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辞官有多难：长辈称“大家庭巨大损失”

　　开卷

　　上周，两名逃离体制者先后进入公众视野，引发媒体和网友的关注。浙江平阳前副县长周慧在感言中称，他感受到了“中国式辞官的复杂性”，包括来自亲朋好友的压力，以及走程序的效率之低。北京基层法官张伟辞职则难在对付出与所得的权衡与比较，直到最终调动无望后，他选择了与过去说再见。

　　两个辞职者引爆网络

　　7月15日，一篇题为《浙江平阳副县长周慧辞职感言》的文章流出，并被网友大量转发和评论。后经证实，该文章确由平阳县前副县长周慧发表于Q Q空间。周慧在感言中写道，“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自我掌控的生活。”

　　为此，周慧“设计了一个温和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平静地诉说”，“进入议事日程后到最后的决定，足足一个半月”。辞职获批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在随后的媒体跟进中，周慧表示或出国经商。

　　而在7月19日，《北京青年报》刊发题为《一名辞职法官的遗憾》的报道，记录了北京基层法官张伟的辞职历程。张伟告诉记者，职业荣誉感下降、工作受到太多干预、压力大、待遇低等问题，都迫使他萌生离职的念头。《北京青年报》采访还获悉，尽管7月9日最高法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核心内容，法官的状况有望改观，但张伟表示，“如果一辈子都在改革中度过，我会觉得太悲剧了。”

　　辞官之难，各有苦衷

　　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在受访时表达了辞官之难，周慧更直言感受到“中国式辞官的复杂性”。

　　根据周慧的感言，他大体经历了如下历程：一定范围内诉说;表达意见给领导;纳入议事日程;等待组织决定。周慧说，“进入议事日程到最后决定有点冗长，足足一个半月，跨过整个梅雨期，到现在尚未完结。对于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人而言，并不讶异效率的低下，但对我来说有点心烦意乱了”。

　　更令他无奈的是，难以处理大量来自朋友、亲属的关心。有长辈用“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来形容，这也让周慧只能选择“微笑着沉默”。总体来说，周慧的“中国式辞官”难在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获得领导支持，过滤大量“关心”和不解以及熬过等待期。

　　与之不同，张伟的辞职难在对付出与所得的权衡与比较。如果留下，将继续领着5000多元的月薪，承受巨大的压力，成为他人宣泄情绪的对象，“没有尊严”，并且在审判职责外还要搞调研、做宣传、写论文、参与维稳;如果离开，他将失去残存的职业荣誉感和16年工龄，“抛弃过去”。

　　因此，张伟离开前动过调动的念头，却被告知没有途径。据知情人透露，部分法院内部有不成文规定—不准调动，要么辞职，要么留下。据报道，在张伟做决定前后，该院又有两名年轻法官选择离开。

　　党报呼吁平常心看待

　　对于“中国式辞官”引发的热议，新浪专栏文章称，“官本位意识依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官员辞职引起轰动的根本原因。在思想多元化、职业多样化的今天，周慧的选择依然成为一个艰难决定，并成为标志性事件，说明社会恋官情结之深。”《检察日报》的文章则分析认为，当下对官员腐败实施零容忍，“拍蝇打虎”正酣，易激起人们对官员辞职的各种好奇、猜测和想象，遭遇“中国式辞官”尴尬也就不难理解。

　　《人民日报》的文章呼吁以平常心看待，称“只要为官清白、问心无愧，公职人员依循制度框架、符合任免程序，按相关规定以辞职方式去追寻不一样的人生无可厚非，有利于淡化社会上的‘官本位’思想。何况，稳定仍然是公务员显著的职业特点，与这一群体的庞大基数相比，辞职者只是少数”。

　　针对网友的猜测，《经济观察报》称，对辞职公务员应进行辞职审计，并提醒根据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