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成为全省首个在市区两级人民法院全面推行律师调查令的城市

2017年1月，两位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解决律师“取证难”的建议，引起广州市司法局的重视。廖荣辉局长主动认领任务，并提出以推行律师调查令为主要措施破题“调查难”。半年后的7月28日，广州成为全省首个在市、区两级人民法院全面推行律师调查令的城市。一年过去了，律师调查令发出去多少份？证据取回来了吗？“调查难”是否得到纾解？

“律师拿着调查令，配合单位见到调查令就像见到法官一样。”记者日前从广州市司法局获悉，截至目前，市、区两级人民法院共发出律师调查令3356份，调查对象包括银行、不动产交易中心、村委会、派出所、公司等，大多数调查令发出后，律师都顺利调取到了材料，为查明民事诉讼财产线索、保障债权人财产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廖荣辉表示，律师调查令保障了律师的调查权，提高了司法效率，又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提升，“让有理者有据，守诺践约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有力保护，有利于建设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

律师出示调查令获取案件关键证据

刘龙是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此前他有一桩头痛的案子，当事人的21万元债务，在立案的过程中被告去世，导致案件无法继续进行，当事人打算以夫妻共有财产来起诉被告妻子，却苦于被告妻子不配合，没有办法拿到被告的婚姻证明而发愁。

“如果在起诉前调查一下对方婚姻合法证明，查清该笔债务是夫妻债务，就可以继续判决执行。”刘龙律师告诉记者，以前他经办过类似的案件，诉前需要当事人提供原告婚姻证明，律师主动去相关部门调查的话，相关部门根本不会配合。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在诉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调查难取证难，往往出现明明有理的当事人最后却输了官司，从而导致当事人对律师的能力及法官的公正力产生误解。

刘龙律师遇到的类似取证难题，其实大部分律师都碰到过。在过去，对于律师的合法取证，相关部门往往不予配合，“我们只认法院”成了这些部门最常见的借口。

随着调查令制度的出台，这个问题很大程度得到改善。“这简直是我们律师调查取证的尚方宝剑。”刘龙律师说，“因被告去世，需要找证明处理夫妻债务”的案件取证难问题迎刃而解，轻松完成了诉讼。

广东鸿麓律师事务所主任江学军律师拿着律师调查令，到银行成功查询了委托人的还款记录。

“银行工作人员此前没有见过律师调查令，不知道如何处理。我和同事黄晓敏出示了市中院印发的《关于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的实施办法（试行）》，并详细说明了律师调查令制度。”江学军律师告诉记者，银行工作人员了解后向总行请示，最终在一个多小时后办理了查询。

最终，两位律师高效地帮助委托人准确核算出借款本金并积极与债权人沟通，最后债权人同意撤诉。

律师代表建议解决“取证难”司法局主动牵头办

律师调查令制度缘起于两位人大代表的一份建议。

2017年1月，广州市两会召开期间，广州市人大代表庄伟燕、陈茵明等向大会提交建议，建议解决律师反映的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调查财产线索难”“取证难”的问题。初步征求意见时，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廖荣辉主动认领了任务，由市司法局牵头主办该人大代表建议。

“保障律师依法调查取证，就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廖荣辉表示，广州市司法局高度重视，认为此举可以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探索以制度创新的方式化解财产“调查难”的困境，促进司法公正，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

2017年5月，广州市司法局邀请庄伟燕、陈茵明等领衔人大代表以及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工商局等会办单位召开座谈会，达成了在全市推广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共识，并制定了工作时间表。市司法局与市中院专门签订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快速有序推进律师调查令制度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确保调查令能“发出去”证据能“取回来”

在前期调研中，广州市司法局发现，各地的调查令制度普遍存在“法官不敢发、被调查人有顾虑”的情况，多为“零星签发”，未能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司法实践和常态。为打通这一“堵点”，广州市司法局从健全制度建设、完善保障措施、加强宣传力度、提高社会认同等方面入手，力求打消法官、被调查单位等各方主体顾虑，以确保调查令能够“发出去”，证据能够“取回来”。

在前期大量工作基础上，2017年7月28日，广州中院发布《关于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的实施办法（试行）》、市律协制定了《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规范指引》，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正式出台。

根据这一制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诉讼所需要的证据，代理律师可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阶段、执行阶段向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持令向有关部门调查收集银行账户、登记资料、档案材料等书证、电子数据以及视听资料等证据。同时，市司法局、市中院与市律协建立了定期会商制度，合力争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律师调查工作，确保调查令制度全面落到实处。

有利于保障律师调查权

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廖荣辉表示，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出台标志着广州成为全省第一个在市区两级法院全面推行律师调查令的城市，有利于保障律师的调查权，提升了司法效率和律师执业环境。

同时，广州也是全国首个采取“三方模式”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城市，即市司法局主办人大代表建议、统筹协调推进调查令工作，市中院出台实施办法，市律协出台规范指引，建立起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三方紧密配合、保障与规范并重、服务与监管同步的调查令工作制度。

因为保障健全、规范完善、制度周延、工作细致，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推广力度和落实效果更加突出。去年7月28日出台调查令制度后，8月当月全市即发出律师调查令50多份，此后逐月快速增长。

截至目前，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共发出律师调查令3356份。其中番禺区法院482份，天河区法院421份，白云区法院315份，越秀区法院308份，调查对象包括银行、不动产交易中心、村委会、派出所、公司等，大多数调查令发出后，律师都顺利调取到了材料。

加强对使用调查令的监管

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出台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烈反响。人大代表对市司法局办理提案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市司法局被市人大常委会评为2017年度办理代表建议先进单位。

司法部对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充分肯定，指出“广州市司法局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时联合推出落实调查令的规范制度，打通了顶层设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效果很好。”

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实现了多方共赢的效果。从当事人的角度，通过律师调查令及时取证，缩短诉讼周期，避免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有效实现债权利益；从法院的角度，有利于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缓解案多人少难题，提高审判效率和执行效果。

在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提升方面，律师调查令“让有理者有据”，守诺践约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有力保护，有利于建设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

“律师拿着调查令，配合单位见到调查令就像见到法官一样。”廖荣辉表示，律师调查令打通了律师调查取证难的“任督二脉”，使律师在代理民事诉讼方面获得了更大的优势和便利。接下来，广州市司法局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落实律师调查令的调查取证效力，依法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力，同时也将加强对律师申请使用调查令的规范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