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论坛报】华夏一龙：吴老大的医海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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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国内和国际上著名的肿瘤学家，吴一龙教授从来都是一个将研究、临床与业界前沿紧密结合的人，他具有严谨的临床实践和治学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出色的领导力、平民化的医生情怀，带领我国的肺癌学术队伍走向国际化。他领衔制定我国的肺癌诊疗指南、创立了我国的肺部肿瘤临床试验合作组织(C-tong)、推进分子靶向治疗的应用及其医保政策改革、坚定贯彻肺癌的单病种多学科管理和个体化治疗措施、在实际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以“关注患者的生命”为己任、以医者的仁心仁术，造福我国无数的癌症患者，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而影响深远。
马德里当地时间2014年9月28日上午11点，在ESMO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口头报告专场中，中国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吴一龙教授公布了ICAN研究，这项多中心研究带来了出人意料的结果：在中国可切除的肺腺癌NSCLC患者中，总体EGFR突变率为55.1%，3年DFS率为61.7%。真实世界中，辅助治疗对于中国可切除NSCLC患者可能不能带来获益。术后病理分期、年龄、手术和切除类型与3年DFS具有统计学相关性。
吴一龙教授也是“ESMO-CSCO联合论坛”大会主席，这位具有中国“福相”的中国男人用了30余年的时间攻坚肿瘤，缩短着中国肿瘤事业与世界的差距，也拉长着肿瘤患者走向死亡的时间。
龙的“江湖”
“吴一龙是我国肺癌靶向治疗的领军人物，领衔撰写我国的肺癌诊疗指南，创立了我国的肺部肿瘤临床试验合作组织(C-tong)，推进肺癌分子靶向治疗的应用，坚定贯彻着肺癌的单病种多学科管理和个体化治疗模式。他最早提出了中国肺癌患者的基因变异特点，最早和国际同行联合开展临床研究，使我国肺癌靶向治疗一跃而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研究力量之一。”
成功之路总是不平坦的。在上世纪70年代初，吴一龙也曾遭遇过一段人生的低谷时期。在潮汕的一个农村，他度过了6年苦闷彷徨的插队知青生涯。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出，他匆忙上阵，万幸被中山医学院录取。
顺利地从医学院毕业之后，他被安排在肿瘤医院工作，他唯有服从组织，潜心专研。那时，谁也没有预料到肿瘤治疗会为他带来今日的硕果。
上世纪80年代，肿瘤医院不是个容易让人产生成就感的地方。哥伦比亚大学的癌症肿瘤学家穆吉克博士在他的书中曾提到：“对于每一个新进入癌症病区的医生，这里会赶走他过去所有让人身心俱疲的记忆，因为跟这里的现实相比，过去记忆都变成了幼儿园里的小儿科游戏。”
最初，面对肺癌，吴一龙的主要武器是一把柳叶刀，“开始是不相信内科”——这也是人类面对肺癌时的第一个方法，从只切除肿瘤病灶到肺叶乃至全肺全部切除的“标准切除”。1959年，还有人提出过更彻底、干净的“扩大性切除”，把全肺和肺周边的静脉、动脉，所有“肺癌局部侵犯结构”一并切除。
然而，经过不断的临床实践，他发现应对癌症手术刀远远不够，“即使一把刀出神入化，像‘小李飞刀’一样也无法阻挠病程的进展”。
蛟龙入海
外科医生的“四级跳”
“入门级手术匠- 成熟级手术匠 - 专家 - 大家，这是外科医生的“四级跳”。
很多人会问：“你是一名外科医生，为什么要涉足内科学研究？”吴一龙回答：“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能完成手术，只是入门级手术匠；别人能做的手术你也能做，甚至更出色，是成熟级手术匠；有一天能拒绝会做但不该做的手术，你已荣升为外科专家；拒绝不该做手术的同时，能提供更适宜的治疗策略，你堪称‘大家’。这感悟来自1700多份病历总结带给我的震动。”
吴一龙认定，“身为肿瘤科医生，必须对每种治疗手段的利弊了然于心，扬长避短，将各自所长发挥到极致，才能“量体裁衣”地救治患者。
1988～1999年，吴一龙有幸到德国作访问学者，他天天泡在手术室，不分昼夜，手术水平日趋精湛。也正是这次学习，使吴一龙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当时国内肿瘤外科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在八十年代，治疗肿瘤也就只有2种方式比较有效，除了手术就是放疗。化疗在当时是不被人所重视和应用的，毒性大不说，效果也不好。从德国学习回来，他想了解曾经做过那么多的肿瘤切除术，其效果到底是怎样的。但是八九十年代国内肿瘤手术治疗预后数据匮乏。于是，之后的3年，吴一龙利用中午手术间歇从病案室调阅病例资料，整理并总结。他花了3年左右的时间总结出的结果告诉他手术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牛。与六、七十年代相比，八十年代的外科治疗肿瘤效果并没有提高多少，病人的生存率也没有提高，而且在当时看来非常难做的切除术，手术即使成功了，患者没过多久也会因为肿瘤复发而死亡。
这让吴一龙触动非常大。他意识到，肿瘤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疾病，也不是能用一种治疗方法就可以使患者摆脱疾病的困扰。“手术或许并非某些肺癌患者的最佳选择，该为不适合手术治疗的患者提供哪种治疗？”一个结论和一个疑问同时涌现。吴一龙有了更多的思考，治疗肿瘤，一个手段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差，治疗方法少，使得他非常关注肿瘤治疗的最新进展，通过最新的进展来弥补不足之处。为解除心中疑惑，他开始步足肺癌内科治疗，用多年坚守与创新务实换来今天的“内外兼修”。
Meta分析引发对循证医学兴趣
医学也是哲学，总是在辩证中前行；细节也是机遇，只能给有准备的人发现。
1997年，一篇文章让吴一龙再次大吃一惊。
这一年吴一龙读到了一篇发表在BMJ的文章，文章中将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有肺癌的治疗方法进行了综合分析（也就是Meta分析）。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一部分患者，应用放射治疗不仅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反而缩短了患者的寿命。文章中所用的这种分析方法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让吴一龙很头疼。这个完全颠覆性的结论吸引了他。他拿文章去请教国内癌症治疗领域的统计学专家，却发现“没一个人能看懂”。本来为了让手术更有保障而追加的放疗，事实上却削弱了手术的作用，这结果又确确实实令人震惊，“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方法，不一定是对的。”
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不仅化了半年的时间来复习和学习统计学的知识，还请教很多国外的相关专家，他终于知道，可以通过这种统计学方法得出新的结论。从此，吴一龙就对循证医学长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从临床实践，吴一龙发现了现有治疗手段的不足，从统计学分析又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促使吴一龙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重视综合治疗。
靶向治疗，他快了别人一步
2001年，吴一龙去美国参加了ASCO大会。大会报道了一项Ⅰ期靶向药物治疗结果。令他产生了十分大的兴趣。用同样的试剂，日本人和美国人得出的结论却不同——日本的结果要好于美国。究其原因，其实就是现在所提到的EGFR突变，亚洲人突变率要高很多，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但是当时没有人了解这个现象，只有吴一龙细心地留意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中国，靶向治疗方面他才能够比别人走快了一步，这也得益于他对综合治疗的深刻认识和统计学、循证医学的理解。
在2014年ESMO大会上，与会专家向专场主持人就肺癌EGFR患者的治疗提出问题，当时主持人发现吴一龙在场下倾听，就对提问者说，这个问题还是请中国吴一龙教授来回答，他在这方面经验最多。
龙的飞腾
吴一龙的个性推动他勇于向前，不怕颠覆，不断追寻。国内著名肺癌专家廖美琳教授曾经评价：“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的才气、霸气和义气。
在吴一龙的思想里，医生一定要总结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更多地为病人服务，这才是一名医生的责任与使命。
2001年，吴一龙接触到了一位时任国外某战区的华人司令官。
这位患者到了新加坡和香港等多地求医，诊断结果为Ⅳ期肺癌。患者辗转到了北京做化疗，可是几个周期化疗下来结果却很糟糕。吴一龙应孙燕院士之召到京会诊。当时患者的诊断为肺部病灶肋骨有一处怀疑是转移。吴一龙看过片子后说，“我觉得肋骨可能不是转移。”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真的不是转移，患者就有手术的机会，或者可以进行放疗，这决定了患者治疗手段的选择。
“我要看完整的病历资料。”吴一龙发现患者骨病变与癌症骨转移的影像形态学似有出入。“一旦排除肺癌骨转移，治疗方法将大相径庭。经仔细询问，患者回忆起此前曾因打高尔夫球过猛挥击球杆致胸部剧痛，我的推断得到初步佐证。阴霾的天空似乎透出一缕曙光。”
随之问题也就来了。因该患者非同小可，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无论用什么方法治疗都不能让患者死亡。这让吴一龙着实很为难。商量的结果就是该患者向相关部门报告了回国的决定。
未曾料到，一个月后，患者静悄悄的到了广州，找到了吴一龙。这一次，患者对吴一龙说：“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回来了，我回来就是让您给我做手术，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接受。绝不追究您任何责任。”他也立下了遗嘱，把任何事情写得清清楚楚。吴一龙深受感动。能够让患者这么信任，他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吴一龙作为主刀为患者做了肺部切除术。手术很顺利，患者也度过了危险期，直到现在患者每年都会给吴一龙寄来贺卡等礼物来表达对吴一龙感谢。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吴一龙觉得，这件事并不是说明了他有多高明，他说：“想要推翻一个诊断结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有丰富的经验还要自仔细地追问患者的疾病史；而且，医患之间只有建立起了非常信任的关系，才能冒险去做一些重大的决定；作为一名医者，自己的医术一定要过关，才能做好一名医生。这三点缺一不可。”
吴一龙就是这样执着于专业，一切以患者为根源，一切根源为患者。
吴一龙近五年左右极力地推动指南规范化地治疗。他参加了多次学术会议，做了很多的学术报告，可谓是“有大会必到”。吴一龙这样说：“我参加会议，作报告，并不是为了讲课而讲课，为的是能够规范治疗指南，让更多的医生为患者进行规范治疗，使更多的患者能够获益。”本着这一原则，吴一龙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通过他的努力，靶向药物纳入广州医保。他认为这种能够让更广大的老百姓获益的事情，再辛苦也值得。
龙德在田
“2014年7月，吴一龙去国外参加了国际肺癌学会理事会议，吴一龙得到了前任主席的赞赏：“你改变了中国很多。”吴一龙通过多年的努力、不断地创新和他那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传承下去。吴一龙参与创始的无论CSCO大会，还是C-TONG，都将不断推动中国肿瘤事业。”
CSCO让他怎么都爱不够
1997年csco创立之初，吴一龙作为几位创始会员之一，参与了CSCO的建设也见证了CSCO的成长。CSCO在每一届的主任委员的带领下，不断地创新，发展与进步，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吴一龙也讲述了他对CSCO的办会理念。CSCO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会，就应该成为受到所有会员所爱戴的、愿意积极参与的学会。吴一龙希望能够调动会员们的积极性，使他们都能够积极参与进来。2014年9月在厦门举行的CSCO大会正是这样。会场更多了，讲者也多了，而且常常都是爆满的状态。这确实也超出了预期。吴一龙同时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全世界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进行交流与探讨，这一点，也做到了。他甚至摒弃了以往举办开幕式的惯例，把时间节省出来也都做了大会报告，只为让医生们学到更多。这正是体现了学术化这一主题。
对于吴一龙来说，与平面媒体相比，他更重视新媒体。因为新媒体不仅短小精悍、传播速度快，还能让医生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知识。“但是，我不主张医生们只看短小精悍的碎片消息，一些好的文献还是要精读，仔细琢磨的，只有两者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能造就一位好医生。”
吴一龙这样强调，对于今年的CSCO大会，相信参会的医生不仅会感到惊讶、感叹、震惊，还会印象深刻。大会不仅没有像往常一样的开幕式，摒弃了各级领导的例行讲话，而且加入了许多创新的元素，最令人震撼的就是那段“时间的记忆”。有谁能想到这段视频是由吴一龙亲自总策划的呢？！他自豪地说这样的话，我担任总策划，一直亲力亲为，我给视频制作组提出了两点要求，一个是画面要唯美，第二是音乐一定要震撼。即将要开始的前两天，他发现视频中没有英文，就不能体现出国际化这一特点了。所以他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翻译与反复校对，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为视频添加了英文字幕。结果可想而知，参会的国际专家都大为赞赏，更有一些专家要去了视频资料也想借鉴这种模式。
C-TONG创始人有话说
C-TONG于2007年正式成立，仅短短7年就由一个最初的“四人团体”成为现今25家医院加盟的社会团队，作为C-TONG的创始人，说起当初创立C-TONG，还是当时吴一龙、周彩存、陆舜及张力在芝加哥一家路边小店闲聊时的产物。
吴一龙说，当时国际的协作组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有这样一个组织呢？说到这里，我们四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合起来以共同参与、平等为原则共同做一个无论顶层设计，还是运作模式都与美国肺癌协作组织一样的学术团体。2008年，C-TONG正式启动了7项临床研究，研究结果有的发表在《柳叶刀·肿瘤》等TOP杂志上。目前C-TONG已经拥有20多家国内顶尖肺癌中心的加盟，在研项目也有20多个。
说到CTONG，吴一龙有些神采飞扬，就像在说自己的孩子一般，而对于C-TONG的未来，他更是信心满满，他深信C-TONG必将引导、领导和改变中国临床实践，他深信C-TONG的研究成果最终会让患者受益。
【记者手记】吴一龙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已不计其数，每次都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双重付出。尤其在参加ASCO、ESMO会议时，他更是起早贪晚，马不停蹄。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所讲演的每一张PPT都是“一龙制造”。此外，熟悉吴一龙的人都知道他从不吸烟，作为一个肺癌医生，他愿意以身作则，更不断影响身边的伙伴。我想这些工作和生活中的小小坚持都是他对诚信的最好诠释。
来源：《肿瘤医学论坛》2014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