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江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三条路径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战略。目前，全球正在发生一场以工业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一波的产业革命，“中国制造2025”的目的也是通过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高度融合推动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因此可以说，“中国制造2025”也是中国的“工业4.0”（德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美国）。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原始创新。中国制造业主要通过模仿、学习、引进等方式向国外获取技术和商业模式，并逐渐形成路径依赖，收益稳定，风险偏好低，创新动力不足。同时，由于中国教育及科研创新体制的不足导致真正的创新人才匮乏，有突破性的重大创新匮乏，创新能力不足。二是缺乏核心技术。中国制造在量上已经是全球第一，但主要工业品的核心技术和产品仍然需要进口，产业竞争力羸弱。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钢铁、计算机、汽车生产国，但大部分的特钢、芯片、发动机仍然依赖进口，更遑论大型客机的重型燃气轮机、大型装备生产中的高端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的高精度传感器等。三是忽视社会责任。中国制造业普遍能耗高、污染重，对社会造成的负外部效应不计入运营成本导致企业往往忽视社会责任，公众口碑差，逐渐成为社会矛盾的风口，品牌建设和持续经营困难。雾霾、酸雨、蓝藻等重污染现象和多发的劳动纠纷逼迫传统制造业必须走上转型之路。

要做强中国的制造业，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就必须顺应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浪潮，制定“中国制造2025”路线图。这其中，有以下三条路径可供选择。

一是发展“实验室+”，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产业制高点。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航空、海洋等战略性新型产业是原创性高端科技密集的领域，反映了一个国家最高的工业、科技和国防水平，也往往是社会其他产业的技术源头。尤其是大国经济，必须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更要求有坚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谁抢占了制高点，谁就拥有了未来。但也正因为高，一般的企业难以独立承担，需要政府集中资源，有效介入。这其中最核心的在于高校（包括科研院所）。高校是科技人才和科研设备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政府资源有效介入科研领域的较理想部门，既可防止企业科研的短期化行为，又可避免政府科研的行政化倾向。“实验室+”产业就是以高校为纽带，推动官产学研的紧密合作，打通科技与产业、资本的连接，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与资金链的有效融合。其关键就是推动科研体制改革，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把高校的知识和人才向产业端延伸，把高校打造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井冈山”。

二是发展“互联网+”，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改变了人类世界的空间轴、时间轴和思想维度，催生了许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互联网在创新上的最大贡献是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从而拉低了创新门槛，把创新从少数人的精英行为引向多数人的草根行为。只要拥有一部电脑、一根网线甚至一部手机，就能实现“电脑＋人脑”的结合，就可以通过“创客”、“众筹”等方式实现创新。阿里、京东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创业型就业岗位，腾讯、百度在颠覆了无数个传统行业的同时又催生了无数个新的细分行业，创造了层出不穷的创业创新机遇，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学生因此实现了事业梦、人生梦，带给社会和产业无限活力。只有把创新引向大众，激发民间创业热火朝天的激情，才能充分利用好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在创新中的优势，才能让全社会永葆青春。

三是发展“机器人+”，推动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随着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传统制造业已经进入到机器换人的阶段。用机器替代人力劳动是技术改造的重要方式，不仅仅是因为机器拥有比人力劳动更高的效率，更是因为机器的更新换代周期要远小于人的更新换代周期，有利于制造技术的不断持续更新和改造。推动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机器人使用，现阶段不能仅实现简单的机器替换人的劳动，还应该顺应技术发展的趋势，实现机器人的智能化，实现智能机器人对人的劳动的替代，这样替代的就不仅仅是简单劳动，还有复杂劳动。通过这种转换，可以让传统制造业重焕生机，不但让传统制造业不再是转型的负担，而且让中国传统制造业获得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