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导演：记录是为了记住，不怨才能不忘
纪录电影昨日内地公映，成为今年口碑最好的影片之一，新京报独家专访导演郭柯，谈拍摄幕后经历
在1932年到1945年间，在中国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女性，人数至少有20万。
到了2012年，公开资料显示，幸存的“慰安妇”只剩32人。2014年纪录片《二十二》开拍前夕，仅存22位幸存者，因此影片以这个数字命名。
2015年的韦绍兰老人，在和导演郭柯聊天。她是纪录短片《三十二》的主人公。
她们的名字是湖北的毛银梅，广西的何玉珍、韦绍兰，黑龙江的李凤云，山西的张先兔、李秀梅、刘改连、赵兰英、任兰娥、郝菊香、骈焕英、李爱连、曹黑毛、刘风孩，海南的符桂英、林爱兰、符美菊、王志凤、李美金、陈连村、陈亚扁、黄有良。
昨日《二十二》内地正式公映，就在影片上映前两天，海南最后一位诉讼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者黄有良去世。截至《二十二》上映当天，幸存的“慰安妇”人数仅有8人。她们大多九十岁高龄，仍有人在贫穷、孤独的生活中等待着生命最后的时刻。
原本我们只知道“慰安妇”这个词，在历史书本中了解日本侵略者在慰安所犯下的兽行，却很难看到，那些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如何走过余生。作为一部题材特殊、与主流商业无关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公映后豆瓣评分高达8.8分，上座率近30%。
影片的拍摄技巧略显粗糙，但不刻意煽动仇怨，质朴平和的态度另有一种引人动容的力量。新京报记者专访《二十二》导演郭柯，谈这部题材特殊的纪录电影，如何从一部短片，没有任何公映的企图，经过多次曲折，最终用平实、真挚的情感和拍摄手法展现到了观众面前。
从短片到长片
“之前没涉猎过相关题材，也没想过拍纪录片”
2012年，1980年出生的青年导演郭柯，拍摄了“慰安妇”题材纪录短片《三十二》。因为那个时候公开资料显示，全国还有32名幸存的“慰安妇”。影片讲述的是生活在广西桂林的97岁老人韦绍兰，她是众多“慰安妇”中极少数的幸存者之一，她代表着千千万万再也无法“说话”的受害者，告知公众那时日军难以想象的暴行，“那时候被关在房子里，那鬼子进去呀，就被他强暴，后来去那边多了，眼泪都不敢流，也不敢抬头起来看。”
郭柯第一次去看望韦绍兰的时候，她的住所家徒四壁，他给了她500元的零用钱，第二天告别的时候，韦绍兰从衣服里掏出四个红包，说你们四个一起来的，拿着回家买点东西吃。每个红包里都有100块钱，当时郭柯就控制不住情绪了。老人虽然条件很差，但她却这么善良，“我觉得，她太值得记录了。”2013年底，《三十二》陆续在国内外电影节中展映，获得了不少好评，韦绍兰的故事在《三十二》里告一段落了，那么剩下的人呢？那时候，郭柯开始萌生拍纪录长片《二十二》的念头，取名为《二十二》，是因为他发现，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曾经幸存的32位老人，已经有10人相继离世。
新京报：拍摄初衷你说是看了韦绍兰和她日本儿子的照片，在这个题材之前有涉猎过纪录片的拍摄吗？
郭柯：完全没有涉猎过相关的题材，也没有想过拍纪录片。我以前是做副导演，打交道的都是商业片、剧情片，怎么会想到拍纪录片呢？关于题材的选择，可以说也是没有料到的。但我一直认为，还有更多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值得我们聆听，被她们顽强的生命力和普通的可爱打动了，想把这种力量带给观众，想记录、保存、铭记。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影片难就难在怎么呈现，怎么平衡？”
从打算开始拍《二十二》的那一刻，郭柯就开始跟时间赛跑了。早在2014年正月，他就收到消息，山西盂县的陈林桃、张改香两位老人默默离世了。数字在日益消减，他告诉自己还在等什么？当天他便召集了团队赶往山西，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拍的话，就再也拍不到了。“每当走一个人，我就有什么都做不到的无力感，看着她们不断离开，能做的只有留下影像，”他再次联系到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苏智良教授，根据苏教授提供的仅有幸存者的资料，整理收集，查阅书籍，规划路线，为最真实地去接近历史。
新京报：要去让老人回忆不愉快的经历很残忍，拍摄过程中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郭柯：我有什么理由放弃？其实跟老人整个聊天记录的气氛还挺愉快轻松。难就难在影片怎么呈现，毕竟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接收到的信息还是网络和书籍，怎么平衡认知。唯一遗憾的是，拍摄过程中，有老人一直在离世，成了永远拍不到的人，其余没有了。
从炫技到真实
“在这些老人面前，‘炫什么技’呢？”
《二十二》的开拍时间定于2014年5月，因为考虑到夏天老人活动的时间会比较多、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从酷暑到初秋，郭柯和他三十多人的团队乘飞机、搭火车和汽车，辗转五个省，和22位老人都见了面。整个拍摄过程中，郭柯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拍法是对的，“没有任何功利心和技巧，因为‘炫技’在她们面前不正确，为什么要去剪得好看、剧情化一点，有自信把这种无聊和真实带给观众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尊重，再说我刚开始就没想过要公映，为什么要有压力？”
新京报：《三十二》和《二十二》有很明显的转变，感觉后者没有前者的震撼力？
郭柯：是的，我也认为你看《二十二》的感觉会更平静一点，其实之前的短片还有一些自我的表达在里面，拍摄过程中我也发现有些问题好像不太对。那时候年轻，表达欲望很强，对所谓的光影、构图上面有所要求，就像有种“炫技的感觉”，有些画面表达不是太准确。后来我决定长片的时候就依照完全的客观记录，只带录音器材、摄影机、一个监视器再举个杆就足够，只是真实还原，其他什么辅助器材、什么技巧都不要。
从碰壁到感动
“要求把影片弄得动人，是因为他不懂”
决定记录这个特殊群体开始，郭柯自然也遇上了资金上的问题，前期走访很多采访对象，已经花去了不少积蓄。《三十二》的一位海外制片对项目有兴趣，决定投资50万美元，但2014年4月的时候，他认为和郭柯的理念不合，决定撤资。这些碰壁并没有让郭柯心灰意冷，他开始继续找资金，他曾计划把成都那套地段比较好的房子挂出去售卖，但因为买家都得分期付款，时间也等不及。没人帮他，万般无奈下他找到了并不那么熟络的张歆艺，给她发了个短信，编了又删删了又编，不到一分钟就收到了张歆艺的回复“没问题”。而整个过程中，郭柯最感动的是张歆艺对他的信任，毕竟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她没有要求过多参与、也不会干涉，只是我去每个地方都会拍照片给她看，告诉她电影的进度。“这种影片推迟和报废很正常，我就是很不想这样，好在，有人帮我。”
新京报：听说之前有人是想投资，但最后撤资了，其中发生了什么？
郭柯：那位制片人来自外国，他觉得应以电影为主，怎么去讲一个生动的故事，他担心我这22个人的故事讲不好，想弄得打动人一点，同时也要节约成本、不用跑那么多的地方。
我当时就告诉他，“不要和我谈电影，她们在我的心目中是最后的一个群体，是需要真实记录的，你无疑就是一个有钱人，没有什么情感，也不懂我们的感情。”
【关键词】
素材取舍
纪录长片中刻画了22人，要在有限的片长里面让所有人记住这些老人看似不可能。对素材的选择有不少的要求和取舍，郭柯说选择素材的唯一标准，就是让公众可以接受这群老人，能够喜欢她们。“例如其中打过日本鬼子的老人，她会发脾气、吵架，是非常真实的，但观众能接触到的篇幅可能就十几分钟，不像我们用一个多礼拜来相处，对她们的性格非常了解，就想以完全的真实和平常，呈现给大家她们是怎样的。”郭柯回忆说，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和老人们会往开心的地方聊，但也难免会接触到以前。“我希望大家能变化一个方式去看她们，生动、普通，和我们身边的老人一样。喜欢这个词可能太深了，更表面的是让外界接受她们。我不能告诉你这个老人好惨，皱纹很深，这些没有意义，想把我喜欢她们的地方，展现给大家。”
葬礼结尾
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用葬礼呼应，在他看来，这或许就是影片该有的命。影片结尾是山野被大雪覆盖，老人的坟墓寂静地立在山头，然后镜头慢慢移动，从冬天来到了春天，墓地长满了绿草。当记者问到这样设计结尾的含义时，郭柯表示：“说实话，有什么准确的意思我说不出来，茫茫雪野，我内心是有种感慨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她们就这样走了，如果我们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像被一场雪覆盖的山野，默默隐去。(沉默10秒)，以葬礼的画面结尾，对我来说，只是作为一种感慨分享给大家，仅此而已。因为我对社会的认知和人生经历有限，不想刻意说明什么东西，若把我的思想带进来未免也太狭隘了，这种方式是可以和观众互动，大家是能够思考的。”
回应质疑
近两年，《二十二》举行过很多次点映，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也开始质疑，有人认为这种题材是在消费老人受过的苦难，郭柯也对新京报记者回应了这些质疑。他表示：“她们一直被称之为‘慰安妇’，但这样的称呼也是被迫的，如果不是为了帮她们争取权益，或许根本不愿接受这么冠冕堂皇的称呼，她们是独立的人、是活生生的人，也是英雄。真正接触到老人之后，眼前的老人都是活生生的人，她们和我们的奶奶、家中老人没什么两样。她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拍，过程中我们最注重的就是尽量注重对方感受，比如聊天的地方都在她们床边，给她们安全感，或者是她们家人外出的时候，尽量考虑对方的感受，就像听奶奶讲故事一样，她们也会想要告诉你。至于我个人来说，就会延续这段缘分，每年去看她们，去陪陪她们。
编辑： 罗予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