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化时代的一场遛狗风波

　　那些能引发撕扯的话题中，养狗纷争算一个常规议题。几天前，“女子上街遭两狼狗撕咬险丧命 目击者：主人在旁看着”的新闻还未冷却，因遛狗引起的暴力风波再起——8月30日，成都邓女士买东西顺便遛狗时，与带小孩的一家三口发生冲突。邓女士称被对方打伤，并造成全身多处伤口，“尤其是脸，已经一半毁容了，我还是一个主持人，靠脸吃饭”。

　　被打的邓女士，其微博认证为女主持，她将遭遇诉诸微博，寻求舆论救济，结果却适得其反：出门遛狗不牵绳；狗吓到小孩被踢，自己却先想着理论而非道歉，这两点让声援她的力量变得微弱，更多的人斥之为“活该被打”。当然，这声“活该”里，饱含着一种积怨已久的愤懑。

　　事出之后，邓女士反复强调自己的狗不咬人，这是遛狗者常挂在嘴边的话，但它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话术，没法放到公共场所。狗不咬人，不代表他人能够识别，就像性骚扰，语言或行为是否构成侵犯是以他者的感受为标准的，而非自身。可见，冲突发生前，双方已经失去了公共场所行为规则的共识。不牵绳的遛狗者，早晚会和那些反对者来一场遭遇战，这是一场没有止境的冲突“战事”。

　　打人是非自可法律裁断，可怕的是看客已没有耐心。围观者角色代入，站在一家三口的立场诉说暴力的合法性，他们握紧拳头，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想要将爱狗人士打回原形。这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是基于和爱狗人士的对立，衍生出来的暴力反制逻辑。你不能简单地说这里面谁对谁错，更不能说它代表了正义。迷恋暴力，总是导向一地鸡毛的结果。

　　拦车救狗的负面效应在于，将法理打碎了。人们发现，在爱狗这件事上，无视公共安全和私人财产拦车救狗，得不到有效制衡。所以，哪怕有《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的支撑，遛狗牵绳的常识被叙述了千万遍，邓女士还是持“狗不咬人”的辩术。规则失效，公众很容易寄希望于更高阶的权威介入。在八达岭动物园，这种更高阶的权威是那只咬死逃票者的老虎；在本次遛狗风波里，更高阶的权威则是挥向邓女士的拳头。

　　违反规则该打、该死的逻辑，向来简单粗暴，那些反对不牵绳遛狗者的人，可能会在闯红绿灯或者暴走团占用机动车道等问题上，持同样的论点。暴力比讲理有用，利益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向丛林法则靠拢，这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而更可怕的是，将其合理化，贴上正义的标签，享受那种暴力惩戒违规者带来的快意恩仇，哪怕付出两败俱伤的代价。

　　以违反规则的暴力反制僭越规则者，最讽刺之事莫过于此。被殴打的遛狗者和爱狗人士以及在屏幕后叫好的网友，未必是分道扬镳的群体，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其行为尺度都迷失在公共场所那繁复的规则体系里了。当然，也许不能责怪他们太多，遛狗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城市治理的问题，但事实上，即便是那些以管理经验丰富著称的一线城市，除了往往徒具形式的条例规章，以及那些画面极具冲击力的全城打狗运动，在狗患的治理上还能做点什么？

　　公力救济缺位，私力救济登场，人们用拳头为城市管理的低效埋单，谈论理性和讲理成了无比尴尬的存在。当殴打遛狗者风波处在一种赞同和反对都不合适的语境之下，各打五十大板容易，怕就怕迷恋暴力成了下意识，它说明这个社会逐渐粗鄙化、丛林化。可是，当我们试图以秩序为由替暴力洗白时，是否也意味着，那些执法者施加给妇孺的暴力，也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