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耕农：急需城市关怀和温暖

《广州日报》报道，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代耕农，在大朗镇犀牛陂村，8岁的罗勇珍的父母就是代耕农，一家人居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临时砖瓦房里。在异乡四处漂泊是代耕农二代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好多孩子没读完初中就辍学或到附近工厂打工，或像父母一样开启代耕生活。  广泛存在于珠三角地区的代耕农是历史遗留产物，也是城市必须面对的一个时代命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工业化兴起，本地农民洗脚上田、率先致富，而他们原先耕种的田地面临抛荒危险。在此之际，周边欠发达地区包括广西、江西等地的一些农民来到珠三角，通过签订租种合同、负责缴纳农业税等，成为“代耕农一代”。虽然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在工厂的打工者转而做起了代耕农，但舆论广泛讨论的代耕农群体，主要是指很多年前就来珠三角种地的农民。  代耕农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城市有限的耕地夹缝中生存，已经长期脱离原籍乡土，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本地户口身份，面临住房、子女读书、社会保障等种种难题。与其他在工厂打工的外来务工者相比，代耕农面临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和严峻。一方面，他们虽然离开了家乡农村，但现在主要从事的仍是自己的农业“老本行”，因而其职业技能相对比较单一，并未得到很大的提升和扩展；另一方面，他们不像在工厂的打工者那样缴纳社保，很多人的社会保障待遇仍是在原来的农村老家，但很少有机会享受原籍的医保待遇等。  似农非农、似工非工，这种尴尬的身份伴随着代耕农，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城市化推进，代耕农耕种的田地逐渐被征用，可种的田地越来越少，就像三十年前一样，这个漂泊的群体再次面临焦灼的历史选择：想继续种地，就只能在不同的地方不断辗转，寻找新的可租种的田地，现实是，可种的田地越来越少；想进工厂打工，年龄偏大、技能缺乏等是门槛；想重新返回家乡，原来的房屋等已经破败、生活方式不适应，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毫无疑问，关注和解决代耕农问题的起点，须正视和尊重历史问题，给这些漂泊的人们以现代城市应有的制度关怀和社会关怀。如果说三十年前，因为承包责任制不准撂荒、存在农业税负担等原因，最早的一批代耕农曾是珠三角受欢迎的人，那么，三十年后，快要走进历史的代耕农，就不应该被城市视为边缘化的群体，这是现代城市应有的包容和负责任的态度。当下，最紧要的就是各界要帮助代耕农，着力解决他们最现实的难题，包括住房、子女读书等，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