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
技术工人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的重要内涵。当前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许多一线员工都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如何提升技能，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在城市落地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我国制造业的一些环节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但是制造业企业升级并不是简单的机器和设备的升级，产业转型升级对一线员工的技能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技术工人的缺乏，在一定意义上和芯片一样，也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卡脖子”问题。据统计，在全国超2亿的技能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仅有5000多万人，高级技工缺口高达2200万人。人社部发布的今年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有58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一线制造业企业的高级技能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制造转型的重要阻碍。
传统制造业企业面临着一线员工“技术水平低，流动性强”的现实问题。这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产业发展历史有关，目前许多制造业企业的一线工人大多为农民工群体。从事一线制造业的员工中，农民工群体的比例达到了60%，成为我国制造业用工的主要来源。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很强，根据2020年8月苏州市统计局发布的规模以上用工情况调查报告，2020年上半年，苏州企业招录新员工与离职员工占期末从业人数的比例均接近25%，也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换了工作岗位。
农民工群体流动性比较大，也影响了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难以塑造制造业员工的职业荣誉感。在他们看来，自己在制造业的从业就是“打工”而不是“职业”更不是“事业”。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意愿也越来越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呈现出较强的“短工化”趋势，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频繁。很多企业并没有建立成熟的内部职业晋升通道，尤其是一线员工很难突破职业上升天花板。有的工人干到30多岁，就感觉一眼望到尽头，没了奔头。这也导致一线员工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没有动力钻研提升技术，只能从事基本的低技能工作，影响企业技术的传承与积累。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不断完善工人教育与技能培养体系。然而，当前职业教育存在技术培养与实际需求相脱节的问题。职业学校毕业生掌握的技能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调研中，一线制造业企业的一位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告诉笔者，“招的职校学生到企业都要补课”。
企业是培养技能人才的重要力量，《意见》也强调推进产教融合，发挥企业在职业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吉利集团通过打造企业内部的“学习共同体”，为一线劳动者创造更好的培训条件和职业能力，建立企业内生型的高技能人才体系。因此，必须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通过需求导向和产教并举、校企一体的新模式，培育出大量跟企业需求适配度较高的人才；也必须健全企业内部职业成长体系，让每一个员工都有提升技能、向上流动的渠道，提高产业工人对企业的认同感、职业荣誉感。
技能型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企业作为一个产业用人主体，也在职业技能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结合生产需要，建立学习共同体，在培养劳动者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企业通过提高员工的通用性人力资本，提高员工适应企业升级和技术变迁能力，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企业的内生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更能让一线劳动者实现从农民工到技术工人的全面转型，提升工资待遇和社会声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付 伟 宋庆宇，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