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落马官员的绰号

有媒体新近盘点了一批落马官员的绰号，引发大家议论的浓厚兴趣。这些绰号，包括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曾被称为“拆迁大佐”，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曾被称为“玉痴省长”，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曾被称为“发审皇帝”，等等。当然，绰号并非问题官员案发后才被“馈送”，而是之前，官员落马之前，在当地或某领域就已经广为流传，先前不好公开或不可能公开而已。

绰号，众所周知是人的外号。其所得来，或因人的外观，或因人的技艺，或因人的行为，三者总居其一。在我们的历史上，大宋朝代大约有给人起绰号的癖好。《水浒传》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有绰号，玉麒麟卢俊义、入云龙公孙胜什么的。不仅如此，在忠义堂石碣上没留下姓名的，大抵也都有绰号，比如晁盖叫“托塔天王”，王伦叫“白衣秀士”，鲁提辖三拳打死的猪肉佬郑屠也叫做“镇关西”。别以为那只是文学作品里的描写，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历史上的好多官员就都有绰号，像“拆迁大佐”之类一样，非常传神。

就拿好起绰号的宋朝为例。刘随为成都通判，“严明通达”，人们叫他“水晶灯笼”，这是正面的。王珪被称为“三旨相公”，则是反面的。因为王珪自执政到宰相干了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口头禅就是三句话：上殿进呈，云“取圣旨”；皇帝有了批示，云“领圣旨”；下来传达，云“已得圣旨”。把视野放开，明朝大臣刘吉的绰号是“刘棉花”。软弱可欺吗？不是。因为棉花的加工曰弹，弹的遍数越多，棉花越雪白、松软。刘吉总共当了十八年的阁臣，历成化、弘治两朝，《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但他所以一直能把官当下去，在于他有着与棉花一样的特性，“耐弹”，耐弹劾。面对成化皇帝严重“失德”，刘吉他们仍然“无所规正”，因而人们在奉送“刘棉花”的绰号之外，还弹他们那个班子是“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那么，官员的绰号实际上正是民意的一种。东汉杨震暮夜却金，告诫行贿者“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人们乃称之为“四知先生”。包拯、海瑞、况钟，为官清正，有口皆碑，百姓乃有包青天、海青天、况青天之谓，称颂他们的功德。惟绰号有折射民意的功能，尤需引起职能部门的注意。从前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风、采诗，所谓“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就是通过采集民间歌谣，从中观风俗、知得失。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在朱熹老先生眼里动辄是在“言后妃之德”，或“后妃自作”，充满了贵族气，而在今天的多数研究者看来，其中的“国风”，大部分就是民间歌谣，反映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东汉吏政中更有“举谣言”一项，通过民谣，来倾听百姓对州郡长官的臧否以及“人所疾苦”。概那个时候的人，“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借助之，自然可以了解民间对政事得失的申诉，以及反映出的喜怒哀乐。如光武帝时渔阳太守张堪惠民，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因而官员绰号，未尝不可视为精简版的民谣，自然亦可窥见民意。

落马官员“赢得”近似恶谥的绰号，并非新鲜事情，早几年便有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的“王三亿”、山西省绛县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的“三盲院长”，等等。这个话题重拾起来所以还有意义，在于官员东窗事发之后对之进行总结是必要的，毕竟那是他们造孽之时或之后为自己挣得的盖棺定论，但是，职能部门更应该在了解到绰号之后便高度重视起来。不能像耐弹的“刘棉花”一样，如何处置不是制度在起作用，而是一旦说了算的人喜欢他，别人弹不弹的都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