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东瀛惨案：关东地震后大批中国人遭屠杀

　　“这份档案太令人震惊了。”9月8日下午，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B102会议室，当1924年5月27日由时任清浦内阁的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发给驻中国公使芳泽的电报，呈现在日本社会民主党副党首福岛瑞穗面前时，这位日本政治家不禁惊住了：“我是第一次知道档案的内容，一定会向国会如实反映。”

　　这份尘封了90年的档案，明确记录了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引发屠杀中国人、朝鲜人的“东瀛惨案”后，日本内阁裁决：因为无法满足中国提出的检举及处罚负责人的要求，决定用支付赔偿费20万日元的方式来平息愤怒。在这一盖有“私”字印章的机密电文后，附有560名死亡、失踪、受伤者的名单，其中90%来自当时中国的温处地区（今温州、丽水）。

　　令人愤慨的是，当时日本政府见北洋政府软弱无能竟未按时赔付，而后来面临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也无力追讨这笔赔偿，导致千百户丧失了顶梁柱的中国家庭生活在不堪想象的苦难之中。更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痛彻心扉的往事逐渐被湮没，已鲜为人知。

　　为了讨还公道，自去年夏天起，中日两国的热心人士开始奔波寻找遗属。目前，已找到近300名亡者后裔。9月6日，来自温州、丽水两地18名遗属代表抵达东京，探访当年祖辈惨遭无情虐杀的所在地，敲响地震纪念公园中的“幽冥钟”祭祀祈福，他们还与日本议员、外务省等政要代表恳谈，提出希望日本政府向遇难者及其后裔谢罪赔偿、为逝者建立纪念碑、将这段往事写入教科书等要求。

　　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会长林伯耀认为，以往包括掳日劳工、“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等中国国民与日本政府打的官司都输了，“此次请愿将有可能成为中日历史遗留问题诉赔的转折点，因为这是日本内阁白纸黑字通过的赔款协议，还有什么理由推卸责任？！”

　　尽管前一天深夜才从老家温州赶到上海，坐在上海飞往东京的早班机上，心情复杂的黄建丰却一刻没睡。快降落时，坐在中间位置的他尽力伸长脖子，想看看舷窗外的东京是什么模样。这是他从未到过的城市，却也是他从记事起便熟知的地名。

　　92年前，他的两位祖爷爷黄芝连、黄芝森兄弟，和5000多名来自温州、丽水的劳工，先后从家乡来到上海，再一路赶往东京。只是，一年后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中，黄芝森命丧东瀛，黄芝连重伤而归，还带来了令国人震惊的消息……

　　 大地震后，突发惨案

　　中国是最早捐助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国家，但中国国民却在关东地区遭大量虐杀。

　　1923年10月12日，奄奄一息的黄芝连从东京坐船驶抵上海十六铺码头。当时他还不知道，就在这个码头，一个月前曾陆续开出多艘装满大量国人捐赠物资的轮船驶向东京，救济遭受9月1日“关东大地震”之害的日本灾民。

　　大地震发生当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中国媒体表示：“灾情重大，为亘古以来所罕有，除建筑物及财产等损失之数，一时尚难调查确实计算外，生命之丧失，约计几及二十余万口。”

　　北洋政府旋即组织赈灾救济委员会，并支出库银20万元（当时1元能买40斤大米）用于救灾，还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上海总商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招商局免费运送，成为日本接受到的第一笔国际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也成为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同时，社会各界纷纷捐款，由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发起的赈灾义演筹集了5万元大洋。

　　当月23日出版的《民国日报》写道：“希望日本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可黄芝连带回的消息，却远不是“道义上的朋友”该做的事。黄芝连的老家在温州市永嘉县二十三都坑源村（今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五凤垟村），在他的老乡为日本慷慨解囊捐赠45.4万元物资之时，远在关东地区的700多名温州、处州侨胞，却被受排外主义煽动的军、警、民众用刀剑、铁棒等肆意击杀。

　　头部遭受重创、一只耳朵被乱刀砍下的黄芝连，在上海接受了《民国日报》的采访，第一个将“东瀛惨案”的消息传回国内，也成了第一个公开的受害者直接证人。黄建丰从族人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拼凑出了祖爷爷黄芝连死里逃生的往事：那是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黄芝连搬到东京江东区大岛町八丁目的林合吉客栈，与173名衣衫褴褛的温处老乡挤在一起避难。中午时分，数百名日本“青年自警团”（相当于联防队）团员、警察和军人手持枪械，冲进了这家小小的客栈。在时不时的余震中，他们威逼这些手无寸铁的华人指认财物储藏之处，并勒令华人跟他们走出客栈。到了店外一片空旷的荒地，有日本人突然高喊“地将复震，必须俯伏”。没怎么经历过地震的174名中国人乖乖卧倒，他们身后的日本人蜂拥而上，斧劈、刀砍、剑刺、钩扎！顿时，惨嚎震天，血流成河。重伤的黄芝连昏死过去，当晚苏醒时，发现自己被同伴的尸首遮盖，成了174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现在，这片荒地上已建成了江东区东大岛文化中心，低矮的灌木围起了一片停车场。18名遗属在这里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为先辈献上鲜花。即将离去时，黄建丰跪下，抓了两把土放进一个随身携带的崭新烟灰盒里。

　　9月3日后至黄芝连回国前的事，现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日本震灾惨杀华侨案（第一册）》，其中有如下记录：苏醒后的黄芝连匍匐着爬到遇难地边上的荷池旁躲藏，到了9月5日晚才逃到七丁目。一整天没有吃喝的他，出门觅食又遇上日本暴徒被捆打，而后被当地街警绑送到小松川警署，再由军队押往千叶习志野收容所拘禁了一个月。在这个收容所，聚集了1600余名从大岛町区域来的华人。这些华人处境如“在狱之囚”，“食蛋大之饭团三枚，不足抵平时一餐之量，夜则枕石卧板苦趣犹不堪言，且天气寒热不常，疾病滋生，守卫兵士又极凶残，稍不如意鞭棍立下。间有华人携来物件均被取去，兼有能操华语之侦探在旁监视。”直到10月5日，收容所中的幸存者才被遣送回国。

　　事后，日本政府曾狡辩对华人的虐杀是“误杀”，因为当时日本警视厅（警察局）告诫民众，时为日本“二等公民”的朝鲜人要趁大地震暴动、向水井投毒等，很多日本人因为相信谣言大肆杀戮朝鲜人，而中国人则是被误以为是朝鲜人遭杀害。

　　“日本人早就传要杀中国人了。”赴日遗属周南清说，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早在地震发生次日就听到针对华人的杀戮传言，逃到山中躲藏才幸免于难，“村里去了20个，死了18个。我的三爷爷不相信传言，就惨死在那里。日本暴徒其实都知道被杀的是中国人，不是什么‘误杀’。”

　　 悲惨境遇，几代人的痛

　　如果先辈没有遭到日本暴徒的残杀，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后代的命运也许都将截然不同。

　　命大如黄芝连，回国后一年，也因伤口感染看不起病，撒手人寰。

　　在黄建丰的温州老家，黄芝连的墓是座破破烂烂的孤坟。“那时候哪有钱给他办丧事？到现在也只是把家里前两代人的外债还清，还没钱修墓。”黄建丰说，黄芝连遭虐杀时，他身边携带30枚银元被日本暴徒搜去。而那时，他在日本打工每天赚取的不过是两三日元的血汗钱。

　　“祖爷爷们要去日本，是因为山区老家太穷了。”黄建丰说，浙江虽是鱼米之乡，却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而这“七山”就集中在浙南的温州等地，农田极少，只能靠造纸、做伞等手工业糊口。一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数千名温州人先后漂洋过海前往日本打工。黄芝连、黄芝森当年都是村里的能人，有手艺、脑子活，和另三名村民于1922年闰五月赴日本做工。

　　“去了5个，死了4个。”黄建丰说，特别是他们家一走就是两兄弟，不像有些人家留一个儿子在老家，所以打击更大，“当年像这样青壮年的离世，给家庭带来的都是灭顶之灾。”

　　赴日时，黄芝连未娶，惨死在日本的黄芝森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黄顺兵，全靠黄建丰的祖奶奶和几个亲戚帮忙拉扯大。黄顺兵结婚后生下女儿，因无力抚养不幸夭折，靠亲戚家过继了一男一女延续香火。黄建丰的父亲被抱过去时10岁，已懂事。黄建丰的奶奶含辛茹苦养大一双儿女，在黄建丰9岁时过世，丧事全靠亲戚凑钱来办。

　　今年5月，当日本友好人士、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等人前往温州农村调查时，遗属黄爱盛告诉他们，曾祖父遇害后，曾祖母终日以泪洗面，原本身体健朗的她被活活气死，三个孩子全靠给人放牛为生，没钱念书。“这种痛苦，往往需要几代人承受。”

　　黄爱盛翻出族谱，在祖爷爷黄元友那页写着“公去日本经商未知卒于何处”。林伯耀等人对照被害名单，找到是在“大岛町八丁目林合吉客栈”，应是与黄芝连同时被害。“这是我们温州的痛苦、民族的痛苦，可悲的是，村里的多数先祖同时遇害，以至于我们这些后辈都说不清当时的情况。”他说。

　　赴日遗属、来自丽水青田的邱长听在与福岛瑞穗的恳谈中说到，当时村里去了18个人，无一生还，最后15个寡妇改嫁。“如果我们的先辈没有遭到日本暴徒的残杀，他们的命运和我们这些后代的命运都将截然不同。”赴日遗属苏忠海说。

　　1986年，当时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在翻阅材料时偶然找到了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只言片语。在与温州数位文史工作者联系后，她前往温州实地调研。到1993年，也就是“东瀛惨案”发生70年后，这一史实终于大白于天下。

　　“但当时没有形成有规模的遗属团体，从更大范围来看，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中国918爱国网总编吴祖康说，去年，一批关注中日遗留问题的友好人士在日本横滨开港资料馆发现了关于“东瀛惨案”华侨被虐杀的资料，又查到了当时同意赔款的协议，“决定再次找到这些遗属，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

　　去年夏天，吴祖康夫妇与旅日独立电视人朱弘来到丽水、温州采证。丽水青田县档案馆提前查找出了记有170人的受害者名单，并于去年8月5日给各街道、乡镇、村发了遗属寻访通知。8月6日，就在吴祖康夫妇、朱弘抵达档案馆时，巧遇了特地骑摩托车到档案局咨询的小口村被害者陈法弟的孙子和孙女婿，第一位遇害者的遗属找到了。

　　在之后的五天里，寻访工作得到了很多温州、丽水老乡的支持。不仅村委会积极提供信息，还有村民主动带领他们去遗属家探访，当场联络到十数位后人。

　　 失落90年，惊现突破口

　　对这笔赔偿，无辜被害的先人已经等了90年，总不能让遗属们再等90年。

　　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去年9月，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桂川村村民周江法前往东京，在“关东大地震”祭奠之时，第一次带去了家乡亲人的悲悯与思念。

　　今年，包括周江法在内的18名遗属自费前往东京，他们是今年5月25日在温州成立的总数千余名“关东大地震被害中国旅日华工联谊会（筹）”成员的代表。在今年9月7日“关东大地震”纪念日当天，华工遗属集会悼念的场景第一次出现。“这个行动每多10个人，不是多了10倍的力量，而是多了100倍。”周江法说，他希望明年可以聚起200人的队伍，像从1983年起在日本祭奠先祖的朝韩团体一样，成规模地告慰祖上。

　　在关东大地震死伤最惨重的横纲公园，18名遗属在上海富商1923年捐赠给关东灾民的幽冥钟前，摆上家乡带来的瓜果，洒上花雕酒，烧纸默哀，撞钟祈福。“希望先人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国家强盛。”赴日遗属林学进说，91年前，就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才会备受欺凌。

　　除了祭奠先祖之外，在所有的悼念时刻，遗属们都会自发怀念一位叫王希天的人。这名来自长春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与周恩来曾是莫逆之交。家境优越的他致力于维护华工权益，还聘请日本律师为华工讨要工资，申请成立“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震后，他听闻“东瀛惨案”，只身一人骑自行车去出事地点访查，再也没有回来。此后，任由同学怎样寻找询问，日方上下都一口咬定他是“失踪人士”。

　　王希天的死讯，直到1972年才被正式爆出。刚从《东京时报》离职的自由撰稿人田原洋，1970年意外发现了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揭开了王希天遇难的真相。在1923年10月18日这天，久保野茂次写道：“当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某官长斩了。”10月19日他写道：“今天报纸上又注销了前途有为、对社会事业鞠躬尽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听某人详尽地说过。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中国同胞在骚动，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边的垣内中尉来了，向六中队的官长们说，你们往那儿去，休息一下吧！随后，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并把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就这样，杀人的事，在官长们之间，成了秘密。人们从杀人现场的步哨那里听到了详情。”负责执行这次残杀任务的是队中剑术最高超的垣内八洲夫中尉，1981年，他在临终前确认了斩杀王希天之事。

　　9月7日，18名遗属来到东京逆井桥畔祭奠这位为他们祖先而死的烈士。“大地常在，英灵长存。”林江都说，在温州华盖山，有一座纪念王希天的石碑，碑正面写着：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反面写着：温处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1944年，这座纪念碑被日寇捣毁；1993年9月关东大地震70周年纪念时，由日本友好人士捐资重建。

　　今年5月，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国人受难者追悼会”实行委员会事务局长川见一仁与林伯耀、田中宏等一行日本友人，前往华盖山祭拜王希天。82岁的日本陶艺家关谷兴仁特地用陶瓷制作了一块长、宽约40厘米的“悼”字纪念碑，今年70岁的川见一仁将这块重达约15公斤的纪念碑一路从东京扛到温州泽雅镇，又用头顶着送到华盖山的纪念碑前。

　　“义士的血不能白流，祖先的血也不能白流。”遗属周松权说，“我们来不是为了挑起仇恨，而是为了让日本政府负起作为国家的责任，让中日两国人民真正理解对方。”通过日本友人的联络，遗属团一行18人于9月8日来到日本国会前，高举“日本政府必须实行90年前内阁决定的赔偿以向中国遇难者谢罪”、“追究日本政府的历史罪行，追索回历史之公道和正义”的横幅，呼喊口号示威。

　　而后，他们来到参议院，与日本社会民主党副党首福岛瑞穗、外务省中国蒙古第一课课长辅佐猪口奈津子、文部科学省教科书课检定调查第一系长村山嘉雷进行恳谈。周松权代表遗属宣读并向日本政府正式递交了《请愿书》。

　　遗属们提出日本必须负起作为国家的责任，向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被屠杀的中国遇难者及遗属们谢罪。“我们的祖辈都是合法打工者，日本政府有义务在其领域内保障外国人的身体财产安全，日本有国家赔偿责任。”周江法说。

　　遗属们认为，日本政府理应根据1924年内阁决定的赔偿方案，按现行国际惯例、物价水平和遇难者人数进行修正后赔偿。林伯耀说，档案上清楚地印有当时外务大臣、内务大臣、司法大臣、陆军大臣、大藏大臣等重要官员的亲笔签名，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当时是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并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友好公报》约束，可以追诉日本政府的赔偿责任。“我们希望日本政府的答复越快越好，我们的祖先已经等了90年，总不能让我们再等90年吧？”赴日遗属周春蕾说。

　　遗属们要求日本政府还应向下一代传达这一历史事实，在遇害当地建立纪念碑以及建设包含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屠杀历史的纪念馆。在横纲公园地震纪念馆旁，已有日本政府出面竖立的一座“追悼关东大震灾朝鲜人牺牲者碑”，中国遗属们希望不久后也能看到专为他们祖先建立的纪念碑。“在纪念馆中，日本政府记录美国红十字会对关东大地震灾民的援助，却忽略了第一个到场的中国救援队，应该补上这一笔。”朱弘说。

　　最后，遗属们要求将华人遭虐杀的历史写入日本教科书，让日本年轻一代从中吸取教训。日本友好人士木野村间一郎提出，现在日本教科书对于关东大地震后发生的虐杀事件提法越来越暧昧，“不是使用虐杀，而是说在地震中惨死”，对于日本军、警参与暴行也都删除，原本高中教科书中提及的“王希天”现也被删去。“这不是正视历史的态度，是在倒退。”他说。

　　林伯耀感到，多年来对日诉讼无果的突破口，或许就在这些关东大地震被虐杀华人的遗属身上。“过程一定是艰辛漫长的，但至少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本报记者 单颖文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