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纵云登盛治 闾阎恐有待炊人”

　　□凤 黄

　　1、拥护新中国

　　 罗翼群(1889-1967），原名道贤，字逸尘，兴宁县大龙田鸳塘村人。罗翼群自小孤贫，1908年9月毕业于广东陆军测绘学堂。1912年，罗翼群就任都督府参军并兼任陆军测量局局长、陆军测量学校校长，深得孙中山赏识。1929年春，陈济棠就任广东编遣区主任和第八路军总指挥，且与古应芬等国民党元老派组成西南政务委员会，这些“元老派”人物包括邹鲁、萧佛成、唐绍仪、陈融等，罗翼群亦是其中一位。以后罗翼群历任广东治河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府委员兼南路行署主任等职。1949年八九月间，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罗翼群等在香港发表声明，号召国民党人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呼吁国民党官兵起义，投靠人民，结果他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没收房产。1949年11月，罗翼群得知广州解放，他写下诗歌《喜闻广州解放》：“庾岭长驱到曲江，旌麾指处望风降。兼旬未及名都下，光武昆阳曷足双。”次年冬天，罗翼群从香港返广州，以后担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员会第一届常委、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1953年他写了《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成立有作》、《庆祝中苏盟约成立》、《广州华侨大厦落成》一首又一首歌颂祖国建设成就的诗篇。

　　2、为民发声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意见。5月9日，罗翼群在省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说：“人民有苦必叫，势所必然，不能加以压制，而反映人民意见，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岂容隐讳？有人说，人民叫苦，干部也跟着叫苦，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太正确，有违听取人民意见的精神。”罗翼群担心报纸刊载他的发言时简略被人误会，曾写信给报社并要求原函照登，他在信中指出解放七年来，人民生活的确大部分好转，然也有一部分没有好转（如城市失业者及贫民和人多田少而又没有副业的农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讳言。他建议：“对于人民生活问题也就是各种物价问题，应要有适当的统筹兼顾，分别调整一下。我认为这对于团结人民，发挥潜力，共同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好处的。”（见1957年6月8日《南方日报》）

　　3、“常怀禹稷仁”

　　1957年6月，罗翼群将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兴宁、平远、蕉岭等地考察，出发之前他想到的是古时候一心为民、“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夏禹、后稷，他写诗《视察粤东待发有作》云：“少年志学在亲民，饥溺常怀禹稷仁。今日纵云登盛治，闾阎恐有待炊人。”最后一句则是罗翼群要重点考察的情况。闾阎，古代里巷内外的门，这里泛指平民老百姓。

　　一路上，罗翼群见到群众便问:“生活过得好吗？”又说：“有意见可写信给我。”他在菜市场问老百姓：“你们吃多少粮？是否公粮过重？余粮卖得过多，你们生活不好，怎样出工？”又说：“下四府吃得饱、穿得好，兴宁人个个都很瘦，比不上他们。我是民主人士，什么都不怕！”在平远，罗翼群说：“农民现在很苦，我很同情你们，我发表过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文章，你们看看是吗？没得吃，饿到病，没钱医，就会死人的，这还不是到饿死边缘吗？”深入基层，询问群众疾苦，是罗翼群的目的，连《人民日报》记者也报道说：“6月11日到16日，罗翼群在兴宁‘视察’。他见到农民就先问：粮食够不够吃？油、肉够不够吃？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黄？甚至面对着体格非常结实的农民也问：你为什么这样瘦弱？当然，他没有得到使他满意的回答。”

　　 4、“陷入重围”

　　最后的“他没有得到使他满意的回答”一句，或反映了当年媒体在罗翼群视察时紧跟报道的动机。

　　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一篇《罗翼群放火不成烧了自己》的文章说：“罗翼群在蕉岭县的五天当中，就已经陷入了当地农民、学生、职员的重围之中。24日，蕉岭县第二中学教职员和学生就曾当场质问罗翼群：你为什么说广东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28日，蕉岭县城一千多名农民、学生、职工又在文化馆举行座谈会，发言人接连举出事实驳斥罗翼群的谬论。罗翼群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地说：‘在蕉岭没有到饿死的边缘，绝对没有。’一看事情不妙，29日清早6点钟，罗翼群便偷偷地离开了蕉岭，溜之大吉了。”“6月29日上午九点钟，当罗翼群来到梅城镇的消息传出后，梅城镇的居民、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约两千多人，怀着愤怒的心情到他的住所去质问他：‘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根据何在？’接着，附城、水白、扶大、城东、城西、西阳等乡的农民听到消息后，也派了代表一千多人赶来和罗翼群讲理。罗翼群卸下行装大约有三十分钟，整个旅社的四层楼内和门口、大街上都站满找他辩理的人群。上午十一时左右，在梅县人民电影院，三千多工人、农民、居民、干部，向罗翼群展开争辩。许多人都用切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罗翼群的谬论。罗翼群不能作答，他竟嫁祸于人，说他的‘饿死边缘’的谬论是被报纸断章取义弄错了！”“在兴宁县期间，罗冀群不敢离开人民警察。愤怒的群众，使这个猖狂一时的政客惊慌失措起来。他甚至不敢住在旅馆里了，因为每天有大批工人和农民到旅馆来和他辩理。他向县长要求住到县人民委员会去。他的要求得到了应允。但无论住在哪里，罗翼群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他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

　　5、“断章取义”

　　这是《人民日报》的报道，事实上罗翼群的情绪及行程并不受此影响，正是那句“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罗翼群认为是犯了“只顾国计，不顾民生”的错误，他在粤东视察了刚刚建成的兴宁合水水库，巡视了水灾最严重的坭陂乡，6月14日，罗翼群在兴宁写诗《接见农民及来信》说：“农民意见尚多端，寄语堂帘莫等闲。国计民生要斟酌，昔贤先我献忠肝。”诗后有注：“林则徐奏疏略云：‘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即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为邦本也。此时罗翼群铭记的是林则徐的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回到广州，面对连场大会的批判斗争，罗翼群说：“要我参加辩论会是没有用的，我如果要辩论就要被指为狡赖顽抗。你们不是已经给我下了结论吗？这结论就是理屈词穷，低头认罪。”9月，罗翼群在一次与省委整风办的谈话时说：“我绝对没有说过广东人民、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报纸是断章取义！我只是说一小部分人接近饿死边缘，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国营商品价格高——最近两百多种商品降价，政府这样做是对的，难道不是事实！一些低级干部生活受威胁。像我在兴宁时，有人告诉我农民生活是两粥一饭，但是我去一看却是三餐都是粥，有的还吃不饱，这就是不实事求是。”

　　6、报道者说

　　时至2004年，原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说：“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叫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他在前面走，我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我俩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后来罗翼群被押回广州，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批斗他，他怕被整死，躲在汽车后排的麻袋包底下，我就写了一篇《麻袋包下》。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写得很挖苦。现在看，我那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也是很‘左’的、很错的。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作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我感到内疚。”（见《纵横》2004年第4期）

　　尽管遭此不公平待遇，1959年国庆节，罗翼群写了《建国十周年喜赋》诗云：“建国辛勤恰十年，年来跟进更欣然。政权巩固逾磐石，业绩辉煌著简编。永念先驱艰缔造，定知后劲益精坚。和平号召群伦应，伫看瀛寰戴一天。”再后来“文革”爆发，1967年9月，罗翼群在广州黄埔村病逝。

　　时至1981年4月，经中共广东省委复查给予平反改正，恢复罗翼群的政治名誉。1987年，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杨应彬在新版《罗翼群诗集》序文里说：“罗翼群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为祖国为人民做了好事。”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