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外长会时隔三年重启 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于21日出席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三国外长计划就三国合作应坚持的原则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交换意见。外长会时隔三年重启，标志着近年来受挫的中日韩合作机制开始复苏回暖。它能让三国合作恢复36.5°C的"正常体温"吗？
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风生水起相比，久违的东亚合作温度不高，尤其是中日和中韩双边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专家认为，外长会的重启，不论年内能否实现首脑会晤，都可助推三国重新考虑中日韩合作可行的新模式。
【三大目的】
中国外交学院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苗吉认为，这次三国外长会的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表明三国合作经过近三年的僵持，逐步重启和恢复。
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化建设始于2008年，此后以首脑会晤和外长会议为支点，向经济贸易以及民间文化领域广泛铺开。自2012年起，由于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举动，尤其是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一系列不负责的言论和举动，导致中日和韩日关系遇冷并陷入僵局，两大定期会议机制陷入停滞。
苗吉认为，21日外长会的主要目的是，第一，对重启三国合作做出姿态性宣示；第二，推动三国FTA谈判并就金融、环保等其他具体合作项目进行原则性磋商。第三，商谈三国首脑会晤的可能性。
他说，从当前情况看，中韩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就历史等问题的态度仍然存在疑虑，尤其是安倍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将要发表的谈话，所谓“安倍谈话”的基调和内容预计会对首脑会晤的召开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临时任务】
如果说上述三项目的是这次外长会的原则性内容的话，本次会议之前发生的多项热点事务，可能会给外长会带来“临时任务”。
其一，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近来颇受关注，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表示将积极参与。在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募集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前，韩国仍在纠结摇摆。专家多认为，韩方加入亚投行的益处不言自明，作为东亚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韩方加入亚投行的经济裨益很明显。但韩国要顾及美国的态度，尚未表态。
中国外交部已表示，不排除在三国外长会上讨论亚投行有关问题。苗吉认为，鉴于中韩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韩国是否会选择近期内加入亚投行对中韩关系以及中日韩合作不会构成过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涉及中韩关系的热点问题是美国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的传言，中方就此表示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7日说，中方在反导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一国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必须顾及别国安全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要慎重行事。有韩国媒体称，中方可能在外长会上谈及“萨德”导弹问题。
苗吉解读，韩国在经济上拉近与中国的距离，安全上则依赖美国，在中美间保持平衡、不选边站队。中韩的政治经济关系眼下正处于最好时期，韩国总统朴槿惠政府短期内不会答应美国部署“萨德”系统。但是朴槿惠政府在应对“朝鲜威胁”方面同样也采用现实主义的实力战略，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同意部署这一系统的可能性。如果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将极大损害中韩互信，对中日韩合作进程带来震荡性影响。
与中韩关系比起来，中日与韩日的双边关系更加棘手。日本虽然多次声称急于与邻国恢复关系，但总是会发出一些不和谐音符。这次外长会也不例外。
日本《读卖新闻》19日放风称，日本有意在时隔4年重启的中日安保对话上要求中方就国防经费支出作出详细说明，还要求中国海警船停止进入钓鱼岛12海里巡航。在三国外长会即将举行前，日方如果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难免会影响外长会的氛围。
在韩日关系方面，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第七次局长级会议本周在首尔召开，韩日双方就如何缩小意见分歧展开协商，但距离达成一致尚需时间。
【多维联系】
在政治层面，中日韩面临多项敏感问题。不过，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潜能一直都在。
广义上的外交包括“国家交往”和“民间交往”两个范畴。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依赖度之高、民间交往之频繁、文化交叉之深已是前所未有，堪称世界上“民间交往”的典范，三国合作有最活跃的公众参与度和体验度。
中日韩“民间交往”之盛也对国家关系的构成了重要稳定性力量，即使双边关系出现问题，也会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而不跌破底线。
原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政治项目官员张暮辉接受新华国际客户端记者采访时说，中日韩三国关系涵盖了大国外交、邻国外交、经济外交、民间外交等多重因素，已经远远超越了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
张暮辉说，本月上旬，三国在召开高官会的同时，也举行了第二次空气污染政策对话会，类似领域的对话和合作，不带有外交防务领域的高敏感性，可列入“低政治合作”的范畴。
那么，什么是“低政治合作”？这对中日韩在外交和防务方面的关系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突破窗口】
不少专家认为，中日韩三国可以把“弱政治化”领域作为恢复合作的突破口，联合探索在中日和韩日政治对立“常态化”下的“弱政治化”方案。
张暮辉建议，首先，中日韩可以拓展和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与外交防务等传统安全领域的“言多于行”相比，环境、防灾、反恐、核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更为务实。欧盟的一体化经验揭示了经济和低政治领域合作对于政治安全合作的“溢出效应”，有益于中日韩三国构建互信。
其次，三国的“弱政治化”合作还应引入“官民”协力和“官产”协力等良性互动，加强政府间协议与民间力量实施之间的衔接，扩展二轨外交的广度和政策影响力。比如，三国可以考虑设立“中日韩合作基金”，由三国政府投入基本金并广泛吸收企业和社会团体捐款，用于支持三国合作的研究和项目开展等。
张暮辉认为，不论是“政治合作”还是“弱政治合作”，都需要以三国合作的进一步制度化建设为前提。
三国2011年在首尔设立了三国合作的常设机构，即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张暮辉认为，秘书处的定位不应该仅限于“协调”，可以强化其职能，承担起三国合作“发起者”“组织者”和“研究者”的多重角色。
“多边外交都不等同于双边外交的简单叠加，”张暮辉说，如何清晰定位中日韩合作的“多边性”，规避双边争议的冲击，成为三国合作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新华国际客户端记者杜白羽；编辑耿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