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国家都容不下社会戾气

17.05.2014  08:52


苏联灰烬中诞生的暴富者,正不断撕开贫富裂痕。目前,俄罗斯的亿万富翁数量已高居世界第三位,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步入贫困行列。石油、金钱和政治,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俄罗斯。


德国示威者在总统府外挥舞鞋子抗议,这一行为被阿拉伯文化视为无礼。

  核心提示:一股股暴戾之气正像幽灵一样在很多国家蔓延——有人为发泄不满采取的极端言行,居然在网络时代可以引来一些人的“叫好”甚至欢呼。在中东,有网民为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炸死而拍手称快;在日本,变态的女网民把滥杀无辜者捧为“型男”,纷纷示爱;在美国,穆斯林无端承受着社会戾气带来的歧视;在欧洲,趁火打劫有时竟成“正义之举”。这股不良社会风气产生的原因在促使各国政府反思。同时,在东西方国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鼓励极端言行的舆论氛围最终损害的都是社会的长远利益。为挽救“社会良心”,各国都在苦寻对策。

  欧债成员最痛恨不义而富 新兴国家仍渴望先富起来

  “仇富榜”绘出东西方心态图

  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那些财富逆势而上的富人显然更容易遭骂。对于这一份“全球仇富榜”,有人庆幸“本国仇富者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也有人质疑调查数据不完全,但更多的人担忧“财富不平等仍是全球民众心头刺”。有网民认为富人应比普通人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他们现在是偿还道德债务的时候了,当前危机是考验他们的良机。”

  英国《经济学家》联合世界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日前就富人是否配得上其财富进行了一次全球调查,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给出否定答案。这个在23个国家进行的调查结果,还被视为一份“全球仇富榜”: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多数人认为本国富人配得上其财富,而在希腊、俄罗斯,持相同观点的人还不到20%。一名俄罗斯网民在相关报道后留言称,“不管他们是否配得上所拥有的财富,富人应比普通人肩负更大的责任。他们在很短时间里暴富,现在是偿还道德债务的时候了,当前危机是考验他们的良机。”

  “财富不平等仍是全球民众心头刺”

  “不义而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此为题刊登了这份全球调查的结果。对于“你是否认为本国多数富人配得上其收入”问题,这个覆盖23国1.2万多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回答“是”的受访者比例超过50%的国家仅有6个,其余国家都有过半数受访者说“不”。这次欧洲国家成了“仇富”心态的重灾区,相信“富人配得上其收入”的英国人仅有45%,德国人35%,法国人31%,西班牙和土耳其20%,俄罗斯16%,而最低的希腊仅9%。

  《经济学家》担忧地称,这些数字表明,公众对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仍在持续加深。不久前,法国总统奥朗德出台了收入100万欧元以上征税75%的新政策,巴克莱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戴蒙德由于收入过高引咎辞职。文章引述“环球扫描”研究主管萨姆·芒福德的话称,“这些数字表明,财富不平等仍是全球各国民众心头刺。这种对经济不平等不满的潜在情绪将对各国政府规划削减和重建财富的做法形成挑战。”

  对于这一调查结果,美国《赫芬顿邮报》带着庆幸的口气称,“美国仇富者显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文章称,在美国,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是个重大问题,但是这次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同富人拥有财富。不久前的盖洛普民调也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受益于拥有富人。皮尤调查中心主席不久前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人并不想从富人手中夺取财富,而是想获得致富的机会。”不过,有网民质疑这一结果:“不仇富哪儿来的‘占领华尔街’?这个数据的调查对象不会都是富人吧?”

  在东亚,中国和韩国是其中的两个受调查国家。这两国也有不少人对调查结果表示怀疑。韩国“亚细亚经济”网站称,42%的韩国人认为韩国富人有资格享受其财富,这多少有些令人感到意外。

  《华尔街日报》称,各个国家对富人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这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文章称,文化显然是一个原因,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国家,比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往往更容易认同富人配得上他们的财富,而欧洲和拉美人则更多地持怀疑观点。此外,政治和经济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中国的排名相对较好,很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其经济增长已经使很多人摆脱了贫困。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这两个在透明国际腐败指数排行榜中位居高位的国家也对富人持更加乐观的态度,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从最近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好处。文章认为,对富人态度最差的国家是那些腐败程度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比如在此次排名中垫底的希腊经济非常糟糕,但是腐败却很严重。

  危机考验富人道德

  “是这个时代把仇视富人的心理种在人们心中。”在雅典市经营杂货店已经有30多年的迪莫斯与记者聊起希腊人“最仇富”的新闻时,感叹说这是“时移世易”:“希腊一直是一个国穷民富的国家。虽说有钱人不少,但以前大家对他们有的只是羡慕和尊敬,但是不会有嫉恨。”回忆过去,迪莫斯说,“希腊造就的世界船王特别多,如一度位居世界首富的奥纳西斯,我们很多人都曾为他而感到自豪,觉得这些世界级富豪既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也为希腊人争了面子”。他认为,是持续数年的危机为希腊人的心理状态带来了巨大改变——从平和、宽容变成了激愤和怨恨。在希腊经济陷入危难的紧要关头,该国富人的行为更激起许多不满。在此前的一次全国查税行动中,查出富人有约280亿欧元的收入被隐瞒。而希腊中央银行的统计报告则显示,仅2010年1月至2011年10月,至少有333亿欧元直接从希腊银行转移到瑞士银行账户。

  在俄罗斯,这份“仇富榜”引起俄罗斯网友的激烈争议,有人表示赞同,也有人质疑中国、印度、肯尼亚这些比俄罗斯穷的国家排名为什么比俄罗斯好。俄新网日前称,绝大多数人甚至认为“诚实劳动并不能致富”,这反映了俄罗斯社会财产重新分配的特点。由于民众的仇富情绪,富豪们在俄罗斯生活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近两年来,53.7%的富人家庭遭遇过抢劫、暴力威胁、敲诈等恶性犯罪威胁。有俄网民称,“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企业能够像在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有的人在很短时间里暴富,现在是偿还道德债务的时候了,当前危机是考验他们的良机。”

  在亚洲,人们对富人或财富的心态却很复杂。韩民族新闻称,在韩国社会,没有听说有哪个人因为是富人而受折磨或嘲弄,相反,韩国是一个富人宜居的国家。遭到盗窃、抢劫的穷人多于富人,富人交的税相对少于穷人,只要买了房地产就可以积累财富,韩国是一个“富人天国”。许多韩国学者认为,很多韩国人在羡慕富人的同时却对富人反感,这主要是因为多数韩国人心中充满着一种情绪,即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很难成功”,所以对财阀、大企业和富人的反感比任何时候都高。

   【观点】——

  “五个男孩”

  让社会反思阶层分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直在恶化,不少国家主权信用遭到连续降级,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各国富豪阶层,口袋里的钱财不但没有减少,有些反而逆势而上,加上他们不负责任的表现,民众对这一阶层的恶感才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当涉及民众自身的社会福利也因此遭到大幅度削减时,民众的不满自然会增加。

  实际上,许多分析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有较公正的法律约束、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通畅,人们一般愿意认为富有的人值得拥有财富。如果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对人们改善生活形成了阻力,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不公平”,那些处在财富顶端的人不值得拥有其财富。

  英国《经济学家》旗下刊物《智慧人生》不久前再次刊登了一张老照片的故事。这张名为“五个男孩”的旧照片拍摄于1937年,当时英国两大著名私校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举行板球比赛。在赛场门口,两个西服笔挺的少年正在等候进场,他们的身边围着三名衣衫破旧的孩子。两个富家少年的神态却表明,他们对羡慕者完全是一副漠视的神情。撰写这篇文章的资深记者尹恩称,在过去的70年里,“五个男孩”照片被转载了多次,让一代代英国人思考社会阶层分化问题。

  在美国,有分析称,一代人以前,美国公司高管们挣的钱只有普通雇员的30倍,现在已经是300倍。如今,普通员工需要长时间地努力、处理更多工作,而仅能得到维系糊口的工资,很多时候工资的增长还赶不上通胀。现在美国人并不是仇视富人,而只是反对不加掩饰的贪婪和不公平的税收制度。

  丁一凡认为,全世界对富人的关注,除了经济危机的原因外,贫富差距在各国都在拉大,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过去,特别是在冷战时代两极世界的时候,能否带来公平和大部分人的富裕是制度优越性至关重要的表现。两极世界对立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和世界上逐渐占据上风,各国经济的运行方式大部分都采取“市场为王”的经济政策,资本的贪婪结果导致两极分化,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反过来,对富人的这种心态会加剧民众对本国社会的认知。比如在美国1%的人掌握绝大部分财富,人们认为美国梦越来越难实现,这样就让民众对美国梦产生怀疑,从而对美国社会带来损害。

  丁一凡认为,各国民众对富人的态度肯定与经济增长和腐败因素有关,但也有舆论环境的影响。中国国内网民对调查的结果不信任,跟经常见诸网络的炫富报道有关。但总体来讲,中国民众对富人相对还是比较宽容的,多数富人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框架内积累起财富的。丁一凡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对民众有很深的影响,民众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得到公平对待,因此政府应更多考虑社会公平,减少社会贫富差距。

   不良情绪背后有复杂社会原因

  为挽“社会良心”各国苦寻对策

  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可以避免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激化。主流媒体也会扮演“灭火器”作用,及时对容易引起争议的事件进行深度报道,帮民众进行理性分析。遇到潜在的社会危机时,各界学者、名流也应出来扮演“社会良心”的作用,平息矛盾。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单位,如果确实有失职问题,应及时进行真诚道歉,说明情况。

  德国柏林社会学家马塞尔·哈森告诉记者,社会戾气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不仅中国有,亚洲有,西方国家也有。在欧洲,欧债危机导致各国经济衰退,出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矛盾,引发部分民众情绪失控。在处于转型阶段的一些新兴国家,会出现很多预料不到的问题,民众认为在这些问题背后有司法不公、分配不公等深层次矛盾。但相似之处是,这些社会情绪借助网络有蔓延之势。

  报复社会的事件不断上演

  在英国伦敦东北部的卫星城镇托特纳姆,从地铁站出来就能看到远处一栋烧得发黑的大楼,那是前年8月英格兰骚乱期间,对现实感到不满的年轻人点燃的第一栋高层建筑。在英国人的“生活字典”里,有一个词“YOB”被解释为“流氓无赖”,每当人们用到这个词时,总是流露出不屑和鄙视的神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制造骚乱的“YOB们”却得到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欣赏”,他们在网络上为打砸抢烧的行为助威。英国《前景》杂志说,“社会中出现的这种舆论,远比市面上出现的骚乱更令人忧心”。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誓要对这种在社会中“蔓延的道德沦丧发起反击”。

  去年7月4日,德国西南部城市卡尔斯鲁厄发生一起命案。当几名执法人员和房主强制要求交不起房租的房客搬走时,房客枪杀4人后自杀。在德国网络论坛、“脸谱”等社交网站上,有人对案犯表示同情,说“他不过是表达了绝望情绪”,当地政府应该为房租太贵负责。对此,德国《柏林日报》认为,凶犯因长期失业对社会心怀不满,被强制搬家让其情绪爆发、失去理智,但无论如何,他的犯罪行为不该受到同情。

  日本也弥漫着一股社会戾气。2008年6月8日中午,东京秋叶原发生杀人血案,“80后”青年加藤智大因与同事关系僵化产生厌世情绪,他在闹市驾驶卡车撞击、挥刀砍杀路人,最终造成7死10伤。想不到的是,在受审期间,加藤将作案过程和心理写成一本名为《》的书,一些人买书做报复社会的参考资料,并对加藤表示同情。

  无独有偶,2007年奸杀英国籍女教师的日本青年市桥达也在2009年落网后,把作案和靠整容逃亡的经历写成书,并在半年内赚取了1000万日元的版税。虽然市桥曾表示,想把这些钱交给受害者家属,但对方并不领情,骂他是“日本的耻辱”。不过,有一批日本女网民却不以为耻,反而在网上向市桥示爱,并为他求情。有网民表示,市桥被捕时的容貌神似一个著名的演员兼小说家,有种颓废美感,因此“很想嫁给他”。

  不良情绪背后有复杂社会原因

  有西方心理学专家认为,“反社会型性格障碍”这种心理疾病起因于社会矛盾,患者容易冲动,对他人使用暴力,而且始终认为自己没错,一切都是别人的错。但西方学者认为,出现报复社会的事件以及为这种极端行为叫好的现象,其背后有更复杂的社会原因。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学者提姆·芬奇告诉记者,为极端行为叫好的不良社会情绪久聚不散,反映出英国社会“积怨太深”。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中的贫穷面长期被人遗忘,政府的一些福利和就业帮助并没有满足青年人特别是外来移民的要求。所以,当一些人趁火打劫,冲进店铺抢商品也被看成是“正义之举”,而警方大多只定性为“这是穷光蛋们的流氓滋事”。

  近年来,美国的社会矛盾多源于贫富差距扩大、族裔冲突、宗教和文化碰撞以及社会价值理念不同,其社会暴戾之气很多时候还有更复杂的原因。美国皮尤中心去年6月发表的一份民调显示,与过去25年的任何时期相比,目前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基本信念因党派之争而产生严重的极化现象。如在堕胎问题上,保守派和自由派各执己见,甚至发生过堕胎医生在参加宗教活动时被反堕胎人士枪杀,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被炸、被烧等极端案例。有分析认为,美国两党的极端意见渗入到普通民众中,政治精英设置议程并且强迫普通民众做出极端选择。加之偏左或偏右的媒体不断煽风点火,社交网络又使得持有极端意见的人方便交流,更加强化了他们心里的极端观点。

  对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极端社会情绪,国际媒体也有所议论。奥地利《新闻报》报道说,“中国人在网络上表示不满”,在任何国家,社交网站都没有像中国那样应用广泛。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前年5月曾在题为“五道杠:中国年轻政治新星”一文中说,中国互联网热议一个13岁“政治神童”,不少网民对这个少年戴的“五道杠”甚至长相冷嘲热讽,但人们把对官场的不满加在一个孩子身上,把他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是不道德的。

  依靠法治消除戾气

  如何以更好方式妥善处理社会戾气正成为一个国际性课题。美国白宫在前年发布了防范国内暴力极端主义的新战略,强调要充分发挥社区的参与性,而联邦政府扮演支持和辅助的角色。根据这个新战略,社区是发现、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最佳层面。在支持以社区为核心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工作中,联邦政府也需要与居民积极互动、密切监视网络、提供必要的支持。

  德国社会学家哈森认为,相对中国来说,德国人碰到不满事件往往寻求法律。德国有很多机构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可以避免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激化。德国主流媒体也会扮演“灭火器”作用,及时对容易引起争议的事件进行深度报道,帮民众进行理性分析。遇到潜在的社会危机时,德国的学者、名流也会出来扮演“社会良心”的作用,平息矛盾。哈森告诉记者,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单位,如果确实有失职问题,应及时进行真诚道歉,说明情况。但如果有人恶意煽动或伤及无辜,也要依法处理。

  社会戾气多存在于网络之中。2011年7月挪威发生爆炸和枪击案后,有暴力倾向的德国极右翼组织利用社交网络、电台等途径,借机宣传新纳粹主义。德国当时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针对网络上的极端主义言论和宣扬暴力的内容,德国警方和宪法保护机构应加强管理措施,及时删除或屏蔽网络上的相关内容。由此可见,不鼓励社会暴戾之气和压制各种不良社会风气,在各国都能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