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婷：“奥斯维辛命题”的中国式反思

在资本逻辑之下，个人面临着被同一化为片面化、工具化存在的威胁，民族国家也面临着以“全球一体化”为名、以“同一化”为实的挑战。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奥斯维辛”问题表现为：在资本逻辑之下，我们如何写诗的命题。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警句浓缩了犹太哲学家阿多诺对二战的深刻反思。阿多诺并非要取消艺术，而是追问在奥斯维辛之后艺术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重获灵性生活方式的路径。70年过去了，当我们庆祝抗战胜利时，阿多诺的“奥斯维辛命题”再次彰显。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不写诗也是野蛮的。于今人而言，重要的是人类如何走出奥斯维辛，进入审美活动，重获诗意生活。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奥斯维辛事件”不只是道德伦理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在发生了有组织的、公开的、凭借现代技术手段和工艺流程的灭绝性大屠杀之后，我们必须对人类的行为重新认识，必须对人类文明的根基重新反思。这是阿多诺区别于其他二战反思者之处。

“奥斯维辛”的出现说明了道德伦理的无力与生命意义的虚无。这对于将揭示生命意义本身作为天然使命的诗人而言，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在“奥斯维辛”之后，他们还能写诗来称赞这个世界的美好，那将是对自身的不诚实，是对世界的虚伪，是对自身赖以生存的信仰根基的毁灭。这令我们想起“诗意栖居”的海德格尔。他将“奥斯维辛”视为现代技术作为座架统治人的诸多例证之一，是人类历史的“天命”。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高贵的沉默”，“顺应天命”，“诗意地栖居”。这在战后一度成为思想界流行的“行话”。

在阿多诺看来，这种诗意栖居是野蛮的，是对不合理现实的辩护、对人类苦难的漠视，其本身就是一种糟糕的极端的虚无主义。奥斯维辛是虚无主义在现时代的惨烈爆发。它不是一次偶然的个别的历史暴力事件，但也绝非海氏意义上的必然“天命”。“奥斯维辛”所代表的虚无主义反映了现代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反映了同一性原则对多样性的野蛮侵略。这是近代理性主客体关系失调导致的现实后果，但不是必然结果。走出“奥斯维辛”，最根本的是要根除它赖以形成的人类思维根基，即对近代主体理性进行根本的反思与重建。

“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对“奥斯维辛”的反思，是对逝者的缅忆，也是对生者何以为生的追问。“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也是野蛮的。没有审美活动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野蛮状态。沉默的禁忌本身就是虚无的深渊。为了走出“奥斯维辛”，我们必须写诗，必须进入审美活动。

首先，审美活动是一种非抽象的认知形式，它更为“亲近”自然，能唤醒主体回忆自然的能力，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弥补工具理性对自然与人的支配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其次，艺术内在的乌托邦力量一方面能揭示当下现实的贫乏和虚无，另一方面却能为美好生活提供承诺和希望。艺术的存在，使人类得以在虚无的深渊中存有反抗的力量和希望。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艺术具有批判和反思现实的能力。它建构自己的领域，又否定自身，并以此保持自身的开放与自由。这就是阿多诺寄予厚望的“否定性艺术”。他以此批判诗化哲学与纳粹美学联姻后的“肯定性艺术”——这种艺术形态抛弃了自身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成为意识形态的“婢女”。无疑，海氏的诗意栖居就是这种“肯定性艺术”的代表。因此，“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不能仅止于打破沉默的禁忌，更要发扬艺术自身的批判和否定力量。惟其如此，写诗才不再是野蛮的。

“奥斯维辛”之后如何写诗？

纳粹把奥斯维辛变成集中营，日本军国主义却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奥斯维辛”。阿多诺的“奥斯维辛命题”表达了欧洲人对反思的严肃性和彻底性要求。反观中国当年所遭遇的“奥斯维辛”问题，不仅面临着如何反思的问题，还面临着如何言说的问题。

当代中国不缺乏抗战艺术作品，但在商业资本的操作和低俗艺术的肆虐下，部分抗战作品的严肃性为猎奇性所取代。近年来，不时有抗日“神剧”出现。刀枪不入、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裤裆藏雷等雷人桥段和情色植入做法是对基本公共理性的无视，更是对历史的亵渎。这种不当的言说，与其说是在呈现历史的伤口，不如说是在稀释其残酷性。我们不得不拷问自己，当我们自己把历史的伤口变成了展览性的伤疤和廉价商品时，如何再以一种自尊自强的姿态应对邻国某些人的历史性健忘症和选择性失忆症？当代中国太需要阿多诺式的严肃和较真了。与其让这种野蛮的“写诗”行为泛滥，还不如退而求其次，严守沉默的禁忌。

然而，沉默终究不够，沉默终须打破。人类所面临的“奥斯维辛”问题没有随着历史的远去而消弭。同一性原则的幽灵仍在四处游荡。如果说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和“种族优劣论”是种族同一性原则的代名词，那么资本逻辑则是现代同一性原则近乎完美的替身。资本逻辑以一种更为隐蔽和深入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演绎着同一性原则，在经济领域创造了各类神话，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但是，资本逻辑也是虚无主义的经济根源。在资本逻辑之下，个人面临着被同一化为片面化、工具化存在的威胁，民族国家也面临着以“全球一体化”为名、以“同一化”为实的挑战。当下人类的“奥斯维辛”问题表现为：在资本逻辑之下，我们如何写诗的命题。无论我们如何回应这一命题，阿多诺对否定性艺术的坚持与对人类灵性生活的追求仍是我们必须持有的情怀。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克服虚无主义的战略研究”（13CZX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