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来了，中国将要打场"移动通信标准"翻身仗？
从2G到5G，中国企业实现了从打酱油到主导者的蜕变，其中的经验教训何在？正在到来的物联网时代，移动通信标准和电信企业又将如何顺应？
谢丽容 ｜ 文
在今年6月结束的ITU-R WP5D第22次会议上，国际电信联盟（ITU）确定了5G的名称、愿景和时间表等关键内容。5G，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标准。
这次会议规划，国际电联将征集候选技术，在2019年进行技术评估，继而选择关键技术，最后制定标准。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告诉《财经》记者，全球制定5G技术方案工程巨大，“时间表已经制定，2018年上半年局势明朗，有望成为国际标准的方案，将在此后继续完善提高”。
与美国欧洲一样，中国也是竞逐国际5G标准的一支劲旅。华为、中国移动、中兴等中国公司在国际5G 标准制定组织日益活跃，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赵厚麟认为，中国会成为5G标准的一个重要主导者。
掌握5G标准主导权对中国有两大意义。其一，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互联网+”及“中国制造2025”目标中的重点发展行业之一；其二，信息技术是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将对制造业升级产生重大影响。
预计5G将在2020年正式商用，未来将成为连接所有行业和生态圈的底层基础设施。
多位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企业需要更大的市场，且需要全球互联互通，只有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标准，才有强壮的产业化基础，中国企业希望和国际公司一起，制定一个全球通用的5G标准，这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中国政府及全球电信巨头的目标诉求一致。
8月1日，赵厚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范围的电信技术不可能抛弃现有的基础设施而白手起家，取而代之，新的5G需要与3G/4G兼容演进，加上市场其他因素，因此，5G也不太可能用一个技术一统天下，而极有可能继续容纳两三个不同技术体系，由市场决定今后的发展。”
《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亦明确强调，政府应统筹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提升国际合作的水平和层次，推动重点产业国际化布局，引导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标准角逐十年得失
从2G到5G，中国从完全没有发言权到在国际通信标准组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反映了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关键节点，每个节点都伴随着重大争议。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GSM通信标准为主宰的2G时代，中国在技术上几无积累，只有少数科研机构进行零星的跟踪、研究和模仿。
一位当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电联标准化活动的电信业资深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当时，中国代表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各技术会议上参与不多，学习大于参与。
那时，手机在中国普及率极低，移动通信技术在全球前景也不明确，但中国人口庞大，市场广阔，在移动通信市场爆发之前，是否参与制定国际通信标准将对市场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向各国发出了3G技术标准的征集函。中国政府有意竞逐。多次讨论和论证之后，提交标准方案的重任交给了提出TD-SCDMA技术的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即后来的大唐电信。2000年5月的ITU全会上，TD-SCDMA被正式确定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
从零开始做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高难度大，中国并无把握，因此是否提出独立标准争议巨大。但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近日对《财经》记者总结说，TD-SCDMA在当时成为国际标准，时机十分合适，一是中国市场规模已呈爆发前兆，“大”中国的优势，是成功的基础；二是凡事总有开头，如果不在3G标准这个当口起步，就得在未来的4G、5G起步，但起步越晚越被动。
1995年中国手机用户数仅占世界手机用户总数的约4％，到2000年已近12％，2015年5月，我国移动用户数12.93亿，约占全球手机用户的20％。
由于通信产业链的特性，早期的TD-SCDMA产业链孱弱，从终端、系统、芯片，到仪表、测试，整个产业链只有中国厂商与少数韩国企业（当时韩国企业也处于产业起步的阶段）参与，用户从终端到网络体验都不如意。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通过TD-SCDMA的产业化，建立起了以中国企业为主体的移动通信TDD技术产业链，由于没有国际巨头参与，中国市场为本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促进、提升了本土企业的产业化能力。在逐步成熟的产业链支撑下，中国市场爆发了巨大潜能——到2014年中，TD-SCDMA网络用户达2.5亿，约占中国3G用户的二分之一，超额完成了在中国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目标。
2007年，中国冲击4G标准。中国移动联合几家国际运营商，将大唐移动等国内厂商提出的TDD演进方案，融合进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国际标准，形成TD-LTE标准。
此时，中国移动在艰难中启动和发展的TD-SCDMA网，为其牵头提交TD-LTE进入4G国际标准提供了坚实基础。
相对于TD-SCDMA，TD-LTE有三大特点：1.同时得到了国内外主流厂商和海外运营商的支持，产业链更强壮，国际市场空间更广阔；2.技术性能很有竞争力，总体与FDDLTE相当，且性能提升潜力更大；3.与其他国际第四代移动技术标准基本实现了同步发展。
TD-LTE产业链也有很大进步。杨骅对《财经》记者分析说，“TD-SCMA时代，我们到处游说国际设备厂商参与到产业链中来而得不到支持；但TD-LTE时代，由于看到TD-SCDMA的成功，以爱立信、高通为代表的所有FDD技术厂商都积极投入TD-LTE的产品研发，与FDD-LTE几乎同步推出了相应的产品，制定了相应的市场推进策略，谁都怕失去进入TDD市场的机会。”
TDIA（TD产业联盟）截至今年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TD-LTE分布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的63家商用网络，基站数占据了全球4G基站总数的一半，承载了33.76％的4G用户，拥有1000多款终端的支持。
从3G时代的TD-SCDMA开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企业（大部分是中国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用于这项技术的研发和商用探索，其中一部分技术专利也被纳入到TD-LTE之中。时至今日，整个TD已形成从国家、运营商到设备商的整体产业链。
中国移动运营了TD-SCDMA和TD-LTE两代技术标准。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总结说，国际通信标准的制定和参与应该遵循四个原则：创新的专利化、专利的标准化、标准的产业化、产业的国际化。
她认为，TD-SCDMA完成了专利和标准化和产业化的突破；TD-LTE在标准的专利化和产业化方面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以及部分产业的国际化；5G标准需要在国际化上走得更远，只有这样，才能让标准竞逐的价值最大化。
5G产业链挑战
多元融合环境之下的5G产业整合问题，是标准制定之外的另一焦点。
在过去十年间，华为、中国移动和中兴等中国公司连续加入ITU、3GPP、IEEE、IETF、ETSI、OMA、TMF和FSAN等多个国际标准组织，并拥有越来越强的话语权。
中国移动的一位国际标准制定专家告诉《财经》记者，话语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公司向这些国际组织提交的文稿数量、中国人在这些组织担任重要职务的数量、在这些组织中基础专利的保有量。
华为向《财经》记者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4年9月底，华为累计向3GPP提交15360篇LTE/EPC提案，占全球总数的25％，位居全球第一。
较大的话语权保证了中国企业在5G标准制定中的地位。但5G技术面临着与此前数代国际标准不同的产业环境——全球市场在融合，通信行业和其他行业，尤其工业制造业也在融合，其后续的产业化程度将直接受制于通信行业和其他行业对这两大融合趋势的理解和顺应程度。
赵厚麟告诉《财经》记者，国际电信联盟以推动一个单一的5G标准为目标，但市场发展既快又大，5G标准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标准，背后还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博弈。“最后如果无法达成共识，也有可能形成多个标准。”
对中国企业来说，更大的难题是，无论多个标准还是一个标准，中国企业需要加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话语权。
在一个内部会议上，有与会领导问杨骅，为什么中国的通信标准实现国际突破了，但芯片进口量依然这么大，都超过石油了？
解决高端芯片自主研发的产业现状，是5G时代中国电子信息行业最大的瓶颈。杨骅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对高精尖技术创新积累还不深厚，更多精力放在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技术开发上，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但核心技术的积累不足，关键器件的研发尚有差距，仍未掌握产业的主导权。
统计数据显示，仅2014年，中国用在进口芯片上的外汇就超过了2100亿美元，成为单一产品进口最大的用汇领域，甚至超过了整个石油进口所使用的外汇。
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国家希望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努力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到2025年，这一比例要达到70％。
但实现这一目标何其之难。中国每年生产全球77％的手机，自主芯片却不到3％。而5G最大的应用特点就是对机器通信场景的支撑，这对芯片有更高的要求。此外，未来的终端需求是多样化、多材料、多种传感模式的，5G标准将引领产业需求，第一步解决的是产业链的搭建问题，下一步要精耕细作产业链。
黄宇红认为，政府和行业还需营造产业氛围，在国际上引导统一的频谱划分，降低企业自身的研发成本；对核心元器件、通信芯片等薄弱环节进行技术攻关，亦刻不容缓。
黄宇红说，5G的发展应该上升到更高的国家战略高度，可以用“5G+”这个概念来表达5G将是“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长远发展的一个核心基础使能。
标准创新体系应平台化运作
2014财年，华为和中兴分别在研发投入上高达400亿元和90亿元，占比达14.2％和11％，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显示，国家希望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在2025年达到1.68％。
华为轮值主席胡厚告诉《财经》记者，华为全球17万多名员工中有将近一半是研发人员，从创立之初，华为就把至少年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发。2014年报数据显示，华为年营收、利润已经追平全球电信业巨头爱立信。
工信部部长苗圩今年5月在《中国制造2025，迈向制造强国之路》一文中强调，我国在相当一些领域与世界前沿科技的差距都处于历史最小时期，已经有能力并行跟进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但问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如果无法深度融合，将不能有效促进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5G技术标准亟须其他行业的深度参与和协同。
从今年开始，胡厚开始在多个场合呼吁：加速5G发展，需要建立正式的跨行业沟通平台，加强跨行业的对话和理解，对5G未来需求、应用场景和技术标准进行讨论。
胡厚认为，通信行业内部围绕5G的技术创新进展很快，但通信行业与垂直行业之间的合作，情况并不乐观。胡厚称，虽然通信行业在5G发展中会与其他行业沟通，了解需求，但这种沟通并不活跃；而其他行业对5G技术发展现状并不了解，甚至对5G在自己领域的应用前景缺乏兴趣。
事实上，国际通信巨头爱立信三年前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目前，爱立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和汽车、矿山、城市管理部门等垂直行业联合创新研发的机制。与此相伴，爱立信从组织架构到研发市场战略都在发生巨变。
中国公司也开始重视。胡厚呼吁，通信行业传统的“烟囱式”创新模式已无法顺应物联网潮流，适应5G平台式的技术发展要求，加大与垂直行业的合作力度，通过跨行业联合创新，让5G关键技术和标准充分反映各行业的需求。
黄宇红告诉《财经》记者，5G创新体系需要围绕三个方面重构：其一，从单一领域的创新变为跨领域多主体的协同创新；其二，创新流程从线性链式向协同并行转变；其三，创新模式由单一的技术创新向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转变。
但一位长期参与ITU标准制定会议的中国电信行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尽管ITU内部也在探讨如何吸引更多其他行业的公司参与到5G标准的制定中来，但响应的公司还是太少。
原因有二：一是垂直行业尚未意识到5G协同研发对未来转型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每个行业的语言不通，沟通方式不同，目前并没有一个顺畅的平台或渠道来促成深度合作。
上述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打比方：“好比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和不懂中文的美国人需要坐在一起研究一个深奥的科学课题。”
今年初，中国移动成立了5G联合创新中心，目的就是要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之外，搭建一个多方都能理解和互通的平台。
现实挑战是，国际通信标准制定的游戏规则依然以传统电信运营商和大型通信设备公司来推动，新兴行业公司犹如散兵游勇，但没有强大的财力、技术实力以及参与标准制定的决心，就很难将声音反馈到主流渠道中。
一些投资者和分析师还表示，上述所有的目标和解决方案都在以电信行业为主导力量的标准制定框架内设想。但在网络架构日益开放、扁平化的今天，其他行业的巨头也同样希望以自身为主导来设计物联网解决方案。
这就带来一些问题：如果很多非电信行业的公司在电信标准框架之外做成功了，或者形成了自己的标准，电信行业还能不能在一个统一开放的标准框架之下融入到新的产业革命之中？如果能，5G时代将百花齐放，大放异彩，如果不能，5G标准形成后的产业化之路，就要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