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谷文昌：不治服风沙 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今年清明，东山县群众又一次自发到老书记谷文昌墓前祭拜。
谢汉杰摄
题记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毛泽东
清明，敬宗祭祖。94岁的何赛玉则不是，她带着儿子、孙子、重孙一家十几口，拜的是外乡人谷文昌，而且这一拜，已经几十年。
60多年前，福建省东山县山口村，是远近闻名的“乞丐村”，何赛玉一家每年外出逃荒，她的亲人，就死在逃荒路上。这段历史，让她刻骨铭心。“如果没有谷文昌，我们村、我们家当年还在要饭。我们家没有祖坟，谷公就是我们家的‘祖’。”重重的闽南口音，满是浓浓的感情。
不只何赛玉一家如此。从1987年谷文昌的骨灰迁到东山，“先祭谷公，后祭祖宗”，就在这里相沿成习。
谷文昌，一个在时间上距我们如此“遥远”的人。一个河南林县的打石匠，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任过10年县委书记。曾因工作出色被省委书记点名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文革”期间被下放当过公社大队社员。
如果活着，今年，他整整100岁。
直到去世前，他仍改不了家乡口音，一家人依旧习惯吃面条烙饼。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异乡干部，遗言“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山”“我要和东山的百姓在一起，和东山的大树在一起”。1987年，他魂归东山，当地百姓泣泪相迎，自发捐资建纪念馆、塑雕像，自愿为他守一辈子墓。
34年过去，他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野，走出人们的记忆。岁月的洗礼，反而让他的形象愈加清晰挺拔，愈加撼动人心。
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多长？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多重？
谷文昌来告诉你。
身为党员干部，只有牢记责任，为党分忧，为民谋利，才能谋出个“百年犹得济苍生”
轻轻踏上陵园台阶，静静来到谷文昌墓前，黄石麟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小心翼翼插在墓前一个石雕的香炉里。香炉上，刻着几个字——“谷公，人民敬仰”。
这位东山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退休后，专心致力于谷文昌精神研究。每隔一两天，他都要到谷公墓前转转，与谷公“对话”，说说过去，谈谈现在。“越了解谷文昌，越感到他的伟大，越思念他。”
墓前香炉，一度是个谜。不久前刚获知，此炉是当年杏陈镇一位名叫陈春和的老人所铸。老人现在83岁了，面对记者，连连摆手：谁打的、谁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谷公活在我们心里，东山人敬他爱他。
如果不是谷文昌纪念馆里收集的那些史料照片，我们难以想象，这个富饶美丽的生态海岛，昔日竟是“沙滩无草光溜溜，风沙无情田屋休”的荒凉沙岛。
一年四季6级以上大风多达150多天，森林覆盖率仅0.12％；百年间，风沙不断吞没家园，天花、眼病泛滥，外出当苦力、当乞丐的十之有一；当地有7个“蔡姓”村，被风沙埋得只剩4个。这是解放初《东山县志》上的记载。
1950年，谷文昌随解放军南下支队，解放了离台湾最近的闽南海岛东山。旧社会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但压在东山人祖祖辈辈头上的风、沙、旱“三座大山”，还横亘在面前：群众分到了土地，但种不出粮食，分地又有什么用？
下乡路上，当时还是县长的谷文昌，碰到一群村民，身穿破衣、手提空篮，一打听，要去乞讨。乞讨？！东山解放都3年了，居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我这个县长，对不住群众呀！”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挖掉东山穷根，必先治服风沙”，东山县第一次党代会上写下决议：“十年内全面实现绿化，根本解决风沙灾害。”
半世纪后，谷书记的接任者，已到了第十八任。在现任县委书记黄水木看来，这绝不只是“历史”。
“什么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但永远不变的，是执政为民的理念与情怀。当年老书记的选择，就是最生动的示范！”
然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谈何容易？
沙刚搬走，风一吹，又埋上。只能靠造林来固沙。造什么林？相思、苦楝、黄桦……十几种树轮种了个遍，无一成活。
屡战屡败，有人气馁。“这沙灾，连神仙都治不好，听天由命吧。”
谷文昌对天发誓：“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屡败屡战，再聚人心。1955年，谷文昌担任东山第三任县委书记。干，一任接着一任干；种，一茬接着一茬种。
为了找到合适的海防林种，谷文昌和技术人员翻尽资料，大海寻踪。听说广东电白县成功种活了一种名为木麻黄的树，谷文昌立即派人前去。捧着树苗，他像孩子捧着地瓜一样兴奋。
“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1958年一开春，一连4天，数十万株木麻黄遍植全岛。
然而，失败又至。持续一个多月的倒春寒，冻死了几乎全部树苗，也寒透了所有人的心。几近绝望之际，技术员小林告诉谷书记，白埕村有9株还活着！谷文昌抚摸着那几株新绿的幼苗，就像抚摸婴儿的脸蛋儿，“能活9株，就一定能活9000株、9万株！”
希望，从这点点绿色开始。成立三人技术小组，开展“旬旬造林”试验，气温、湿度，风向、风力，详细记录在案。晴天种，雨天更种。终于，9株木麻黄，变成了20亩丰产试验林，又海潮般向各村漫去……
东山从此有了这样壮观的场面：一下雨，广播里马上播送造林紧急通知，各级干部带头冲进雨幕。百里长滩，千军万马，歌声与风声齐飞，汗水与雨水交织。
一心向着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
3年过去，421座山头、3万亩沙滩，尽披绿装，万亩防沙林、水土保持林，在童山、赤地、沙丘上傲然崛起，环护着田园村舍。
“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被共产党治服了。人种树、树保地、地生粮、粮养人，东山从此，美丽化蝶。
如果说，治沙造林给东山人带来的是有形的财富、享不尽的“红利”，那么另一项德政，更实实在在地收获人心。
溃败台湾前，国民党残部疯狂抓壮丁，从仅有1.2万余户的东山，抓走4792名青壮年，留下了日夜思儿的白发爹娘、倚门望夫的新婚少妇、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
这些壮丁家属人数众多，遍及全岛。
依照两岸当时硝烟对立的情势，这些壮丁家属是不折不扣的“敌伪家属”。一旦扣上“敌伪”帽子，就是阶级敌人。
“壮丁们是被捆绑走的，他们的家属是受害人。” “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对人民负责。”时任东山第一区区委书记的谷文昌，向县委建议：把“敌伪家属”改成“兵灾家属”。
东山县委经认真调研并报上级同意后，采纳了这个建议，一律称作“兵灾家属”，并决定对这些家属，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对待，生活困难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项德政，十万人心！
两年后的“东山保卫战”，验证了这一切。
1953年7月，国民党部队万余人突袭东山，我守岛部队不过千人，兵力悬殊。东山群众特别是妇女，肩挑手拎，车轮滚滚，为前线运水送粮。刘阿婆家里曾被抓走3名壮丁，她不仅挑水支前，还隐藏保护了两名负伤的解放军战士。
“国民党抓走我们的亲人，共产党把我们当成亲人养。哪怕做鬼，我也愿为共产党守岛！”保卫战后在评选立功受奖的东山群众时，那些失去亲人的妇女竟占了一半以上，刘阿婆也荣获一等功臣。
东山之胜，胜在民心！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担当是最大的责任。
“兵灾家属”后代、现在的“寡妇村”纪念馆老馆长黄镇国，有着切身体会。“老百姓最质朴。你为百姓谋利，你替群众解忧，他们就真心拥护你。”
今年86岁的靳国富，是当年与谷文昌搭档的县委副书记。他感叹：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是党的宗旨的具体执行者，党的政策的一线传播者。群众看我们党，形象好不好，与民亲不亲，就看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言行，对政策的执行落实。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个道理，是当年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现在，也万万不能忘。”靳国富说。
身为党员干部，怀揣公仆情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就和你心连心
每当想起与谷文昌的最后一面，朱财茂止不住泪盈眼眶。
那天，曾担任东山县委通讯员的朱财茂，前往漳州，探望正与癌症做最后斗争的老领导。两人聊着聊着，谷文昌说到了树：“我前不久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不长。你回到县里反映一下，要记得更新换代，否则，风沙再来，东山人民又要受苦啦！”
“唉，都什么时候了，自己的命都顾不上了，满脑子还想着老百姓。”朱财茂语带哽咽。
追寻谷文昌的故事，有一些谜般的地方。
其时，风沙灾害不仅困扰东山，也是沿海地区共同面对的大难题。从平潭到东山，沿海各地都成立了国有林场，积极破解防风固沙难题。
可为什么，沿海防护林的成功，偏偏是在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东山率先实现？
当时在福建省林业厅造林处工作的曹如杨非常好奇。决心到东山探个究竟，见见那位“造林书记”。
书记下乡了。嗯，等他回来。
天渐渐暗了，书记还没影。县委同志笑了，“谷书记最讨厌那种只会拿着阴阳盘东转转西看看、华而不实的‘风水先生’做派了，几天之内，可能都不会回来……”小曹抓起小包直奔村子。
那时没车，靠的是自行车和走路。这一追，追了两天，从白埕到西埔，跑了大半个东山。每到一处，不是听村民说“书记刚走”，就是“哎呀，谷书记上星期刚来”。
人没见着，小曹却有了答案：能这么沉得下去、靠前指挥的干部，啥问题不能解决？
谷文昌爱说两句话。一句，“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一句，“好的动机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要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必须深入群众，吃透情况。”
当年的公社党委书记林子策记忆犹新。大饥荒时，谷文昌到村里了解灾情。中午开饭，桌上只有番薯和几碗清澈见底的稀粥。队长不忍，偷偷蒸了碗米饭。谷文昌一惊，谢绝了：“我是党的干部，就得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当年的通讯员陈掌国印象深刻。每次下乡，谷文昌至少要交三个朋友，一个老贫农、一个队长和一个最困难的农民。全县60多个村400多名生产队长，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
东山谷文昌纪念馆里，有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每位参观者必会久久驻足。那是1970年，下放到宁化县的谷文昌，被任命为隆陂水库的总指挥。照片中，一脸病容的他抬着巨大石条。石重杠沉，压得他上身佝偻，肩膀与头紧贴着怀中的大石。
这可是56岁的老人啊！
身边人常劝，你是领导，年纪又大，不用冲在一线。谷文昌反驳，“发号召容易，真正干成一件事却不那么容易。事业要成功，领导是关键，指挥不在第一线，等于空头指挥。”
他总说，“关键时刻，干部在不在场效果大不一样”。植树造林，治理风沙，修建水库，战天斗地的场景里，总有他瘦削的身影。“谷公带头，哪能不听？”许多人回忆起当年“一声令下，人人出动”的场面，激动不已。
有作为不能乱作为，苦干不是蛮干，实干更得会干。那一年，宁化县革委会下命令，水库提前上坝填土，向国庆献礼。此时涵管清基尚未完成，强行填土隐患巨大。顾不上头顶着一顶“走资派”黑帽，反复征求技术人员意见后，谷文昌向县领导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他们，延缓了施工进度。
“这是个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科学规律的人！”在那个一不小心就被“白专”的年代，谷文昌的执着担当与实事求是，让无数技术人员感激知遇之恩。
“跟着谷文昌干，我们都愿替他‘卖命’。”人心，斗志，就这么紧紧聚起。
一个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不惜命”书记，一支“肯卖命”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队伍，一方热土下“同一条心”的百姓，汇聚起来的这股巨大能量，什么难关冲不过，什么险滩涉不了，什么梦想不能实现？
谁是真心实干的，谁是玩虚弄假的，群众心里明镜一般。谁把群众放心中，群众自然会拥他在心中。谁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群众也会和他同一条心。
谷文昌就是最好的例子。
身为党员干部，无论何种境遇，理想支撑主心骨，信念稳作压舱石
一头短短的白发，根根直立。虽年过古稀，却直率如当年。“谷公是个好人，他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一生。”
被“改变”的这个人，名叫张瑞栋。宁化县一名普通的水利工程师。
在记者离开宁化不久，老张特地寄来一封信。信里说：你们好好写，老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人思想的共产党员。不靠说，靠做。
谷文昌留下的工作笔记上写有这样两句：“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这是他一生的信仰！
入闽前，谷文昌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党小组长。部队原来的任务是接管苏沪杭，情势突转，上级要求他们随军南下，接管福建东山。听说语言不通，气候湿热，“三个蚊子能炒一盘菜”，很多北方人犯怵了。
谷文昌第一个举手：“共产党员，党说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他对‘共产党人’这几个字有深刻的理解。”福建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晋榕十分感慨。
张瑞栋和谷文昌相处的日子仅一年多，时间很短，却影响一生。
1969年冬，时任省林业厅副厅长的谷文昌，全家下放至闽西北偏远的山区——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7个多月后，对农田水利颇为内行的谷文昌被任命为隆陂水库的施工总指挥。在那里，小张认识了老谷。
逆境最能见襟怀。
张瑞栋原是水利局水利规划队员，被精简下放回乡务农，后又调入指挥部任施工技术员。从一个县技术员变成一个大队农民技术员，从挣工资的变成了挣工分的，小张闹起了情绪。
老谷觉察后，跟小张谈心。“我是经过沟沟坎坎的人，但我始终坚定，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党组织。”“我都愿意为改变禾口穷苦面貌拼上这条老命，你是禾口人，有什么理由不为父老乡亲出力呢？”
换别人，小张会认为这是说教，可说者是老谷，他听进去了。
因为老谷，就是这么做的。
下放期间，谷文昌每月准时交纳3元党费，他从没忘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是他的新战场：到生产队当农民，夫妻俩一年拾粪积肥上万斤；守在田里检查虫害，领着技术员日夜试验，终于让所在村子，在全社第一个实现了亩产过《纲要》，全村人也终于吃粮从年头吃到年尾不断顿。“谷文昌，谷满仓”，名字就这么传响。
被“点将”到隆陂水库任总指挥，本来被安排住旧祠堂，但谷文昌坚决不肯，要和80位民工一起睡工棚，竹片当床板，稻草当褥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打石、挖土、挑土、推土，什么都干……
“一个56岁的老革命，一个省厅级大干部，论委屈，老谷岂不比我更大？”
小张从此安心。这一安，便在基层一线安了30年。因工作出色，他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张瑞栋也牢牢记住了那句话：无论任何时候、什么岗位、任何境遇，都要相信党，牢记自己是党的人。
真正的信仰，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对党忠诚的人，党更不会忘记。
从福建到浙江到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过谷文昌，还在一篇题为《“潜绩”与“显绩”》的文章中，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今年1月，与全国200多位县委书记座谈，在叮嘱大家要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时，总书记又一次深情谈起谷文昌。
在福建，至今还流传着“谷文昌与两位省委书记”的故事。
一位是叶飞。东山造林成功，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闻知，大为赞扬。1963年，在全省“年度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叶飞点名谷文昌介绍东山经验。不久，谷文昌调至省林业厅任副厅长，轰动全省。
另一位是项南。1981年1月30日，谷文昌在向家人留下“埋骨东山”遗愿后，与世长辞。闻知此讯，刚刚主持省委工作的项南，立即赶到医院，向谷文昌遗体告别，叮嘱《福建日报》在一版发消息，并亲自动手，在版样上改标题。
“谷公让我们看到，信仰这东西，不抽象，很具体，有时就是说的一句话，干的一件事。”曾长期在谷文昌身边工作、退休前担任东山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林木喜，很是感慨。他经常问一些年轻干部：换个位置，换个情境，你能像谷文昌那样吗？
身为党员干部，永握戒尺，公私分明，为官心中“畏”，才有群众心头“敬”
楼下的玉兰，迎着春风灿烂绽放。二楼窗户外往来的嘈杂，清晰可闻。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不时地看看手表，惦记着即将放学的外孙女……
这是漳州芗城新村一座110平方米的普通旧房，谷文昌的五个子女们，聚在一起，像今天中国亿万个家庭一样，普通、平淡，但是和睦、快乐、满足。
今年春节前夕，东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志雄，按照惯例，准备去漳州看望谷家。但谷家子女却婉言谢绝了。
理由是：去年母亲走了，他们没有资格再享受东山县领导年年来看望的待遇。唯有更好地按父亲母亲生前要求的去做，才能告慰老人。
说者平静，闻者动容。
这样的事，并非首次。
谷文昌去世后一周，爱人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
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谷家人想得明白，活得本分，划得清楚。谷家家风中照见的，是谷文昌生前恪守的当官底线。
谷文昌定下“为官两原则”：“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凡是对党威信有损害的事，哪怕再小也不能做。”
他常对身边人、对家里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蹲点湖尾村，谷文昌和村民一起劳动，一起喝地瓜汤，原本就有胃病、肺病的他，得了水肿病，痛得在床上打滚。警卫员看不下去，溜回县委秘书室开证明，买回一斤饼干。一向好脾气的谷文昌发火了：“赶快退回去！群众在挨饿，我怎么吃得下？”
到外地开会，安排好了住房，却常常不见人影。他嫌住宿费贵，干脆和通讯员一起，找了家一晚1.2元的房同住，“怕浪费公家的钱”。
调到省城，他随身只带两个旧木箱和两瓮咸菜。家里也只是添置了几把藤椅、一张石桌。别人奇怪：怎么不买木制的？“我当林业厅副厅长，家里一下多了好几件木家具，我怕别人说是揩公家油，以后别人还不都得跟着学？”
怕？！这个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汉子，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不怕风沙，却独独“怕脱离群众”“怕给公家浪费”。此“怕”才令党生威！一柄戒尺，划清公私；一面畏镜，照见党性。
怕？！这个走到哪里就造福到哪里的县委书记，不怕失败、不怕委屈、不怕磨难，却偏偏怕党的事业干不好、党的形象受损害，此“怕”换来万民敬。谷文昌“文革”被斗，东山闻知，当地两拨原本内斗的红卫兵，达成共识，以拉回当地批斗为名，将谷公保护回来。当地一娃，不明就里，喊了句“打倒走资派谷文昌”，被路过的群众一巴掌扇过去：“没有谷公，你个小鬼哪能活到今天！”
干部要过权力关，不易。过家人关，更难！许多贪官在忏悔时，几乎都谈道：不怕自己吃苦，就怕孩子受穷。对权力的敬畏，往往从家庭突破、失陷。
谷文昌也爱家人，也疼孩子。只是，他希望让他们一生过得坦坦荡荡，睡得踏踏实实。
妻子史英萍，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17级。
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几茬，他没有提拔重用一个人；他招收别人进单位，偏偏不安排自己的5个子女入公职；哪怕是一辆自行车，他也不许他们碰一碰，因为它姓“公”……
“也曾想过，如果不是谷文昌的孩子，我们的境遇会不会比现在好？”谷文昌的五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三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这样的“家规”“家风”，今天看来有些不近情理，可能还会被讥为“不食人间烟火”。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谷家兄妹对父亲有了更多的认识，从理解到崇敬，从崇敬到感悟。“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但过得踏实。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如此“踏实”的感觉，谷文昌身边工作过的人，一样有。“跟着谷书记，可能不会升官发财，但是一定不会走错路。”
“用权以廉、持身以正，谷文昌身上的这种宝贵品质，正是今天各级干部不可缺失的精神钙质。”沈志雄感叹，多一点对谷文昌的了解，就多一些“今天太需要谷文昌式干部”的感悟。
离开东山前，记者再次来到谷文昌陵园。
像东山人一样，点燃一根烟，小心翼翼地插进石制的香炉。香炉里，已经有了67根烟蒂。
一人，一树，一林，一岛，远离故土，脚踏贫瘠，根扎千尺，任凭风雨，面朝大海，泽荫后世。
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