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恩培把刘汉介绍给仇和 仇和：无能为力 帮不上忙

本刊记者 徐丽宪 实习记者 杨静茹

对云南官场来讲，仇和是一个突降的外来者；于昆明民间而言，仇和是一个野蛮的拆迁者；但对他自己来说，他觉得是一个施政理念不被理解的孤独者。在这三者之间，仇和始终都没有学会妥协合作。在政治岁月的最后，他本想寻找中庸之道，可终究一切已来不及。孤独，成了他最终的宿命。

熊思远为仇和震惊了两次，头尾伴随着仇和在云南的开始和结束。他是云南大学的一名教授。

3月15日，熊思远想早点回家看李克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便在头一天通知学生早一点下课。当他匆匆赶到家时，记者招待会已近尾声。“并没有我们期待要宣布某些‘你懂的’的消息。”自2012年温家宝在他总理任期最后一年的记者报告会上捅破薄熙来事件后，他对每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都充满了期待。

他关掉电视，准备休息一会儿，但还没躺下，手机就响了。朋友转给他的一条中纪委刚刚宣布的消息显示：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脑子里立马有3个大问号，接着3个大惊叹号。”熊思远说，“等到了大消息，却是我不想看到的。”最后，他再三强调，要求加上一句，“支持中央的决定。”

此时，他想起了刚到昆明时的仇和。在一次会议上，一个老朋友用昆明本地话告诉他，仇和要来昆明了。他一时没听懂，回问朋友“哪个球和”。当朋友告诉他是明星官员仇和时，他震惊了一下，觉得，“昆明有希望了。”

从希望到问号以及惊叹号，近8年时间，仇和在云南到底经历了什么？

2014年8月9日，云南昭通巧家县地震灾区，省委书记秦光荣与省委副书记仇和等领导在包谷垴乡新平村下大坪集中安置点慰问受灾群众，询问了解群众安置生活情况.

铁腕治官

2007年12月28日，昆明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和云南省委关于昆明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调整变动的决定：仇和同志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常委，昆明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此时距离十七大结束两个多月。仇和是十七大结束后第一位跨省调动的部级干部。那时，中国的城市建设进入了一条快车道，跨跃式发展成了各个城市的主流。

会上，仇和用带有浓重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发表了“八无感言”。他说，“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过事，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这样的官员没见过，从他透露的信息看，跟本地的官员太不一样了。”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这样评价他对仇和的第一印象。这位干部说，昆明节奏太慢了，培养了太多的懒官，的确也需要一个有视野的官员。“在仇和来之前，如果通知9点开会，官员10点能来齐就非常不错了。”

“如果用水温来比喻仇和来之前的昆明官场的话，那就是30摄氏度。”对昆明官场有长期观察的民间人士霍泰安说。

仇和很快就见识到了这样一个“温吞水”的官场。有一次，仇和让办公室通知干部，第二天8点在市委大楼集合，前往滇池视察。次日，仇和按时到，可下面官员到的很少。仇和非常生气，手一挥，孤零零的一个人上车先走了。走之前，仇和让一位干部留下，交代没有按时到的干部，跑步去滇池见他。

“这太符合他（仇和）的风格了，不管任何时候，他从来不会等人，果断，干脆。”昆明本地一位公务员说，“经常是这个点跑完，就直接跑下一个点，让干部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此后，昆明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治理官场的措施，《新世纪周刊》称之为“仇和旋风”。

上任昆明整一个月，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

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但有一些民间人士称，仇和的电话根本打不通。

15天后，仇和又公布他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有一段时间，仇和要求所有的干部都必须学会三门小语种。“那时候，连村干部都没日没夜地在学外语。”霍泰安说，“仇和很明确要把昆明建成面对东南亚的大都市。”

上任昆明之初，仇和直接住在市委办公楼。“他办公室晚上经常灯火通明，他不下班，别的人也不敢下班，有事做事，没事也找点事做，干部都要装得很忙的样子。”昆明本地一干部说。

“此时的水温显然烧到了75摄氏度。”霍泰安说，“大家发现，要跟上仇和的节奏，就得跑起来。”

不久之后，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把仇和安排住进了令孤安（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前任）在云南任职时住的房子。“一个副部级官员，享受着正部级干部的房子，这让很多级别跟仇和一样的官员对他有很大的意见。”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峻说。

仇和在昆明官场的强势是众所周知的，他对外界也从来不掩饰这一点。在当地官场，与其搭档的时任市长张祖林被称为他的小弟。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又让基层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仇和有了很大的意见。

2008年2月20日，仇和邀请了江苏省的一批官员和商人，到昆明给干部介绍招商引资经验。却没想，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位干部竟打起瞌睡，仇和当场点名。两天后，这位招商局副局长被辞职。此事件报道后，仇和的铁腕治官被一些人称好，但也有一些人说这是“人治”。后来，仇和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情后，通过秘书向外界澄清了一点：他并没有要这位干部辞职。

此事无意中割裂了仇和对媒体的信任感，他对报道很不满意，认为媒体歪曲了他的意思，放大了此事件的意义。“后来，他从来不接受本地媒体采访，也几乎不接受外地媒体。”一位本地媒体人说。

“这件事情以后，昆明的干部都很畏惧这位领导，唯恐改革的刀子动到自己身上。”熊思远说，“对他是又恨又怕。”

这也正是仇和的矛盾之处。尽管他觉得媒体的解读歪曲了他的本意，但在内部，他却顺水推舟，默认了既成的事实。

“其实这时候，在云南官场，仇和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昆明本地的一位官员说，“在官场，很多人惧怕仇和，觉得他太认真了。虽然表面上认同，私下里却常常抱怨。一些干部甚至纷纷找关系，调到省机关去。”

本地官员对仇和的排斥，让他显然跟这个官场格格不入，觉得有必要找到一些能执行他施政理念的干部。瞌睡门事件发生前，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这样的举措让昆明本地官员更不敢懈怠。“也有些人认为，这些外来的干部占了本地干部上升的位置。”一位官员说，“当地人称这批博士为‘仇宝宝’。”

40名博士基本都被安排进了昆明市下辖县区的一些重要领导岗位。仇和在接见这批博士时，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是想从外面获得支持的力量，从昆明市的中层干部中获得执行力。同时，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执政智慧。”一位知情者讲，“仇和觉得这批人有知识，也有现代意识，可以在未来把政府的秩序和程序建立起来。从而改变目前这种人治的局面。”

一位跟‘仇宝宝’有过深入接触的干部说，这些人进入官场后的确给官场带来了一些新风。“在法规程序的制定上做得非常好，也打破了很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格局。”

遗憾的是，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后，这批博士几乎都被调离了原有岗位。理由就是“书生气太重，完全对事情没有决策能力，不懂官场”。

在仇和执政昆明整一百天时，当地的一份报纸——《云南信息报》为此做了一份特刊，细数他给昆明带来的种种变化。云南当地的学者对仇和的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云南大学教授称之为“仇和新政”。

时任云南省委一位主要领导看到报道后，颇为不悦。“带话给报社，说尽管报道很客观，也很真实，但还是尽量低调些。”一位知情者说，“另一位省领导看到后，也不高兴，对身边的人说，‘省委常委里面又不是仇和一个人，其他人也还是在做事的嘛。’”

面对官场同僚的不理解，仇和依然孤独地前行，他的说法是，“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认为，虽然仇和带动昆明经济实现了飞跃的发展，但遗憾是“最后他没能在昆明官场培养一个他的反对者”，并没有兑现他自己的承诺。

昆明，一位女子远眺车水马龙的北京路延长线。翻修历时4年，早晚高峰的北京路交通令市民怨声载道.

有理想，无情怀

在官不聊生的同时，昆明民间却拍手点赞。“通过整治官场，改变官员的作风，获得了民间力量的巨大支持，刚开始，至少有90%的民间力量在支持他。”昆明当地一位公务员说。

“去政府办事，找得到人，事情也好办了。”霍泰安说，“让老百姓有了直接的认识，对整个办事机构的直接观感发生了一个良好的变化。”

外界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在正式任命之前一个月，仇和就悄悄到了昆明。知情者说，仇和经常打出租车，一个人去昆明的市区和郊区秘密调研。其间，他用任命前的最后4天，除了解市委各个办公室的情况外，还请当地的媒体提供近期报纸的报道，并强调要“负面”的。“看看我们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和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仇和这样解释原因。

上任昆明的当天下午，仇和就到便民服务中心和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昆明民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座城市的主政者。大家觉得，这个官员不一样。

跟别的官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仇和到任之后，就迅按下了昆明城市的建设键。

云南当地资深媒体人郭敏说，昆明城市建设第一次质的发展是在1999年。当年，世博会在昆明举行。之后，这座城市的基础建设基本原地踏步。“仇和过来后，算是第二次质的发展。”

2008年1月17日，仇和在一次会议上这样描述昆明：“城中空间与城郊空间不对称，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对称；春城不绿，城市整体形象不佳；交通拥堵，市民出行不便，被一些市民戏称为‘困民’；城中村见缝插楼，春城几乎成为‘村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与现代化都市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

“村城，困民”，这种在昆明民间流传甚广的段子，却从来没有一位昆明的主政者拿来在会上说。当时，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同时，城市竞争力排名从2003年以来也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已经落到了第73位。因此，《新世纪周刊》把仇和的调任解读为，“这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他的宿迁改革的认可。从昆明来看，这里也急需一位改革派官员。”

对于昆明的交通，仇和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大家知道，1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10个出入口，2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20个出入口，3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30个出入口，5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50个出入口，而拥有600万人口的昆明，却只有17个出入口。”

这是仇和刚到昆明就决定治堵的原因。“出租车司机对城市的交通抱怨太多了。”一位知情者说。

在此种情况下，昆明一下子启动了84个城中村的改建和6条地铁的修建。整个昆明城成了一个大工地。“于是那段时间，写有江苏宿迁的挖掘机，日夜轰鸣在昆明的城中村，蔚为大观。”郭敏说，“那时候，我就判断，他会给这座城市带来美好的变化，也会给这座城市留下非常深的痛苦。”

媒体只注意到了城中村改造中制造的矛盾，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城中村的治安。在城中村未改造之前，昆明市的犯罪率中，城中村要占到60%。这也是仇和决定在3年内把昆明城中村改造完成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