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浮境内“π”字型支线：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在张骞通西域、陆地丝绸之路出现之前，海上丝绸之路就已开辟。早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时，中国海船就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等国，远航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Kancipuram）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然后，从今斯里兰卡经新加坡返航。这样，中国的丝绸，早在公元前就传入上述各国。《汉书·地理志》“粤地”条中对此作了最早的记载：“自日南障塞（今越南中部）、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越南南圻一带）；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当时的始发港是合浦。合浦郡紧邻交趾郡，合浦县濒临大海，西南海面宽阔，有着天然的港口，因此从这里启航至交趾便捷而省时。同时，合浦其北为南流江、北流江，溯南、北流江而上即可入西江，从而可沿漓江至桂林，依托灵渠进入中原。由于合浦地理位置重要，西汉时就在此设置关塞。《汉书·地理志》“合浦郡”条中记载：“合浦，有关，莽曰桓亭”。这里的“关”即要塞。

　　交通道路的开通单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而战争的需要就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着手道路的开拓。故交通开拓常以军事用途为始。“古代中国与南越之交通路线，则始于秦汉之用兵。”东汉建武十六年，交趾地区征侧、征贰姐妹起义。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扶乐候刘隆、楼船将军段志，进行讨伐。其中马援一路即是行经北部湾海道而入交趾。史书记载马援至合浦以后，“遂缘海而进，随山刋道千余里。”缘海路线为经今大观港、犀牛脚、龙门港，然后进入交趾。马援军队是从陆路到达合浦的。即出灵渠后经桂林，一路沿漓江经荔浦至梧州，沿着北流江，经藤县、容县、北流至玉林，再循南流江，经博白、石康达到合浦。（还有一路是经柳州至武宣，下郁江到南宁，再至崇左，从凭祥进入越南。）马援至交趾后，发现云南与越南北部之间有着交通。这条道路是从今越南河内出发，顺红河而上，过今云南河口，至今云南蛮耗、屏边一带，陆行至今云南蒙自、个旧一带，然后北上滇池地区。后来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考古发现，西汉时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在桂林、梧州、玉林、钦州地区。可见，这些地区在西汉时期就是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交通也较为发达。从《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和《后汉书》志二三《郡国志》统计岭南人口可知，交趾郡户数92440户、口数746237口，位居岭南各郡第一；九真郡户数35743户，口数166013口，位居第二；苍梧郡户数24379户，口数146160口，位居第三；南海郡户数19613户，口数94253口，位居第四；合浦郡户数15389户，口数78985口，位居第五；排列后两位分别是郁林郡、日南郡。交趾郡口数是南海郡的8倍，九真、苍梧两郡也远远高于南海郡。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后汉书·郡国志》所载的岭南五个郡（交趾、郁林人口失载），苍梧郡人口达466975口，远远高于第二名南海郡250282口，是其1.87倍。可见，两汉时期岭南人口重心在西部，以交趾、九真、苍梧为要。其中苍梧郡为中原和长江流域南下的必经之地。《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士燮传》载士燮祖先为避王莽之乱而迁至苍梧郡的，东汉苍梧郡人口的增多，一跃而成为岭南人口数量最大的郡。当时云浮境设有临允县，属合浦郡，其余部分属苍梧郡，都是当时岭南比较繁荣的地方。

　　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京城，如西汉时是长安（今西安），东汉时是洛阳。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来说，京城在内陆，陆路直达，无需转运。但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上线路，需经过一段陆路才能转海运。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还有一段连接京城与出海口的陆上运输线。两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海口在北部湾沿海，如合浦，从合浦到西安或洛阳还有很长一段陆路运输，这段运输的具体路线并无明确记载，也可能有多条。但在古代，人们总是优先利用舟楫之利，尽量选择陆上的江河水运。秦时，史禄开凿灵渠，将湘水和漓水相连，从而使得中原与岭南有了便利的交通凭借。建初八年，东汉朝廷采纳大司农郑弘的建议，因“旧交址七郡贡献运转，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遂开通了交趾经由零陵（今广西全州西南）桂阳（今湖南郴州）达于中原的道路，至南朝宋时仍为“常路”。

　　中原及至整个北方南下，无论是经郁水，还是贺江、北江，最后都是汇集西江一线，然后向南再选择线路前往雷州半岛和北部海沿海一带。其中，海路是由广州沿海南下，因为古代海船不能像今天这样走直线，只能在近岸走之字型曲线，距离其实很长，加之有海波风险，一直都被视为畏途，它其实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完全代替陆路。陆路南下的一条主线路在今广西境内，即前述经北流江、南流江入海。今云浮境内的主要河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为由西江南下的重要陆上支线。一是经南江水路，从今南江口溯罗定至船步、太平、罗镜、加益等镇，越过分水岭到信宜，再沿鉴江顺流而下，可到高州，并至湛江、吴川之间出海；或转陆路到合浦一带。二是由新兴江上溯，在今河头“舍舟登陆”，进入阳春，经一段陆路转漠阳江入海或经陆路继续南下至合浦沿海。上述两条南行支线，如果加上西江段的东西航线，云浮境内的海上丝绸之路支线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π”字型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三国时期）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因此，由广州出海南行的线路就日益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路，凿通了一条长二十多丈，宽三丈余，高十多丈的大山坳，形成沿南北延伸修整岭道，宽一丈，长30多华里的山间大道。南通广东南雄，北接江西南安（大余），从而使大庾岭路变成“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康庄大道。新路开通之后，南北交通大为改观，使岭路“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的畏途变成了通途。此后，灵渠的地位急剧下降。但是，直到明清、民国及至建国前，云浮境界内的“π”字支线仍然发挥着一定的通道作用。仍有部分货流人流不从广州登陆，而是在茂名湛江沿海登陆，再北上，经南江或新兴江入西江，或东转广州，或西转北上中原内地；相反方向，则有部门中原内地货物南下西江后，不从广州直接出海，而是溯西江而上，然后转新兴江或南江再南下出海。如晚年被贬谪岭南流寓广东惠州的苏轼，1097年62岁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海南岛）安置，他就没有直接走海路，而是由西江溯流过云浮，经梧州泛舟藤江、绣江，过容县都峤山下，从北流圭江上岸，越鬼门关从南流江南下雷州，渡过琼州海峡，最后抵达儋州（今海南儋县）。其实，高州、信宜未通高速之前，都一直有班车是经罗定下广州的，这还是前几年前的事。充分说明“π”字通道至新近仍在发挥作用，只是水道已废，变成公路而已。

　　总之，云浮境内由西江、南江和新兴江等水路为主构成的“π”字通道，在历史上长期发挥着交通作用，是南海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陆上支线系统。只是魏晋以后，特别是唐朝开凿大庾岭以来，其地位不断下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