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董启章：不必辩护香港“也有”文学

　　中新社香港7月18日电 题：专访董启章：不必辩护香港“也有”文学

　　记者 贾思玉

　　他说，“在香港，文学无法成为一种职业或赖以为生的工作”；他说，“长篇小说已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文学形式”；但他偏偏每天规律地写作，20多年来出书20几种，尚未完结的长篇“自然史三部曲”已出版150万字。

　　他是董启章，土生土长香港人，继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之后，当选香港书展2014“年度作家”。

　　眼前的董启章戴着标志性的帽子，“夏天草帽，冬天绒帽”，后面露出青年时就开始留长的马尾。这引起记者好奇地打探，他将帽檐轻轻一掀，老实地说：“为了掩饰日渐稀疏的头发。”

　　出生于1967年的董启章，实际是历届最年轻的年度作家。哈佛教授王德威评价他，“因为有了董启章，香港有了另类奇观。”书展今年特设董启章专区，入口处竖起他的巨幅照片，标题醒目地印着：“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

　　这样明星般的待遇幷非香港作家的常态。董启章以“全时间的业余作家”而非“职业作家”自居，因为他虽然日复一日“从早上持续写到下午两三点”，但“一部小说卖出五千本已算畅销”，收入更多来自在中学、大学兼职开设写作班。他也不讳言，家计时常要靠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太太维持。

　　不等记者表达同情，董启章接着说：“我是比较幸运的，起码书都能出版。”

　　为他赢得口碑的“自然史三部曲”动笔至今十载，30万字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上下册共60多万字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50万字的《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上册已陆续问世。他坚守“纯文学”，“这样说不是攻击其他文学”。畅销的言情、商战或武侠小说他不反感，但言明志不在此，也“写不了”。

　　“现在不是长篇小说的时代了，人们看文字都比较困难，看长篇是加倍困难，”董启章自问自答似的说，“但我这个人的性格是反潮流的。”他的野心和气魄不动声色，“我的概念是把所有作品连在一起，变成好像同一部书。”

　　“你算不算香港文学的‘异数’？”董启章委婉否认道：“每一代都有人用他们的方法把时间和生命专注于写作。”写作是条孤独的路，但他不是独行者。上承刘以鬯、西西，同辈或稍早的有钟晓阳、黄碧云、钟铃玲，三位女作家今年书展都有新作推出，这让董启章用“令人兴奋”形容。

　　也斯去年仙去，据说遗愿是“为香港文学平反”。“我怀疑这不是他本人的用词，有点不像他的风格。‘平反’真的太重了，我们不应该有这个心态。”董启章说。

　　“大家共同的感觉是文学在香港被商业文化边缘化，还有一种情绪，觉得香港文学在华文文学里也处于边缘，”他语气和缓，听不出怒、怨或悲，“但不断跟人说香港‘也有’文学，这是有问题的。香港有文学很正常，不要辩护了，写更多作品出来好过常常觉得自己被边缘化。”

　　董启章相信，“写出好作品是留给这个世界的礼物”——《红楼梦》是曹雪芹的礼物，《追忆似水年华》是普鲁斯特的礼物。

　　书展期间，董启章在香港报章上发表文章《给后代一个有文学的未来》。

　　他写道：“我期待将来终于有一届书展年度作家，不须再回答‘为何环境这么恶劣还能写下去’这样的问题。幷且在被问及‘怎样才可以像你一样成为作家’的时候，能毫不犹豫地告诉面前的年轻人：‘不用担心！你尽管去写吧！无论能不能成为作家，文学都会是你在这个地方活下去的理由之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