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代赦免制度往往不赦贪官
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特赦令，特赦部分服刑罪犯。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贪污受贿犯罪不予特赦。那么在中国古代历史之中，赦免制度对贪官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古代赦免的类型和出现的次数极其繁多，有些出于相对固定传统习俗或制度性规定，有些则纯粹出于统治者的实际考量。赦免虽多，但对于贪官污吏而言，往往不起作用。
1959年，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过特赦通知书。
贪官，该不该被赦免？
唐代汲取隋朝速亡的教训，在立国之初，简法轻刑，贞观四年天下死囚仅有二十九人。 但《贞观政要·政体》中载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对此类犯罪绝不姑息，“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有唐一代，赦令文书中常将官员贪腐与十恶之罪并列为不赦。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宋太祖赵匡胤以忠厚传国，“仁厚绰有三王风”，无论对前朝君主还是本朝官僚阶层，都颇具仁义之风。甚至若干史料称其立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但对贪官，他却坚持严厉打击，认为“官吏受赃者不原”。（《续资治通鉴长编》）大臣钱文敏知泸州前夕，赵匡胤听说当地知州、监军贪赃枉法，于是委托他办理此事，在絮叨了一大堆内容之后，赵匡胤特别强调国家法度不可赦免侵犯民众利益的赃官，“苟一毫有侵于民，朕必不赦”。（《宋史·列传第二十五》）其弟赵光义即位后亦颁布诏书规定，无论中央官员、地方属吏还是州县官员（京朝、幕职、州县官），只要是因为犯赃除名而被发配到各地方的，就算遇到各种赦免，也不能被放还。（《续资治通鉴长编》）
贪官常不在赦免之列，对于反贪人员（监察官员）贪赃枉法的，国家更该严厉打击，不应予赦免。这一点在元朝历史上有明显的体现。《元典章·台纲一》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曾制订法令规定：凡监察官员贪赃枉法者，“比之有司官吏加罪一等，经赦不赦，经减降不减降”。
反贪人员如有贪腐，自然罪在不赦。有趣的是，在明朝，反贪人员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过度执法”，也会面临“不赦”的风险。
《明史·刑法二》载，洪武年间，郭恒盗卖官粮案发，涉案官员多被处死。很多不知情的老百姓也买了官粮，却被有司追赃抄家，弄得家破人亡。朱元璋严惩了部分官吏，并恶狠狠地表示，执法不得扰民害民，否则同样罪在不赦：“朕诏有司除奸，顾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
朱元璋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赦免贪官的例子。《旧唐书·睿宗本纪》中记载，景云二年，因祖先旧宅老树重生，唐睿宗龙颜大悦，干脆大笔一挥，连贪官也统统赦免：“官典受赃者特从放免”。宋代虽然将贪腐列为“常赦所不原”的罪名，但史书中却经常出现“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的字句。
然而这些反例并不能说明古代赦免制度会常常惠及贪官。因为在很多朝代，不赦贪官往往带有制度性的因素，属于常态；赦免贪官则更多缘于统治者心情大好时偶一为之，属于偶然状态。就算皇帝颁布赦免贪官的诏书，儒家士大夫也未必认同，如元代苏天爵就因担心贪官污吏因赦免制度而心存侥幸，故上书言事，批评皇帝太过频繁的赦免。
中国古代为何往往不赦贪官？
中国古代之所以常常不赦贪官，一方面在于这一制度的理论依据不允许赦免这类群体。
古代王朝的统治往往是儒法并用，儒法的思想资源是统治者考虑“是否赦免”的重要理论前提。从儒家的角度讲，仁政的政治理想，慎刑的政治态度，构成了国家赦免的理由。然而“仁政”的对象是民众，而不是官吏。明代《大赦天下诏》开头即点出了赦免的哲学依据：“天生民而立之君者，奉天而安养斯民也。”而贪官污吏的贪腐行为以天下为私，恰恰危害了民众的利益，破坏了仁政的理想，慎刑之恩自然无法泽及。
与儒家的“慎刑”不同，法家强调“慎赦”，担心过度的赦免会破坏法的权威，影响社会秩序，这构成了反思赦免制度的一种理据。“慎刑”与“慎赦”之间，构成了一种矛盾。那么，到底要不要赦免呢？《韩非子》中的一个说法，化解了“慎刑”与“慎赦”间的矛盾——“明主治吏不治民”。“慎刑”针对民众，“慎赦”面向官吏。赦免民众，实现仁政的儒家理想；不赦免贪官污吏，目的则在维持一支高效清廉的官僚队伍，实现秩序与权威。从这个角度讲，不赦贪官既是一种关乎仁政的理想，也是一套有用于现实的治理术。
另一方面，古代赦免制度的目的在于缓解社会对立情绪，塑造官府的权威，但赦免贪官则会使上述目的适得其反。
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中，描述过西方历史上这样一种现象：在前现代的基督教世界，存在某些狂欢的节日，在这些节日里，所有尊卑秩序都将以宗教的名义暂停，人们陷入彻底的狂欢与颠覆。泰勒分析，在前现代社会，职能和尊严并不是平等的，必然有人不满，共同体中存在一种强烈的反结构的倾向，现行结构必须缓解与这种反结构力之间的张力，以达成某种平衡。而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狂欢与颠覆，就是一种秩序的逆转，是对反结构张力的释放。政治秩序每每在狂欢节日中暂停之后，都仿佛获得了一种原初的重启。其实中国古代的赦免制度，也有类似作用。《春秋经传集解》讲赦免是“荡涤众故， 以新其心”，《文献通考》记载宋仁宗曾下诏说“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这里的“新”，不仅仅是某个被赦免者的洗心革面之“新”，还隐喻着整个社会秩序的暂停与重启，是通过“浩荡皇恩”对底层民众反结构力的缓解与释放，以实现社会的团结。而历来底层民众对贪官污吏这类违反规则的既得利益者甚为痛恨，如果这些人进入赦免之列，不仅不会缓解社会对立情绪、树立政府权威，反而会激起更严重的社会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