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治理”与“东莞制造”齐飞
日前，在“全国文明城市”表彰大会上，在“涉黄”阴影下卧薪尝胆一年的广东省东莞市，因成功实现“三连冠”而备受瞩目。
这块“金牌”意义特殊。众所周知，“全国文明城市”是综合反映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协调发展的最高荣誉称号之一，含金量颇高；而这么多指标中，又以社会建设干系最为重大。
三年来投入683.3亿元发展民生事业，2014年向困难群体发放各类补助金10.5亿元；让99.38万名新莞人子女有书读；社会组织培育数量和质量居广东前列，“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莞版’改革30条”获“2014年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注册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分别达76.6万人、4149个……评选中，一张张亮眼的“社会成绩单”为东莞加分不少。而包括广大“新莞人”在内的全民参与、社会动员，更成了创建的“生力军”。
这块“金牌”来之不易。生产了全球17.7%的智能手机、65%左右的高档鞋或名鞋、30%的玩具，以及淘宝一年交易额中近三成产品的东莞，一直以“世界工厂”的名片蜚声海内外。殊不知，经济的快速工业化、农村的快速城镇化、占总人口85%的外来人口、毗邻港澳的特殊区位等因素，给东莞提出了更加严峻的社会治理难题，使东莞的决策者早早开始着手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填补社会建设的短板，探索治理的现代化。
2012年6月，东莞吹响了省市共建“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的“集结号”，随后接连推出领先全省乃至全国的改革创举。经过近三年的不懈发力，“在党政主导下有序引导社会参与，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初见端倪——继“东莞制造”后，“东莞治理”正日益成为这座城市又一个拿得出、叫得响的“金字招牌”。
城乡一体的养老保险政策让农民乐开花。
党政主导：当好法治高效的“掌舵人”
创新社会管理，东莞是被“逼”出来的！
裕元鞋厂怠工、娱乐场所“涉黄”……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事件，令东莞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城市形象遭受重创。而事实上，这仅仅是东莞所面临的社会治理困境的一个个侧面，本质上，绝不只是形象问题那么简单。
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包括东莞在内的东部先发地区率先遭遇“成长的阵痛”，普遍呈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东莞更自有其特殊性：一是经济结构特殊，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加工贸易的重镇，东莞长期以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产业为主；二是地理位置特殊，毗邻港澳的区位成就了发展，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三是行政架构特殊，市下不设县，直管镇的扁平结构；四是人口结构特殊，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比高达3.8∶1，遍地工厂的村社区里，“洗脚上田”的农民仍是满脑子农村思维。
在去年11月的金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国际研讨会上，东莞市长袁宝成坦言：东莞面临“产业低端化与空心化”“快速城市化带来‘城市病’”“新移民的服务与管理难题”“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病’”四大城市发展陷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东莞早生病，也早诊断、早吃药、早治愈，成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探路者。“创建全省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是顺利实现高水平崛起目标的内在需要。”在2012年6月18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建华在东莞市创建全省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动员大会上说，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东莞，不仅第一声“号角”由此吹响，整个社会治理创新从问题的诊断，到政策目标，到方案举措，再到引导落实的全过程，党委政府都是“掌舵人”和“设计师”。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东莞人深刻认识到，只有在党政主导下，社会才能“放而不散、活而不乱”。
东莞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意见》等“1+7”文件，响亮地提出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目标：健全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探索和实践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加快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社会”“好社会”，加快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相适应的“小政府”“强政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随后，东莞又接连制定了社会工作发展“1+15”、农村综合改革“1+5”、优化营商环境“1+6+X”等一批政策文件，形成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政策制度支撑。
为引导政策从顶层到基层的落实执行，东莞一手抓硬制度，一手抓软约束，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工作机构社工委，并在全省率先将机构覆盖到镇街一级，同时组建了社会建设研究院，对社会建设工作实行严格的考核督查；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东莞精神”凝聚民心，推动社会融合。
党政主导下的各项得力举措，使东莞的社会建设从弱到强，结出累累硕果。据介绍，2012年珠三角竞争力年度报告发布，东莞位居“社会治理”排名第一位。而在北京师范大学推出的《2014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中，东莞政府效率名列54个重点地级市之首。
中国“十大社工人物”徐祥龄组织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开展活动。
江西商会在莞人员服务站举办异地务工人员才艺大赛。
协同共治：培育充满活力的“大社会”
党政主导并非党政“包干”，社会治理光靠政府显然是不行的。事实上，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要接长社会这条‘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结构。”东莞市委副书记、市社工委主任姚康说，为此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
首先，政府必须得“管得住”，才能营造社会主体有序参与、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公平竞争的环境。“涉黄”事件发生以后，东莞痛定思痛，把整治“涉黄”问题作为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首要任务，铁腕开展集中整治，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娱乐服务场所管理的意见》及四份配套政策文件，形成长效监管机制。
东莞还实施社会治安“平安细胞”工程，开展“六大专项”及“两抢一盗”打击整治行动，2014年刑事案件破案数上升11.8%；加强劳资纠纷处置，2014年涉及30人以上的劳资突发事件、欠薪逃匿和劳资信访案件分别下降58.7%、73.2%和50%；完善医疗纠纷第三方化解机制，2014年医闹事件下降38%。
东莞还用诚信评级建立社会组织规范管理体制，对社会组织实施公众评价和信息公示披露制度，并着手建立一张“全覆盖”“管得住”的社会组织信息平台。例如对于行会商会，东莞出台了十项现代管理制度，健全以章程为核心，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对分离的行业协会法人治理机制和现代行业协会管理制度，全面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涌现出名家俱乐部、律师协会等多个行业自律好、服务能力强、社会影响大的行业协会，较好地发挥了行业自律和行业管理的作用。
其次，从社会寻找治理“多帮手”，以工青妇等组织为枢纽，发展培育社会组织，释放村社基层自治力量，让他们成为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的“生力军”“划桨手”。
过去5年，东莞总工会牵头成立了市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联合会、工会社工站和工会职工志愿者服务总队，加强对相关社会组织的联系、规范、引领和整合工作，并在工业园区和大型企业建立“先锋号”职工服务中心，极大地拓展了工会服务职工的深度和广度。共青团东莞市委深入实施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5年行动计划，并以“爱心家园”为培育孵化平台，推动市、镇两级团组织建立130多个“亲青家园”，联系300多个青年社会组织。东莞妇联成立关爱妇女儿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协同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妇女维权站、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枢纽型社会组织，为相关社会组织提供注册帮助、业务指导、项目申报、资源整合、宣传推广等综合性服务，吸引和联系各类社会组织1500多家，孵化培育社会组织30多家。
在2014年“益苗计划”广东志愿服务组织成长扶持行动暨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东莞瓦蓝栈公益服务中心的新莞人子女助学行动，被评为省级示范项目，得到2万元的扶持资金。
瓦蓝栈公益服务中心专职干事李晓欣介绍说，该中心不仅搭建助学平台，帮助新莞人子女解决学费问题，还从心灵上关注他们。截至目前，已资助115人、金额近19.5万元。
东莞还注重探索新莞人参与基层治理。2013年，东城街道通过统一考试选拔任命了4名新莞人担任基层党组织专职委员，郑曼蓉是其中唯一的女委员。她在党组织中分管妇联、计划生育等工作，从调解家庭纠纷到为群众开展计生咨询服务，她的工作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认可。在今年的基层换届选举中，郑曼蓉成功当选居委会干部。
记者注意到，东莞培育社会活力并非直接用行政手段投入资金“养”社会组织，而是把政府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充分结合，发挥财政杠杆作用，购买服务，以奖代补。例如，融合“公益慈善”和“商业智慧”，开全国先河创造“公益创投”模式，由第三方评选项目，由福彩配套资金，同时吸引企业、个人捐助。公益创投让政府由执行人转变为服务购买人、主导者、监督者，同时引导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由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跨越，在“政府资助性购买和投入”上探索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新路。
同时，东莞还制定了《政府向异地商会购买服务工作方案》等系列政策，动员支持异地商会建立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组织。目前，全市已有19家异地商会建立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组织，在协助党委政府更好地服务管理异地务工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莞市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组织”项目也被评为广东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优秀项目。
此外，各社会主体间也共同参与、充分融合，实现“自助+受助+互助”的生动局面。包括新莞人在内的广大公众、社会主体，不仅是公共服务的享受者，也成了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事业的参与者。
2014年1月18日，一场特别的春节联欢晚会在东莞图书馆上演。这场被命名为“新候鸟春晚”的别样联欢会，整合了东莞市横沥隔坑社区服务中心和东莞市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新候鸟服务点资源，10个节目均由新莞人子女排练演出，包括舞蹈、朗诵、小提琴演奏等。台下，新莞人从忙碌的日常工作中抽身，前来观看孩子们的表演，为孩子们助阵。活动的寄语称：“让我们为城市流动儿童拥有一个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一起努力。”
处理好了三种关系，来自社会各界的活力都迸发了出来。得益于率先放宽社会组织准入门槛，东莞取消了83项登记注册前置审批事项，成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以及每年从市财政中安排1000万元，专项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类似于瓦蓝栈这样的社会组织，近年来在东莞不断增加。截至去年年底，全市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3077家，比2013年同比增长了39.9%。
来自江西的务工者何香芹在东莞南城一家商贸公司打拼了12年，2013年11月通过积分入户的方式，拿到了东莞市的城镇居民户口本。“东莞从此真的有了我的家，我相信以后外地人在东莞会生活得更好。”何香芹的话其实是很多新莞人的心声。
村（社区）综合管理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综合施策：夯实安定有序的“主阵地”
轻点鼠标，全市各村组的集体资产管理平台呈现眼前，各种数据一目了然，这是东莞市农资办各负责人的监督权。从今年起，东莞市的119万多农村股东有望通过掌上的智能手机，随时随地上网查询本村财务状况，享受知情权和监督权。
在东莞基层，村社集体资产规模庞大。要管理好这些资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村民们更加便捷、动态地监管村组集体资产，成为村社协同共治的重要力量，大大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而这，仅仅是东莞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改革成果的一个缩影。
在市委副书记姚康看来，如果说东莞在前30年完成了农村的城镇化，那么未来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就是“人的城镇化”。为此，东莞统筹城乡，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针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新莞人。早在2008年11月就成立了国内首个为外来人口而设立的专职行政机构——新莞人服务管理局。此后，东莞在镇、村分别成立32个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和626个服务管理站，建立完善了市、镇、村三级管理体制。涉及新莞人公共教育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就业保障服务、生活服务、医疗保障服务、公共交通服务、积分制公共服务体系等8个方面33项具体任务，随后也一一落实。如今，在623万东莞医保参保人中，外来务工人员占了80%；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新莞人子女15.5万人，占在校生人数的50%。5年来，更有3万名新莞人通过积分入户获得东莞户籍。
东莞正在开展的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改革，基层党建、集体经济、基层民主、基层法治、公共服务、统筹治理六大板块、30项任务综合施策、全面推进……这些可谓是3年前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的“升级版”。
在基层党建上，东莞强调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核心引领功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把党建工作向“两新”组织、基层社区延伸，加快推进“党建带群建”，党群共建一体化，以党建工作创新推动社会服务管理创新。
在集体经济上，东莞以建立集体资产交易平台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以“四两拨千斤”的气势，破解了农村集体资产如何规范交易和配置的难题，同时也预防了暗箱操作、腐败等村民反感的行为。目前，全市32个镇街都建立了集体资产交易平台。虎门镇就是一个窗口。
虎门镇集体资产交易管理中心设在虎门镇富民商务中心21楼。镇财政分局副局长郭建华说，集体资产用公开竞投方式交易，每一次竞投，都有监督员现场监督，所有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竞投人不需要担心暗箱操作。从2012年10月运作至今，成交的年标的金额较原合同的年标的金额，增幅比率为28.96%。
在民主自治板块，东莞多方创建“微治理”样板小区。在传统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中，多数小区居民不能参与、不愿参与、不会参与。通过“微治理”实践，小区居民们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治理创新的好处，思想上实现了从“我该向社区要什么”到“我能为社区做什么”的转变，行动上更加自觉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邻里互助服务和其它社区活动。比如，大朗镇明上居小区举办“南粤幸福活动周暨幸福在社区”活动，6000多居民中有将近5000人到场，另外还吸引了1500名周边居民参加。
改革“组合拳”去沉疴，兴新政，收效显著，如今，一个个民主和谐的“好村社”不断在莞邑大地涌现出来，为城市发展夯实了安定有序的“主阵地”。
去年底，基层社会治理“莞版30条”又正式出炉，力推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镇街领导与群众“一对一”联系、网上办事大厅全覆盖、基层摘牌减负、土地“连片改造、连片发展”、“同城同待遇”批次清单等六方面的改革举措，力争到2017年底，实现全市村（居）自治水平显著提升、村（居）经济活力大大增强、基本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城乡社区更加和谐融洽，为全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基层治理体系保障。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改革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工作任务，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争取广大群众支持、参与和配合。要抓好试点，形成‘莞版特色’，努力为全省、全国基层治理改革作出典型示范。”徐建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