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业思维为社会组织发展开路

        去年6月，罗湖家园网的知名网友“罗湖再生”在罗湖区民政局注册了一个民办非企业组织——以深圳河古称“罗溪”命名的罗溪社会服务社。最近，该机构最为人熟知的项目是在罗湖7所幼儿园推广垃圾分类教育。

        家园网创办的7年时间里，“罗湖再生”的头衔变化了几次。一开始他的论坛马甲“罗湖再生”更有名：发投诉帖子言辞犀利，也爱琢磨“大”问题，还参加过为罗湖区未来发展献计的征文比赛；后来他发起“家园议事厅”项目，领着一群义工，请来政府各个部门和居民，张罗着罗湖各类公共问题的讨论，还组织几个网友写过罗湖区民间版政府工作报告“罗湖九章”；而随着罗溪社会服务社的成立，“苏鹏”这个名字才出现在罗湖居民的视野中。

        苏鹏说，写“罗湖九章”时，自己全凭对罗湖的热爱与忧虑，而运营罗溪社会服务社时，自己更类似于企业经营者。经商多年的他不讳言，比起社工机构，自己更想做“社会企业”——以市场化的思维来运作罗溪社会服务社，“寻找商机”让项目盈利，用利润去提升专业技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艰难起步

        3个月没有项目  “垃圾”中找到点子

        罗溪社会服务社刚成立时，曾经有整整3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苏鹏继续着他的老本行——分析政府工作报告。3个月后，在罗湖区文明办关于“居家学堂”的年度计划里，苏鹏终于找到了项目点子。

        以往在深圳各区，“居家学堂”的“基本套路”是养生或文艺讲座，但苏鹏发现，这些讲座一是内容跟民政部门的讲座有诸多重合，二是群众基础不够——居民更愿意在网上获取这些知识，“街道办往往还要帮着找观众”。而政府大力推进的控烟、垃圾分类等事务在社区却缺乏细致的宣导，“‘居家学堂’的本意是促进社区的文明礼仪，垃圾分类主题是不是更接近？”

        “我想做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垃圾减量分类教育项目，它不说教，有参与和互动，而且也真正把政府需要解决、需要居民配合的事跟居家学堂结合起来。”苏鹏说。经过4个月的调研，苏鹏带着初步方案到罗湖区文明办找相关负责人商讨。此前，苏鹏的“罗湖九章”已为罗湖区政府内部所熟知，这份方案又切中了罗湖区文明办的兴趣点。很快，方案得到了罗湖区委、区政府的肯定。今年开始，罗湖区文明办正式将7所幼儿园确定为垃圾分类教育试点单位，并购买了罗溪社会服务社的项目，期限为1年，区城管、环保、教育部门也共同参与到项目的运作中来。

        刚接触垃圾减量分类教育项目时，许多幼儿园园长担心这事“很麻烦”，“就像许多上级委派的临时任务一样”。有园长甚至告诉服务社的工作人员，“不用来了，我们上报图片给你们就可以了”。

        然而，项目启动之后，罗溪社会服务社的工作人员定期去试点幼儿园商议教学方案的举动，让园长和老师们发现，垃圾分类教育不仅仅是“摆摊做个展览”而已，园长们甚至专门给苏鹏发来短信，“他们都意识到垃圾分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之前许多幼儿园根本就没有做过垃圾分类的教育，一开始大家都很没头绪”，参与这一项目的罗溪社会服务社工作人员闫丽娜回忆，参与设计罗湖区第一份垃圾分类课件时，大家天天聚在一起讨论怎样才能针对孩子的心理特点，设计出有表现力的课程。在试点幼儿园，绝大部分孩子都很快学会了将垃圾准确地放入不同垃圾桶。一位家长告诉闫丽娜，就连自己看了孩子们的话剧表演后也觉得，“不把垃圾分类丢就不自在”。

        垃圾分类教育也衍生出一个新的议题——试点幼儿园的孩子们上学时常说，“老师，我家楼下没有分类垃圾桶”。这也印证了罗湖区城管部门最初的顾虑：生活垃圾分类只在深圳少部分居民小区进行试点，“教育做好了，周边配套没有跟上，会不会影响居民的热情？”

        “等到配套都做好了再做教育，就太晚了。”在苏鹏看来，垃圾分类的教育和实际操作不该成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讨论，“居民意识的养成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他将垃圾减量分类教育视为3—5年的事业，“持续不断才会有结果”。

        ■谨慎运营

        不按市场规律办  政府项目将不接

        从罗湖家园网上单打独斗，到发起“家园议事厅”项目组，再到成立自己的社会组织，苏鹏自认是个“有多面性的网友”。他说，成立罗溪社会服务社的初衷是想从“以兴趣为主的研究团体”转做“专业性的社会团体”，“家园议事厅只是一个项目，我需要一个专业机构和一群专业的工作人员”。

        罗溪社会服务社的成立被苏鹏概括为“先有组织，再有项目”。延续了以往家园议事厅话题跳跃性颇大的风格，这个服务社的定位也有颇多弹性——除了承接罗湖区政府的舆情分析和垃圾分类教育之外，罗溪社会服务社也做许多商业课题的研究，包括为一些城市和商圈设计整体营销方案。“想在政府资助之外，找到自己的产业化运作。”苏鹏说。

        这里的工作人员构成也比较另类——他们大都是金融、市场营销等专业的毕业生，苏鹏的招聘要求是“不一定要社工专业毕业，但要做事细致、有能力做社区服务、会用市场思维想问题”。在谈到自己所在的罗溪社会服务社时，闫丽娜习惯说“我们公司”，她也清楚，自己的“公司”跟一般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会考虑有利于社会的事”，“以垃圾分类来说，想盈利的公司是不会做这个项目的”。

        苏鹏说，写“罗湖九章”时，自己全凭对罗湖的热爱与忧虑，而运营罗溪社会服务社时，自己更类似于企业经营者，“义务的事一个人可以去做，一个社会组织不能去做，起码要让工作人员活得有尊严”。经商多年的他不讳言，比起社工机构，自己更想做“社会企业”——以市场化的思维来运作罗溪，“寻找商机”让项目盈利，用利润去提升专业技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对社工机构，苏鹏有自己的敬意和畏惧。“如果建立一个社工机构跟政府合作，最有可能采用岗位购买的制度”，岗位社工在持续性、可积累性和服务内容方面的诸多弊端令他望而却步，“如果项目化运作没有在深圳被普遍采用，政府换再多招标方式，都是换汤不换药”。关于“社会企业”的未来愿景，苏鹏并没有想出具体的方案，可以确定的是，“主攻的特色项目不是社会工作，而是根据政府外包需要和市场需求来规划服务方向”。

        “政府跟社会组织合作时应该意识到，以往权力资源能够达成的事其实不是免费的，社会组织并不是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苏鹏回忆，一次某政府部门出钱请罗溪社会服务社做现场宣传活动，规定了场次和效果，却没有将人工成本计算在内，当苏鹏指出这一点时，对方却建议他“可以用义工”。苏鹏对此感到不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找义工联？专业机构的服务就必须考虑人工支出。”

        虽然很想跟政府建立良性互动，但苏鹏还是直接拒绝了一些政府对购买服务的邀请，因为这些政府部门提供的价格较低，无法保证服务社的收支平衡，“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去做事，抛了绣球我们也不敢接。每个部门、每个项目背后都有几个社会组织盯着，你不做也有人做，但作为社会组织必须考虑生存”。

        ■发展困惑

        草根组织难抗衡枢纽型社会组织

        尽管在深圳率先设计了幼儿园垃圾分类教育的课程教材，但苏鹏也直言自己的担忧：“政府明年对我们的经费安排还会不会继续？政府明年是不是还认为这个项目的推广很有必要？”在他看来，1年时间可以把教材做好，但要把课程推广到罗湖140多所幼儿园甚至更多中小学校，则需要更多时间。

        目前，罗溪社会服务社共有8位工作人员在参与“居家学堂”的运作，而苏鹏每天都在琢磨，服务社未来是否能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经费渠道是否足够通畅，“不能让我的机构陷入停滞状态，让工作人员空在这里”。因此，在人员招聘方面，苏鹏的态度也格外谨慎，“扩充自己力量的进度很缓慢”。

        苏鹏说，在目前的资金渠道之外，他还在寻找自己的备选计划。去年开始，罗湖区在深圳率先设立了总预算为5000万元的社会建设与民生创新项目资金，苏鹏查阅罗湖电子政务网的经费使用公示后感到并不乐观：这些经费中一部分被拨付给了罗湖区34个社区服务中心，其余资金所支持的项目大都属于团委、妇联等枢纽型社会组织或民政局名下的组织，“基本上没有草根组织的身影，市场化、专业型社会组织受益少，申报热情不高”。

        在他看来，社会建设与民生创新项目资金的申请者中草根组织寥寥，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宣传不够，另一方面是“钱花得越少越好”的价值取向仍普遍存在；另外，一些草根机构对能否跟政府按合同办事也存有疑虑。

        苏鹏坦言，从项目运作的角度看，单项金额低的项目或许不可持续，或者缺少整体运作的前景，希望社会建设与民生创新项目资金的评选者在注意价格的同时，也留意到项目策划水平、推广力度跟成本的关系。

        “人们总以为是社会组织能力差，无法承接政府下放的项目，但实际情况是，政府下放项目过于分散，又规定一个组织只能申报一项，这样我们能生存吗？”苏鹏也希望，罗湖能够出台政府购买服务的详细清单，在社会服务项目的下放、外包和监管中规范运作，继续铺平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渠道。

        ■观点

        鼓励社会组织探索更好模式

        “目前深圳的草根社会组织类似于‘八仙过海’，他们都在各自尝试和发展之中，很难说有特别好、特别成熟的模式可供参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长江说。他认为，罗溪社会服务社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用“民办非企业”来定位更为确切。但目前，任何模式的探索都要政府给予宽容和支持，以鼓励这些组织探索出更有价值的发展方式。

        在他看来，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想状态是“承担大部分社会服务，不同群体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而目前中国的状况是大部分资源仍在政府手里，“短期内要想促进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政府的扶持非常重要”。另外，与一些公益基金会和企业下设的公益基金相比，政府投资的公益项目更能够保证公共服务不偏颇。于长江亦指出，“政府购买”跟市场意义上的“购买”有一些差别，它更类似于“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财政支持的方式建立一种协同服务的方式”，在一些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投入大于产出的项目上尤甚。

        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主任梁宇东指出，对许多公益基金会和企业而言，捐赠不是问题，难的是找到体现公益价值的项目。于长江亦表示，社会组织在考虑未来发展时，比起筹资渠道，更重要的是寻找和设计出具有实效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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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里“长”出社会组织》

        新闻追踪

        木棉岭留守儿童

        夏令营明日开启

        南方日报讯  （记者/刘昊）又到了全国各地留守儿童来深与打工父母团聚的暑假，“小候鸟”今年是否能安全快乐地在深圳“栖息”？本月15日，木棉岭社区留守儿童暑期夏令营又将开营了。这次夏令营计划时间为40天，参与者的人数也比去年更多，公告刚贴出两天，就有120多名孩子报名。

        过去的两年里，“看罗湖”一直持续关注木棉岭来深务工子女的夏令营活动。两年前，这个举社区之力兴办的假期小学堂面临着经费、人手、专业程度不足的困扰；去年，随着专业社工机构“接手”，通过项目运营的方式申请民政经费，加上社工细致专业的课程设计，夏令营比以前安排得更周到，也更加贴合儿童的心理特点。

        而今年除了延续往年的课业辅导、亲子沟通、游览深圳、安全教育等内容之外，社工们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法制小记者”“环保银行”等一系列活动。

        “因为社工机构的加入，留守儿童的夏令营从‘草台班子’变得更加专业，这5年来也积累了不少口碑，接受服务的孩子从湖北扩大到其他省份。”负责这一项目运营的贵良社工服务社理事长胡桂梁说，5年来，因为暑期夏令营发挥的作用，楼房稠密、路窄坡陡的木棉岭在夏天没有发生过一起儿童受伤事故。

        胡桂梁同时也是木棉岭湖北洪湖流动党支部书记，见证了夏令营运营的全过程，因为相信专业社工的力量，去年他还报名参加了社工考试，“太忙，没复习好，今年又报了名，继续来”。

        但与去年得到罗湖区民生创新服务项目资金的支持不同，今年的夏令营仍在筹资之中。胡桂梁透露，东晓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向他保证，“一定想办法解决经费的问题”。他坦言，目前有一些企业有意向想要帮助留守儿童夏令营解决资金问题，但因为担心“政策把握不准”，贵良社工服务社暂时没有接受他们的善款，“希望得到更多政策上的指引，努力寻求跟一些基金会的合作”。

        从城中村“的哥”中间走出来，更明白身边的“的哥”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需要什么。目前，贵良社工服务社在留守儿童暑期夏令营之外，还开发了针对的嫂、外来老人等群体的服务。最近，社工们正在做的项目是“绿色家庭”，想要“寻找城中村里的环保领袖”，而这抹“绿色”也将进入流动儿童暑期夏令营之中，孩子们将在课堂上学到垃圾减量分类的知识，将他们收集到的可回收垃圾存入“环保银行”。

        “希望能开发出更多更好的项目，打动政府和社会力量。”胡桂梁说。

        策划/统筹：吕冰冰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刘昊  实习生  朱碧菲  本版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