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企业家：担心仇和落马他提倡的一律被否定

核心提示：浙商刘卫高在昆明的项目凸显了仇和主政之时，在招商引资背景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行政权力的边界、公权力的扩张与制衡等问题，这些并不仅仅发生在昆明

2015年3月15日12时53分，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甫一公布，即引爆关注。这时距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式仅3个小时，仇和刚刚回到云南代表团两会驻地。

这位曾被称作“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官员，仕途就此谢幕。

与仇和有密切关系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商人刘卫高，则缺席了这次大会。2015年年初，刘卫高已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刘卫高的商业版图扩张轨迹恰与仇和的仕途相合——发家于江苏宿迁，后南下昆明。

2007年12月，仇和出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5个月后，在昆明，刘卫高牵头创立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云南中豪”），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开发、房屋拆迁、物业管理、仓储理货等。

云南中豪甫一亮相便享尽风华。2008年9月，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下称“新螺蛳湾”）启航，由浙商投资集团投资、云南中豪承建，这是2008年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云南省重点工程，对外宣称总投资350亿元。这是一次义乌模式的“巨无霸”复制。也正是该项目，为仇和、刘卫高与云南中豪埋下此后受人指责的端由。

仇、刘两人是否有利益输送行为，有待官方进一步调查和披露。比之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巨无霸”项目凸显了仇和主政昆明时，在招商引资背景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行政权力的边界、公权力的扩张与制衡等问题。这些并不仅仅发生在昆明。

刘卫高漩涡

“去年3月，刘卫高参加全国‘两会’后，还给公司部分中高层带了‘两会’纪念邮票作为礼物，今年就听说他没去参会。”接触刘的人士说。3月19日，云南中豪公布董事长刘卫高因个人原因辞职。

《财经》记者获悉，2015年1月初，47岁的刘卫高被浙江省纪委带走协助调查。之后，在其家乡浙江义乌，率先引发政界震荡。据悉，刘卫高新近已被中央纪委带走。

之后，2月3日与2月10日，义乌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吴森民和义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奎明，分别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立案侦查。2月25日，原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荣川亦被立案侦查。目前可知的是，吴荣川和王奎明两人均案涉刘卫高。

在此前后，义乌国土局原局长傅强，义乌建设局前后三任局长蒋乐生、吕林勇、王韩深先后被立案侦查。《财经》调查证实，云南中豪的股东之一吴永民正是吴森民之弟。不过，吴森民被查系由傅强牵扯而出，后者因在地产项目中涉嫌违规操作案发。吴森民同样牵涉这宗土地的开发。

至此，2015年以来，县级市义乌已有7名副处级及以上官员被立案侦查。

当地多名人士称，义乌是刘卫高的“资金池”。他曾以1％－3％的月息，在义乌政商两界多次筹集资金共约10多亿元用以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建设，这批资金于2012年结清本息。

2013年，刘卫高在义乌再次融到高额资金，但这一次却没能全身而退。去年5月，刘卫高停付利息。

昆明一位知情人称，由于拖欠当地几家媒体广告费已有一年多，云南中豪被多次催缴后曾提出拿房产还款。其资金链紧张近年来引起舆论关注，这位人士介绍，2012年夏，在昆明一直低调的刘卫高同时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首先澄清了中豪资金吃紧、他跑路的传言。

刘卫高以袜业起家，1993年在义乌创办浙江芬莉袜业有限公司。2003年，受浙江工业项目建设用地的控制和当地劳工薪酬上升等因素影响，他急需向外拓展产业，后于当年前往宿迁创建江苏芬那丝企业有限公司。此前一年，仇和升任宿迁市委书记，正在当地推行三分之一干部离岗招商。

此前受访时，刘卫高曾回忆，当时的市长“听说我有来宿迁投资的意向，一路从浙江丽水赶到了义乌，中午11点多钟正是吃饭时间，他们没有打扰我，在大排档上吃拉面，还被城管撵赶。宿迁领导的诚心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打动了我。”

在宿迁，刘卫高实现了商业版图的扩张。2004年，他与一家日企签下标的1000万美元的供销合作协议，与其一起接待外宾的就有市委书记仇和。随后，刘卫高进军地产业，创建“宿迁·义乌商贸城”。在奠基仪式上，仇和、吴荣川、刘卫高均出席。

两年后，他被封为宿迁“建市十年十大功臣”之一。他那辆黑色劳斯莱斯牌照“N00000”的来历和故事还上了江苏省第一大报。

刘卫高的发家当然并非这么简单。一名接近中豪的人士称，多年后，刘卫高的哥哥在昆明向人讲起弟弟的艰难创业史，“还会落泪。”在公司，刘氏兄弟被评价为人随和，特别是刘卫高，出差归来经常给中高层带礼物。

刘卫高被带走后，事件持续发酵。2015年3月15日，仇和落马。三天后，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被公布接受组织调查。谢新松曾是仇和秘书，追随仇和赴昆明任职，两人同籍江苏。据悉，谢此前已被要求协助调查。

新老螺蛳湾之争

云南中豪成立之后，新螺蛳湾高调入市。2008年12月1日，新螺蛳湾开始散发广告。这份名为“政府公告 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第（1）号通告”称，现有螺蛳湾片区将拆迁，新项目是未来昆明仅有的综合小商品国际商贸城。

通告毫不掩饰政府对其的支持，称昆明市政府成立该项目的推进领导小组，由专门机构负责拆迁与安置，还引用仇和的原话称，“现有螺蛳湾搬迁改造项目必须与新建项目捆绑开发，统一建设。”

通告所称的“现有螺蛳湾”位于昆明主城区西山区二环内，1989年取名螺蛳湾商品批发市场（下称“老螺蛳湾”），逐步发展成占地82万平方米的批发市场，闻名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

此前不久，昆明市官方的解释是老螺蛳湾市场布局陈旧，配套设施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且地处市中心，影响了城市交通和城市空间业态的发展，迫切需要搬迁改造、升级换代。

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建明曾任昆明市西山区螺蛳湾商会的法律顾问。据他称，通告发布不久，还未接到老螺蛳湾搬迁的政府文件，新螺蛳湾的广告已进驻老螺蛳湾周边，且公然跑到老螺蛳湾挖商户“墙脚”。政府还明确2009年11月底强制关闭老螺蛳湾，“以公权力手段干预市场”。

被强制关闭的市场不止老螺蛳湾。昆明市政府的一份文件显示，昆明开展主城区批发（专业及批零兼营）市场搬迁改造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仅2010年的43家计划搬迁市场表中，33家市场被明确要求搬至新螺蛳湾。

“2009年，老螺蛳湾的业主决定用法律手段维权，保卫业主和商户利益。我们称之为老螺蛳湾保卫战。”苏建明说，当时《物权法》刚实施，业主和商户的利益理应得到保障，未得到赔偿的部分业主和商户愤然上街堵路示威。

作为律师，苏建明建议理性维权，但过程异常曲折。他介绍，老螺蛳湾最大的业主、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早在1999年即注册“螺蛳湾”商标，中豪仿冒该知名品牌，涉嫌商标侵权。云南中豪则称政府立项允许其使用这一品牌。业主向当地工商等有关部门反映此事，没有实质效果，向中豪发出律师函后提起诉讼亦未获立案。

随后，苏建明以云南中豪作为同行业竞争者涉嫌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秩序为由，向昆明市中级法院、云南省高级法院提起诉讼，也未被受理。

云南中豪进驻昆明后在几大平面媒体投放了大量广告。了解情况的人士说，每家每年少则一两百万元，多则二三百万元，成为媒体大客户。老螺蛳湾提出涉嫌商标侵权，“不符合《广告法》，但工商部门不管，有些媒体就继续刊登广告。”2009年左右，昆明一家媒体刊发了对老螺蛳湾相关人士的采访，之后一段时间内云南中豪停止了在该媒体投放广告，“昆明市一位时任副市长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该媒体，对报道表示不满。”在新螺蛳湾所在的官渡区一次媒体联谊会上，区委一位官员也明确表示不欢迎对新螺蛳湾的负面报道。

老螺蛳湾的业主在网上发帖维权也很快被删除。直至2009年7月，昆明市西山区螺蛳湾商会和两家业主将发布广告的北京搜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第一被告起诉，案件才在北京市高级法院立案。

“成功立案后，业主们很高兴，但在等待开庭中，螺蛳湾商会被莫名注销，原告之一失去了起诉的主体资格。”苏建明称。

转折出现在2009年9月，该案的原告申请撤诉，北京市高级法院的裁定文书显示，原告“以其权利有望得到有效维护为由”，提出撤诉申请，法院准许。

了解此案的人士对《财经》记者称，案件撤诉的缘由是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从中斡旋调解。老螺蛳湾的业主提出在老螺蛳湾片区原地重建，中豪则希望参与。最后折中方案是，“中豪可以参与原地重建，但股份不超过三分之一。后来因老螺蛳湾拆迁改造进度较慢，新螺蛳湾发展不错，中豪又退出了其股份。”

2010年5月，昆明市西山区政府正式授权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业主代表组建昆明螺蛳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此作为运作平台，在原址升级重建。商界角逐，变幻莫测。

土地拍卖护航与权属纠纷

新螺蛳湾位于昆明市官渡区，连接昆明老城区和呈贡新区。2015年3月22日，在这里，还能看到窗帘行业从一期搬至开业不久的三期的横幅。

新螺蛳湾体量巨大，从一期写字楼到配套的小商品加工基地，驱车也需要20分钟。在最初的宣传中，新螺蛳湾称规划总占地面积约5705亩。目前，仅从已公开的土地挂牌交易公告可知，中豪分别在2008年9月22日、2010年3月26日和2011年3月16日，拍得官渡区宏仁片区土地859.866亩、597.83亩和1851.26亩，也就是说，中豪目前共从官渡区拍得土地约3309亩，作为新螺蛳湾一期、二期、三期建设。

这三次拍卖，每次都只有中豪一家参与竞拍，背后是政府各部门助力新螺蛳湾项目顺利推进。按照正常的招拍挂流程，先是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收储土地，再向规划局申请红线图和控规图，国土局拟定出让方案、发布出让公告，申请人提出竞买申请、交出让保证金，然后是挂牌、成交确认等程序。

《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2009年12月13日昆明市政府会议纪要（下称“纪要”）明确显示，有关部门为新螺蛳湾保驾护航。其中对二期事宜的要求是，2010年1月26日公示挂牌螺蛳湾二期拟用土地安排工作，同时准许企业可先期进场开展前期工作。具体的步骤显示，2009年12月14日，中豪先拿出土地预申请保证金1.7亿元缴纳至昆明市土地储备中心；昆明市土地储备中心最迟于2009年12月24日向规划局提出规划图；昆明国土局2010年1月26日公示挂牌二期拟用土地。

这与正常流程完全不符。

是次会议，中豪也派人参与，会议还明确将确定事项纳入督察范围，市纪委、市政府目督办定期督办，未按要求完成严厉问责。

会议还要求，呈贡县政府2009年12月31日前解决好新螺蛳湾一期及配套居住区中荒山使用权重复发证和权属争议问题。

“荒山”位于呈贡洛羊镇片区，原属呈贡一家轧钢厂。云南富达租赁有限公司（下称“富达租赁”）总经理穆路称，19年前，富达租赁与轧钢厂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轧钢厂所有的333公顷（合4995亩）荒山使用证作为抵押担保物。2004年发生争议后，经昆明市中级法院调解确认将该荒山使用证的使用权益抵押给富达租赁。随后，富达租赁向当时的呈贡县政府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变更手续。“在2009年办理变更期间，也没有人通知我们，就发现该地块将挂牌交易，遂向有关部门反映。”

2009年12月，昆明市国土局公告中止该地块交易。

但是，呈贡县政府经过调查核实后又称，这家轧钢厂所有的荒山土地与南京一家钢铁厂66.67公顷的土地范围一致，出现一地多证。因呈贡这家轧钢厂未交过出让金，且没有按照规定实施绿化，违反了有关规定，应予以纠正。为尽快解决螺蛳湾用地问题确保项目如期推进，撤销呈贡这家轧钢厂的荒山土地使用证，同时由政府应对可能的诉讼。

富达租赁只得起诉呈贡县政府未经其申请，也未经通知即撤销轧钢厂荒山使用证的行政行为违反规定，致使其申报中的规划项目流产，损失上亿元。

2010年4月，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裁定不予受理富达租赁的起诉，后云南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这一裁定，富达租赁继而向最高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2011年12月，最高法院裁定指定云南省高级法院再审此案。后者再审认为，此前法院作出的民事再审裁定并未终止原调解书的执行，富达租赁仍可以对荒山土地使用权主张权利，并裁定该案由昆明市中级法院立案受理。

目前，该案尚无结论。但那片荒山，已被中豪拍走建设楼房，无法逆转。

“运动式发展与破坏”

同样不可逆转的还有官渡区宏仁村。在宏仁老村，随处可见拆迁过后没有门窗的楼房，里面堆满了生活垃圾、破衣烂鞋。

宏仁村本可免遭拆迁之劫。2009年4月8日通过的《昆明主城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管理办法》，拆迁范围并不包括宏仁村所在的矣六办事处所属土地。但履新昆明市委书记之初，仇和就开始推动强力拆迁。

2008年1月，昆明成立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仇和出任领导小组政委，计划5年改造336个城中村。

现年82岁的宏仁村村民莫正才，在老村居住多年，家中房屋保存了滇池建筑文化的特色“一颗印”——四合院外形方方正正如同一颗印章。他是村里的抗拆代表之一，耄耋之年四处带头反映村子被强拆。

“宏仁村村民是农村户籍，以前村子周边还有农田和菜地，想不通怎么就成了城中村。”莫正才说，2010年4月底，官渡区矣六街道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宏仁社区小组进驻，贴出通告并召开党员大会，才让村民们意识到居住多年的村子可能要拆迁，不仅包括老村还有新村。

多数村民不同意拆迁。宏仁村户籍人数2694人，还有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数1300余人。刚建成不久的宏仁新村是该村2005年申请按照新农村建设集资盖的新居，共有503幢房子，老村有700多幢房子。

多份政府文件显示，宏仁村、塔密村等三个村子被纳入城中村改造的路径是，先是根据新螺蛳湾的总体规划，浙商投资集团、云南中豪对宏仁村等改造申请，经矣六街道办事处、官渡区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昆明市规划局层层上报，最终获昆明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

批复称，未列入主城区改造范围的城中村逐步演化为新的城中村，若不同步实施改造，将影响现代新昆明的建设。

同年4月，昆明市委将新螺蛳湾片区改造列为昆明市政府城中村改造重要项目之一。当月，官渡区委、区政府决定开展加快新螺蛳湾项目建设“百日会战”，并专门印发通知，对征地拆迁作出具体部署。“百日会战”的指挥人员由官渡区委、区政府、人大、政协、纪检、司法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对宏仁村的目标是6月底前完成拆迁，7月底挂牌交易。

经拆迁动员后，一些村民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莫正才和李绍荣等村民还是坚持抵抗。他们多数是老人，担心拆迁后居无定所。2010年7月1日，多名拆迁人员进入村子，与村民发生直接冲突。莫正才事后回忆，有关部门共动用97辆大车、小车拉来拆迁人员，“一些村民被打，用于拆迁的挖掘机被村民烧坏，当晚有8人被带走，后来3人获刑。”

随后，莫正才等人四处信访。曾在宏仁村插队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长期关注小村变迁，公开著文反对昆明城市化运动式发展和商业开发对古村落的破坏。朱晓阳说，2010年6月底，昆明市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官员授仇和之意，联系到他请他去昆明做调研，并可资助经费，被他婉拒。

反拆迁最后出现转机。2011年11月，有关部门通知宏仁小组503幢新建农房被调整出城中村改造范围，其余农房加快拆迁改造。

不过，至今宏仁老村还保持着被拆了部分的现状。宏仁村民小组组长李绍荣说，在街道开会时，“至今都没提起老村怎么办。”

仇和的“遗产”

“我给一些政府部门讲课时就提到，螺蛳湾的事情可能会成为昆明的一个污点。”昆明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昆明市政府法律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李春光说。

李春光称，云南中豪是由仇和引进的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政府强行关停老螺蛳湾，发展新螺蛳湾，被关停的市场被要求搬到新螺蛳湾，否则变更营业执照等，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实行高压政策，令很多业主和商户不能接受，“这显示仇和、政府部门对公权力没有敬畏之心。政府的职责是管理与服务，少给企业抬轿子、吹号子。”

2004年3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要求从2004年8月31日起，所有经营性的土地一律公开竞价出让。2009年9月昆明市出台《关于昆明市完善用地中已出让土地补缴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公告》，要求2004年后取得的住宅用地重新以相应标准进行补缴，土地成本和开发成本重新计算。

“哪有新政后再倒回从前算账的，这种行政作风破坏力很大。”李春光说。

和许多人一样，他认为仇和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仇和主政昆明后，加强吏治、强调官员问责等，给昆明官场带来新风。在昆明市‘两会’现场，我也见证过仇和现场办公的高效率。昆明市二环交通改造，前几任说了多少年都磕磕绊绊，就仇和短期做到了。治理滇池、推进城市改造，出发点是好的，他也有魄力敢做事，但仇和很强硬，要求公务员招商引资，官员和商人一旦走近，官商勾结的风险就加大。”

仇和的矛盾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李春光称，虽然仇和提出用人治来推动法治，但他主政昆明时，推动出台不少律师方面的法规、规章，对律师群体比较重视。中共十八大提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而仇和在昆明时即已提出过政府机关聘请法律顾问。

对于仇和，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认为：“他是用不民主的方式推动民主，人治推动法治。”2007年下半年，仇和刚到昆明不久，曾来到杨维骏家中问计。杨维骏提出三个论题：如何治理滇池，怎样建设新昆明，昆明市政府职能如何转换。“仇和都记下来了，还不时点头。同行的人说我们仇书记就爱听不同意见。”

一个月后，仇和还派人给杨维骏送来两盒月饼，但问计的事情没有下文。杨维骏称，仇和与时任省委书记白恩培的政治、思想和路线一致。白恩培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仇和提出“全域城镇化”。“把昆明郊区的良田毁掉，农民的房子拆掉，低价补偿，一些老年农民没有住处。”

白恩培在去年8月底落马。杨维骏自称曾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写信，分析云南的腐败也呈现出团团伙伙的特征，“仇和一来云南，就被白恩培请到云南省委大院居住。仇和作为昆明市委书记，直接住进正省级的房子里，与市委干部拉开距离，这在云南此前的惯例里没有出现过。”

不过，在仇和接受调查后，也有企业家叹息，称其在昆明时，成立市委目督办等负责监督问责，政府机关办事的效率大为提高。

有人表示，“就担心仇和出事后，仇和提倡的就一律被否定，并且带来官员的保守主义——不做事、不作为，这才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