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的比较分析【2】

　　（二）摩擦升级的背后通常是对技术地位的争夺

　　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技术的前沿，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利技术，因此美国十分重视保护高端技术和知识产权。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美国引进技术。早在1952年，美国仑逊公司以侵犯专利权为由，起诉生产气体打火机的日本市川公司等企业，日美间首次出现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纷，最终以日方企业向美方企业赔偿专利费而告终。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技术出口已超过进口，并且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纤通讯、激光、陶瓷材料等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1984年成立知识产权委员会，限制本国技术外流，日美有关知识产权的摩擦不断增多。

　　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对美贸易规模的扩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从最初的化工产品、纺织品扩展到钢铁、家电等制造业产品，再发展到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品领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知识产权、本国经济安全等为由，美国对华挑起的有关技术专利或知识产权的摩擦日渐增多。2010年，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的58件“337调查案”中，中国企业约占三分之一，像联想、海尔、华为、中兴等中国著名大企业频繁涉案，成为美国“337调查案”的强制应诉企业。

　　（三）迫于美国压力而处于被动和防御地位

　　无论日美贸易摩擦还是中美贸易摩擦，挑起者大都是美国，占上风的也是美国。在应对和解决日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美国通常采取限制进口、要求日本实施自愿出口限制等措施。到1959年，在日本对美出口中，自愿限制出口部分所占比重从1955年的约10%增加到30%。可见，日本对美国挑起的摩擦基本采取了配合姿态。反观中国，也没有改变所处的被动和防御地位，在对美贸易摩擦诉讼案中可谓败多胜少。

　　美国在对外贸易摩擦中显现出的这种主动性不足为奇。这是因为，首先，日本和中国在对美贸易尤其对美出口方面长期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对美贸易顺差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扩大，招致美国不满而引发摩擦。其次，美国在战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随着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美国企业占领世界市场的愿望和能力不断增强，而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相对滞后，时常遭受美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批评而陷入被动。再者，美国具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其向贸易对象施压提供了条件。

　　（四）施压对象的货币升值难改美国贸易逆差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迫使日元升值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减少美国对日贸易逆差、解决美日贸易不平衡问题。在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后，虽然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额有所减少，但1988～1994年间其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额中所占比重仍保持在40%以上，1991年甚至达到65.0%。据日方统计，1988～199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从476.0亿美元减少到379.5亿美元，之后又开始增加，1994年增至549.0亿美元。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也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缓解美中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这与当年美国在美日贸易摩擦中迫使日元升值的做法如出一辙。但遗憾的是，自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已超过35%，而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的状况并没有改变，201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突破2000亿美元。

　　这些事实表明，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美国一直没有对症下药，只是以本国贸易逆差的表象为由采取措施，而不愿深究逆差出现的深层原因。实际上，贸易收支失衡和摩擦产生的原因众多，汇率并不是主要因素，况且通过汇率手段修正贸易收支失衡的效果还要取决于外汇市场、进出口商品、相关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等诸多因素。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践都证明，美国使贸易对象的货币升值只能暂时起到缓解本国贸易逆差的作用，从长期效果来看，对调整进出口贸易差额的影响比较有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贸易收支失衡和摩擦问题。

　　（五）经济问题时常被美方人为政治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并且顺利渡过两次石油危机，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滑，1980年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1955年的40.3%降至23.3%，日本在很多领域对美国逐渐形成竞争。面对这种形势，美国开始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经常将单纯的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与日美之间相比，中美之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人口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加上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所处的国际环境比以往复杂得多，美国在对华最惠国待遇、中国入世、履行入世承诺、人民币汇率、劳工标准等问题上都表现出较强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