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省部级官员降级
新京报讯 昨日上午，中纪委通报了对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和原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的处理结果，两人均被降级。初步统计，十八大以来，被降级的副省级高官已有三人，除了张田欣、赵智勇，还有原黑龙江副省级领导付晓光。
两人降职原因均有“利用职务谋私利”
三人中，付晓光降到局级；张田欣降到副处级，且是非领导职务；赵智勇则降为科员。
上述降级程度，与三人的降级原因呼应。
付晓光被降级，系“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中纪委通报付晓光的问题时，未采用“违纪”字样。严格意义而言，付晓光的行为违反了八项规定。
张田欣被降级，主要因为两方面：“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行为构成严重违纪”。赵智勇被降级，也是因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
显然，张田欣、赵智勇的违纪情形，比付晓光严重。
解除降级处分后不等同于恢复原级别
依据《公务员法》等法律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6种。“降级”是仅次于“撤职”和“开除”的处分。
《公务员法》还规定，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降级”处分的时间为二十四个月。也就是说，在两年内，张田欣、赵智勇不能晋升，比如从副处级晋升为处级；更不能涨工资。
此外，《公务员法》还规定，“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这也就是说，即便两年后，张田欣、赵智勇解除了降级处分，也不等同于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 释疑
“以权谋私”为何仅降职？
通报未提巨额贿赂等问题，未达违法程度
赵智勇、张田欣的处理结果，两人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但不同于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35名省部级高官，两人仅被降职，张田欣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赵智勇被降为科员。
通报未现“巨额贿赂”等问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是“落马”高官的“典型行为”。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35名省部级高官中，18人已被“双开”。中纪委通报这18人的调查结果时，绝大多数都被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但为何这18人被“双开”，张田欣、赵智勇只是被降职？
梳理18名省部级高官和张田欣、赵智勇的调查结果通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的“后缀”有所区别。18名高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后，还涉嫌“索取、收受巨额贿赂”等。而张田欣、赵智勇都未提到巨额贿赂等问题。
这意味着，张田欣、赵智勇虽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但止于违纪程度，还没有达到违法的程度，所以对二人的处理也只是党内处分，没有移送司法机关。
赵智勇通报全文未现“同志”字样
事实上，对比十八大以来被双开的18名省部级高官，张田欣、赵智勇的处理程序也有不同。
18名高官都是中纪委先行通报立案调查，接下来中组部宣布免职，之后中纪委通报调查结果，给予其“双开”等处理，并移送司法机关。但张田欣、赵智勇都是中纪委先行通报“免职”；之后中纪委才通报处理结果，开除党籍、降职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组部通报赵智勇被免职时，仍采用了“同志”称呼。但昨日上午，中纪委通报赵智勇的处理结果时，赵智勇被开除党籍，通报全文再未出现“同志”字样。
■ 解读
专家：降级可堵“官复原职”漏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受访专家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中纪委对于张田欣、赵智勇的处理结果，呈现出对违纪高官的新处理思路，“经查，不构成开除、犯罪的，就‘降级’使用，这可以达到更大的震慑效果。”
立案审查后被“降级”
竹立家解释说，此前，对于“问题”省部级高官，如违纪违法，则“双开”（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如失职渎职、违纪，则问责，被问责者轻则警告，重则免职，“司局级以下被问责的官员，不少被降级；但副省级以下特别是省部级官员，问责后很少有被降级使用的，特别是像赵智勇这种情况，连降7级，从省部级一直降到科员”。
他强调说，张田欣、赵智勇不是问责“降级”，“中纪委通报的文件写明，张田欣和赵智勇都是先被立案审查，审查后发现，两人都属于违纪，不构成违法，所以给予了‘降级’处分。这与问责‘降级’不同，目前问责‘降级’主要适用于失职渎职、违反八项规定等情形，多由具体的事件引发，比如三鹿奶粉事件被问责的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违反八项规定、导致陪酒人醉亡的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等”。
降级后晋升还得一步步来
此前一些被问责的官员，不少人隔一段时间后，再次担任领导职务。
比如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2003年因SARS被问责、免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简历显示，孟学农2003年9月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还有冀纯堂，被曝2011年已正式复出，担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以及2008年山西襄汾溃坝事故被问责、免职的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去年起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竹立家表示，被问责、免职的官员，经过考察、评估等干部任免考察，可以复出，这并不违反规定，但现实中，问责免职、起复的官员数量为数不少，“其中不乏违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规定的情形，比如上级领导打招呼，被问责免职的官员，隔一段时间就官复原职”。
他强调说，与上述问责后的情况相比，张田欣、赵智勇被连降数级，则堵住了“官复原职”的漏洞，“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降级’处分有个两年时限，两年后解除处分，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两人的仕途、晋升，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从科员到副处级、处级等”。
“从省部级降到副处级、科员，面对的是巨大的落差”，他说，仅从干部待遇这一个角度衡量，省部级官员多有专车，有的还有专职秘书，住房标准、办公室面积等等，均与科员、处级干部有很大差距，因此，“降级”使用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不少官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要不违法，搞些‘小动作’，比如收点红包礼金，利用职权打个招呼、谋点私利，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后果。但对张田欣和赵智勇的处理，为此类官员树立了‘样板’，违纪也会带来严重处罚”。
本版稿件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