项目、规划等。只要这个不改变，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就很难进行改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则持另外一种观点，他说，产业政策的问题出在制定者对经济规律掌握的自以为是。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很难找到规律，所以要承认市场的不确定，承认风险。

        ■ 聚焦国企改革

        国有资本配置要以公益性为重点

        会上，数位专家与企业家还谈到了国企改革，他们认为，国企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迟福林对国企改革作了一番深刻的论述，他说，“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决定》的一大亮点，它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深化国企改革，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加快政府转变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伟认为，本轮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不再是政府机构“如何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是由“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即推动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由实物形态的“企业”，转变为价值形态的资本，包括证券化的资本，这是当前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

        “我们首先要明确公益性国企的定位。”迟福林称，一般来说，国有资本可以划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大类，也有专家提出还有介乎二者或二者兼有的国企，“我的看法是，新阶段要特别强调公益性国企的功能。”

        迟福林建议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例如，制定提高公益性国有资本比例的约束性指标，并制定严格的时间表，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使一定比例的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社会公益领域，以解决公共服务投入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

        建言广东

        迟福林：

        应率先开放

        服务业市场

        迟福林说，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经济转型，其中蕴藏着巨大机会，他建议广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好好把握这些机遇。

        “中国正从投资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迟福林表示，13亿人的内需大市场既是我国的最大机遇，也是最大市场。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全社会消费需求释放的大趋势正在形成，我国开始进入消费新时代。未来5—1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充分释放13亿人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取决于能否有效实现从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广东制造业很发达，广货在全国都很有市场，应当好好把握这个巨大机遇。”

        迟福林还建议广东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加大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力度，推动经济全面转型。“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人口城镇化的新时代，加快推进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是大趋势。”他说，当前，我国服务业供给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不是资本短缺形成的有效投资不足，而是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导致的有效投资不足。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垄断与行政管制，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广东有能力、有条件率先取得突破。”

        巫永平：

        政府去做政府

        应该做的事

        巫永平表示，现在各地还是以政策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一是靠项目，二是靠规划。只要这个不改变，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就很难进行改变。

        巫永平认为，广东现在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产业转型升级，这不是广东特有的问题。经济要发展，就是要把对广东创新升级实际需要的、新的条件有效整合起来，让政府的组织要素真正地发挥作用，这是广东可以做的。其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政府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

        未来地方政府的竞争应该是看谁能够真正建立市场经济条件，而广东应加强市场环境、市场制度的建设，把市场需要的条件通过法制、制度建设起来。如果广东尽早一步，实践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到底能做什么、做得好什么，就能跳出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的怪圈，继续引领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

        误区厘清

        1.“市场决定”仅限于微观经济运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适用范围，当前还存在不少认识误区，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市场决定”仅限于微观经济运行，宏观层面还是需要由政府来调控指导。对此，迟福林在会上明确指出，“市场决定”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微观经济运行层面，还包括宏观层面，适用于整个经济生活领域。他表示，如果把“市场决定”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微观经济运行层面，在实践中就会限制甚至否定经济生活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2.市场经济就是市场？

        巫永平认为，市场经济本质是人类探索如何分配资源所找到的一种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一对基础关系，因此市场不等同于市场经济。在没有市场环境没有市场制度的情况下，强调自由交易就会出问题。“市场力量是匹好马，但是一匹野马，要驯服它。”

        3.市场与政府是对立的关系？

        刘尚希认为，现在有一种倾向，把政府与市场两者简单对立。他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共同合作的关系，不能缺少、不能互相替代、不能把两者简单对立起来。“政府也好，市场也好，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所以在学术上有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情况，所以重要的是怎样将两者失灵降到最低程度。”

        4.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恒定的？

        白津夫认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阶段，既非“完全市场”，也不是完全政府控制，其边界在有些领域是清楚的，在有些领域却难以清楚界定，由此形成了较大的“模糊区域”。在这一区域，政府与市场相互交织、叠加影响，不断调整和优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也不是恒定的，是发展变化的。”

      （编辑：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