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如何长大成人? 返沪知青子女访谈录
一个大浪打来，无数人离开上海，奔赴异乡，成了知青。
二十多年后，当知青们在异乡娶妻生子安定下来，又一个浪头打来了：一个孩子允许回到上海。
无数家庭再度经历了选择的艰难，分离的痛苦。
“当时，一个星期写了五封信，催父母把自己接回去……后来心就淡掉了。家人以为我是适应了，其实是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壁垒，把自己封闭在里面。”
“我是‘软着陆’，没什么苦大仇深的故事，但记得十六岁时，疯了一样想弹肖邦的《革命练习曲》。”
“回到上海，就像回到了老家，不过我经常想起舅舅家那个没有人愿意给他落户的孩子。”……说这些话的人，有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回沪知青子女，当他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便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独自从外地来到上海生活。如今，他们基本三十多岁，成家立业。
他们如何长大成人？今天，在当下的上海，记录和思考这段共同经历，有何价值？
“一个城市的风格是由它的各种群落组成的，回沪知青子女是独特、鲜活的一支。他们的喜怒哀乐，应该得到表达。”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孙向晨说，“他们的经历和存在，是这个城市独特的一笔财产。”
一位三十出头的上海男士告诉我，对他生命影响最大的阶段，是11岁那年。他是黑龙江上海知青的独生子女，1991年独自回到上海。当时他几乎每天都写信回去，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渐渐地，他感到失望，在一个拥挤的大家庭中孤单长大。直到去年在台湾参加了一个心理工作坊后，他才意识到这段历程并不是“往事”，而深深影响着他的现在。
我被他的这段经历触动。然后经过了解，发现有这样经历的人，着实不少。
从1980年代开始，就有知青子女陆续回到上海，回来时的年龄、途径各不相同。而我们这期报道关注的，是其中一支：受当时“上海知青子女可以回沪一人”的政策推动，户口迁回上海；从1990年代初起，离开父母，独自从外地回到上海。当时他们多半是青少年，家中独子；如今他们基本上年过三十，成家立业。
这段经历，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却很少得到叙述、呈现和思考。他们如何长大成人？他们如何拥有这段经历？
不过，这是往事吗？在今天、在当下的上海，来关注这个群体，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这个困惑伴随着我的采访。而编辑部给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思路：你要不要就带着这些困惑去采访？我们是否可以坦诚地告诉读者我们的困惑，让每个人自己去感受、去思考？
于是，就有了这篇分上下两期刊登的“困惑的报道”。
在徐汇滨江，这里曾有一片居民区，有老南站，有码头。孙慧明11岁回到上海后就住在那一带
“三天三夜”，无比漫长
■孙慧明，33岁
1981年出生于东北大庆，父亲是上海知青，母亲东北人，1991年独自离开父母，从大庆回到上海，目前是法务工作者。
“11岁发生的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孙慧明说。
粗粗看去，孙慧明是个年轻的上海男人，衣着清爽，性格温和，时常露出好脾气的笑容。不过接触多了，又感觉他不怎么像上海人。他能讲上海话，但更习惯说普通话，“普通话更像是我的母语，说起来更舒服。”
孙慧明是知青子女。
1969年，因家境困难，孙慧明的父亲主动要求插队落户，去了遥远的大兴安岭。后来大庆油田招工，许多大兴安岭的知青都去了大庆，孙慧明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就此在那里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小时候觉得爸爸很厉害：会开工程车，会做玩具，但不太陪我玩，也不太亲近。他性子有点躁，容易发脾气，对我还是很好的。”
1991年夏天，孙慧明虚岁十一，父母亲告诉他，这个暑假去上海，到爷爷奶奶那边玩。“我问，玩多久？他们说，有点久。那三天三夜够不够？我又问。那时候，‘三天三夜’是我心里最漫长的时间了。”孙慧明回忆道。
也许是担心孩子难以接受，也许是大人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分离，孙慧明的父母没有告诉孩子真相。
真相是，他们打算让独生子就此离开家，离开大庆，去上海读书、生活。
这个家庭的选择，是一个时代的切片。
据学者调查，“1987年上海人口抽样调查，市区青年人口为2722994，其中回沪知青子女占将近5%”（《回沪知青子女生活状况研究》，朱孔芳，韩毅）。
1960年代末，“插队落户”等知青政策引发了无数家庭的别离，而二十多年后，当知青们好不容易在他乡安家落户，却再度面临“留还是回”的艰难选择。如果说，这两拨扑面而来的时代浪潮有何相似之处的话，也许是卷入洪流、经受洗刷的都是青少年——他们不同程度地被外力打断了自然的成长过程。
“当时，一个星期给家里写了五封信，其说是信，还不如说是当时催岳飞回来的金牌，只是我催父母把自己接回去。”孙慧明说，“后来心就淡掉了，反正也没什么盼头，也就不去盼了。大家认为我是慢慢适应了，但现在我知道，那时我的身外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壁垒，把自己封闭在里面。”
孙慧明有本旧相册，保存了许多初到上海那几年的照片。相册的扉页上，有一行大大的、蓝色水彩笔写下的稚嫩字迹：“千万里、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
“现在，哪里是你自己的家？”
听到这个提问，孙慧明久久没有回答，好脾气的神情消失了，他陷入了沉思。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接到我的采访电话，你是什么心情？
孙慧明：有点意外的。
星期日：意外什么？
孙慧明：怎么突然会做这个报道，因为已经过去蛮久了。我印象中，知青子女返城，一九九几年的时候蛮多的。老家那边的同学，也有很多一起移到上海来，有适应的，也有回去的。现在，背井离乡的人已经很多啦，不过我们那个年代，离开父母不是潮流，是小众。
星期日：重新来聊聊一些“过去蛮久”的事情，你有什么感觉呢？
孙慧明：比较平静了，我的状态算比较好吧。其实我们每个个体身上，都有一些时代的特点和烙印。我是知青子女返城，我们后面，就是来上海读大学的、工作的、打工的，一拨拨。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十一岁，二十一岁的时候爸妈也回来了。三十年里面，有三种不同的状态。十一岁之前，无忧无虑，那时候的烦恼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父母对孩子比较简单粗暴，没有什么耐心，有时候“混合双打”。但是对我来说，大庆的11年过得挺开心的。
星期日：你现在还记得你十一岁的样子吗？
孙慧明：就记得当时留着个蘑菇头。但爸妈怎么跟我说来上海的，我都记得。那不是放暑假嘛，他们说，你去上海，爷爷奶奶那边玩玩。然后我问，玩多久？他们说，时间会有点久。然后我问，那三天三夜够不够？那时候，“三天三夜”是我心里最漫长的时间了。他们说，差不多吧。我说，那行，我去上海玩三天三夜再回来。上海比较陌生，亲戚接触得也很少，但对我都还蛮好。但十一岁小孩总归是最依赖父母的，没几天，就想家了。
星期日：谁送你来上海的？
孙慧明：爸爸妈妈的同事，也是上海知青，托他们带我坐火车回来的。
星期日：回来就住在爷爷奶奶家？
孙慧明：对，就是上海以前那种老房子，也不是石库门，在肇嘉浜路那边，里弄像迷宫一样，有些地方窄得都要侧身走。那时候一家是上下楼的，但住的人很多，很挤的，爷爷奶奶，大伯父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姐姐，也是知青子女，她比我回来更早，大概三四岁就过来了。我小时候比较感性，重感情，那时候电话也没有的，都是电话亭，没办法，更多的时候就默默地哭呗。
星期日：家里那么多人，你怎么哭呀？
孙慧明：基本上没人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跑到二楼阁楼，抱着枕头哭呗。
星期日：你其实是不知道要离开家，以后要长住上海的？
孙慧明：是啊，大人就会跟你说，没办法啊，你现在要读书啊，放假了就可以回家了……就是连哄带骗留下来的。从那时候开始，就寒暑假能够回家。
星期日：长大以后，当你父母也回到上海后，你问过他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吗？
孙慧明：没有。我家交谈很少。父母给我的印象是不太表达内心感受，所以很少有内心交流。这也是我需要突破的地方，不然和我儿子也会复制这个模板。
星期日：那么，作为知青的父亲，你也不太了解？比如他怎么去大兴安岭，他那么多年离开上海有什么感受，他现在过得如何，他对自己知青的历程怎么看，等等，你也不太知道？
孙慧明：现在的父亲，话少，有点闲散，不太有耐心。我们和其他人家一样，吃饭看电视的时候会聊会，但都不深入。我只知道，我父亲家里一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当时已经有一个哥哥和姐姐知青出去了，但只有奶奶一人养家，还是很困难，我父亲就主动要求出去的。好像当时姑姑在齐齐哈尔，父亲为了离姐姐近些，就去了大兴安岭。后来大庆油田招工，那批大兴安岭的知青基本上都去了大庆。
1986年，5岁的孙慧明，在大庆家中。童年和少年，除了偶尔挨父母的“混合双打”，过得无忧无虑。
星期日：回来上海以后，最不容易的是什么？
孙慧明：想家的感觉。1998年我回老家，看到家里抽屉里面有我小时候写的信，一周里给父母写了五封，内容都是这样：我怎么想家里啊，怎么想你们啊……那些与其说是信，还不如说是当时催岳飞回来的金牌，只不过我是催父母把自己接回去。
星期日：那段日子多么漫长啊。
孙慧明：是啊，最难过的就是每年暑假结束，要回上海的时候。东北的发小还给我出主意，要么你多喝点凉水，喝到拉肚子了你就不用回去。不过我觉得凉水不好喝，没听他的。11岁来上海后那几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发现快乐慢慢变少。原来在家里，一天都是快乐的，除了作业做不完的时候，捣蛋挨揍的时候。但是到了上海，那种快乐就变成一种想念，甚至变得很陌生，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就少了，长时间能量一直低。
星期日：很孤单。
孙慧明：对，长期分别、想念和失望，心里会低落。低落久了，就会产生一些壁垒。
星期日：壁垒？
孙慧明：把自己封闭和隔阂嘛。我从小的性格就不是很出头那种，到了上海就更加重，更喜欢不把自己表露出来。小孩子其实都会把想法直接表达出来，但如果周围不熟悉，没有那种亲切感，就会把自己慢慢封闭起来。
星期日：壁垒的意思是你跟周围有距离感？
孙慧明：壁垒每个人都会有，其实就是一个舒适范围。比如说我在这，我身外有一个框，这个框框以内是我熟悉、了解的，外面是我不熟悉不了解的，我越出了这个框，也许会不舒服，受伤害，只有在这个框里面我是舒服的。
星期日：当时回到上海后，这个框里就只有你自己了？
孙慧明：基本上就是自己。
星期日：那你自己怎么度过你的时间呢？
孙慧明：没有办法啊，就是上学啊，放学做完作业跟小朋友去玩一玩啊，玩完就吃饭啊，吃完饭就睡觉啊，这样子。
星期日：听起来和大庆的生活没什么区别。
孙慧明：表面上是一样，区别就在于生活中几乎没有父母这两个角色。
星期日：那意味着？
孙慧明：也有人照顾你吃穿，关心你生病，但是从心理来说——之前不是也有一个实验吗，一个初生的小猴子，给它一个玩偶，还有一个奶瓶，你猜它更需要哪一样？只有饿的时候它才会要那个奶瓶，其他时候都是抱着那个玩偶的——就是那种依赖、信赖，没有了。那种时候完全是靠自己，（读书）学得好学得坏，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要养成什么样的习惯，也是自己的事情；我怎么安排我玩，哪些玩适合我，哪些玩不适合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爷爷奶奶，亲戚对我蛮好的，也很尽力，那是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精神层面就没有特别多的照料。我也有同学从大庆来到上海的，大家的轨迹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同，像以前的学习委员，他就很喜欢学习，有很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他觉得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星期日：我感觉，当时的你很向往那种状态，但又很无力？
孙慧明：如果能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把学习当做乐趣，那至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东西上，至少生活中有一个重心。
星期日：当时你找不到一个可以集中注意力，让你投入的东西？
孙慧明：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很迷茫啊，上海的生活没有什么让我特别兴奋的事情，一年当中值得怀念的事情，肯定是放暑假回家，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特别快乐的事情。那时候是比较喜欢古文，学的最好的就是文言文，同学看不懂的，我理解起来就比较轻松，包括很拗口的那种，但我也没有坚持。初中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读诗，有那么一点兴趣想试着写写诗，到后来也没有继续些。那个时候也会有朋友，但也不太积极地去交往。或者说我们只是因为玩而处在一起，没有更多的了解。初中的朋友，到了中专就联系少了，而中专的朋友，到了工作啊就联系少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性格的关系，还是一个人回上海的关系。
星期日：你前面说的壁垒，是不是也影响了你的生活状态？看起来也是读书、回家、玩、吃饭，但这不是节奏，而是浑浑噩噩地过着？
孙慧明：对，麻木。像这种求学的经历很多人都会有，比如插班生，但我不是“插”到一个班级里，是完全“插”到另外一个生活环境里去了，就是“插”得很彻底，连父母也直接……
星期日：那和儿子分开的你父母的心情呢？
孙慧明：……挺想念的吧，我妈妈现在才50多岁，但头发全都是白的，她说就是那些年想我啊，操心啊，头发就都白了。
星期日：而你就在壁垒中，在迷茫中慢慢长大。
孙慧明：我体会到的迷茫，就是真正找不到自己的那种感觉。而当时所处的环境，加重了我的迷茫。而且这个状态真的是影响到后来，读书考试不是特别积极，甚至以前的工作态度上也不是很积极努力。我对生活中很多事都不是很在意。因为你十一岁时很多想法没有人支持你，你也做不到，那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无所谓啦。
星期日：无所谓的意思是，就算有想法也没什么意思？
孙慧明：对呀，当时最投入的（想法）就是要回去嘛——这个事儿没办成过一次。刚开始不是一个礼拜五封信吗？后来心就淡掉了，反正也没什么盼头，也就不去盼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努力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固有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少说也有二十年了。
星期日：我感觉，你对你自己的内在梳理得很清楚。
孙慧明：去年夏天，我去台湾参加了一个心理工作坊。如果没有上那个课程，也许今天我们不会坐在一起，它对我改变还是蛮大的。
星期日：在工作坊里发生了什么？
孙慧明：课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让大家看到自己一些固有的模式。我发觉我的固有模式就是有壁垒的，有个框框，做什么事情都能受另外一个结果。嘴里说我要好好去学习，积极去工作，但我能接受另外一个结果。讲师说，那是你一直在给自己留一个后门。当时我会这么认为，我不知道坚持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就想，上这个课回来，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意义就是我更多的看到自己，我真的要关注一下自己，自己的内心。
星期日：这样的一个声音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孙慧明：这么说吧，有一个自己的东西，突然之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找不到了，也许是生活的经历在上面盖了一层一层的沙子，盖得越来越久，越来越厚，就都不知道埋到哪里去了，而那个课程帮我把它挖出来了。
星期日：挖出来会带来什么感觉呢？
孙慧明：突然之间就很轻松。我们一个班有六十个人，一起相处了四天，第二阶段，老师设计了一个环节，问大家，你能记住同班几个人的名字？我几乎是一个都报不出来，大概六十个人只能报出四个，在所有人排到最后面。然后讲师就跟我说，你看到自己模式了吗？当时心里很触动。讲师说“醉生梦死，行尸走肉”，那八个字，对我真的是当头棒喝，我想，之前好像一直就是这样。我现在回头去看看上课之前的照片，就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的，不太喜欢笑的，总是皱着个眉头，你看，我眉间的皱纹很重的。我一直就像一个充不满的电池。学习、工作、结婚，对生活什么都是随便啊。后来整个身体状态也会变坏。初中的时候我包揽所有运动项目的第一名，后来有些运动都懒得去做了。再后来就感觉自己亚健康了，生病了。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夏天，上班坐在开空调的办公室，披着外套，浑身出冷。在台湾上完课回来我想，原来，人一直是有两块电池的。一块是心里的电池，只有心里的电池充满了，身体的电池才充得满。我心里的电池一直不满电，再怎么运动啊，我的身体也不会满。我以前觉得，就那样呗，也没什么。但上过课以后，我对生活真的有了一个方向。突破壁垒，蛮痛苦的，但我开始相信，我可以有别的选择。
2000年春节，孙慧明回到大庆家里。在大庆，他心情特别舒畅，北方的冬天蔬菜少肉食多，一个假期，体重从128斤飙升到156斤
星期日：你小时候在相册上写“千万里、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那么现在，你自己的家在哪里？
孙慧明：现在的家，在上海，大庆是故乡，是记忆中的家。
星期日：家和家乡的区别是什么呢？
孙慧明（思考了很久）：家，就是家人所在的地方吧，父母、妻子、孩子都在上海，上海就是我的家了。家在哪里，归属感就在哪里，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但我比较恋那边的（指大庆）。我愿意回去，愿意谈论，谈论本身就是回忆。
星期日：你觉得自己是上海人吗？
孙慧明：我觉得我是新上海人。我和新上海人没什么区别，除了春节。大庆是我的根，离开那里以后，就没有在哪个地方扎根的愿望了。我挺喜欢上海，但也没有觉得非在上海不可。现在的上海，有新上海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外来务工的，老外，就像一杯鸡尾酒，一层层的边缘，会有一些相融，但还是分层的。
孙慧明的家，离徐汇滨江不远。夏夜，这里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一个好去处。江风习习，吹来淡淡的江水的气息，和江船柴油发动机的油烟味。人们在长长的沿江步道上走路、跑步、遛狗。小孩子坐在滑板上，从极限运动的斜坡上溜下来，又爬上去，一遍接一遍。年轻人仰躺温热的水泥斜面上，望着夜空。夜空中有稀朗的星星，和小灯泡闪烁的风筝，就像是一片片静止的烟火。
每天晚上，只有在家，孙慧明都会带着孩子来这里。他经常招呼父母一起来，不过看起来他们更乐意在家看看电视。到了江边，小孩一会儿就混入了孩子堆了，而他就沿着1.5公里的暗红色塑胶跑道跑个来回。
这是生活中很平凡的一幕，却也是不平凡的。那是孙慧明正在重新建设自己的生活，把自己从沙子底下挖出来。
“无论是当年我父母离开上海，还是后来我回到上海，都像是被时代的浪潮打过来、席卷走的，那不是我们真正的选择。而现在我可以思考和选择，我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生活。”
小男孩在台阶上撞了一下，蹭破了皮，瘪着嘴地爬到了爸爸的身上。孙慧明抱了他一会，然后让他站在滑板上，不紧不慢地推着他走。
他说，他没有告诉父母，接受了这样一个采访，不过，等到报道出来后，会拿给父母看。“我的父母从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时代里学到的是如何生存，所以当年让我回上海，是想给予我生存的保障和传承。而我现在应该学习和自己、和家人有些心灵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